南平市图书馆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论辩的主题，朱子45岁时始言陆学不足，在46岁鹅湖之辩与陆学公开分歧，49岁开始集中批评陆学，至陆象山去世后十多年时间也没有停止与陆学的论辩。朱陆之辩中朱子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变化的过程，55岁前朱子对陆学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委婉的，并且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能转向，与陆学反复商讨，希望二人都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不要偏废一边。从55岁开始对陆学展开严厉批判，直言陆学“高”“大”“颠”“狂”“异”，对象山的批评不留情面；57岁时朱子见两家已经陷入竞辩之端于是提出调停；58岁后对陆学全面否定，直指陆学乱道误人；至63岁象山去世后，朱子仍没有停止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朱子批评陆学言识心之弊，不知以穷理的积累去实现“识心”，从气禀与穷理的角度证明穷理的必要，批评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对江西气象贻害后学的情况十分担心。直至朱子晚年判陆学为禅，体现出与45岁时批评象山“有禅的意思”一以贯之，但程度有加深。由此可见，从朱陆之辩的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朱陆学问始终不相契，所以可知历史上对朱子做出“朱陆晚同”或者“朱陆早同”的判断不符合朱陆之辩的学术史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朱陆二人在涵养工夫上的分歧还体现在二人采用了不同的涵养工夫方法。朱子涵养工夫的主要方法是涵养须用敬，主敬涵养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而象山反对持敬工夫，认为持敬是二程杜撰的，缺乏圣贤之学的依据。陆学认为涵养即孟子的求放心，发明本心，二者在学术脉络上体现为以孔门为宗和以孟子为宗的分歧。除此之外，朱子与象山在对主静、诚、立志、克己复礼等工夫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体现出朱陆涵养工夫内在系统的不一致性。在对主静的理解上，朱子反对以主静持敬，反对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批评佛家以静坐为坐禅，其实也在批评陆学。在对“克己复礼”的理解中，朱子晚年以礼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强调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在复礼上完成，反对只言克己不言复礼，认为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克己说得太高，反对禅学只言克己，复礼工夫都落空，可以看出朱子也是依此批评陆学的。在对诚理解上，朱子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并区分出诚与敬的工夫内容的不同，认为持敬与诚意要逐处做工夫。但是象山反对合说诚敬，主要是反对持敬，朱子以实解释诚，象山以诚为诚体，将诚的工夫理解为存诚。在对立志的理解上，朱子言持敬与立志是相互配合、表里粗细的关系，批评象山以圣人为志，立论很高，但轻视下学阶段的工夫，最后结果导致空有议论。如此说明，朱陆不仅在对涵养与穷理关系的理解上不相契，对涵养工夫本身的理解，以及涵养工夫建构及地位也可以说无法契合。需要指出的是，朱陆涵养工夫终不能相契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心性论的不同，朱子晚年十分重视气禀对心、性的影响，并注意到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判陆学与告子的义外说无异，最终落入禅学。朱子认为禅学是心理为二，儒学是心理为一，但是陆学虽言心与理一，却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与禅学的问题一样。正是基于对气禀和私欲的影响的重视，朱子晚年更加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强调下学阶段工夫的积累最后上达至贯通的境界，体现出朱陆在成德路径上的区别。朱子与陆学分歧不在于某一工夫上的理解不同，而是由心性论的不同以至于成德工夫路径上的分道扬镳，由此可知，历史上为了证明陆学、心学与朱学不相异而提出的朱陆晚年为同的观点不符合朱子本身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