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与湖湘学派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主要集中与湖湘学派在心性论和工夫上的论辩，至朱子45岁时结束。朱子以心统性情作为心性论基础，以心贯通未发已发，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湖湘学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涵养落实在已发后，朱子认为湖湘学派缺少了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没有涵养心之全体，只是涵养心之一端，显得急迫。在《仁说》阶段，朱子与南轩辨析性情关系，批评南轩“以万物一体为仁”“以公言仁”，批评胡广仲“以知觉训仁”，认为都是不辨心性、性情和已发未发的表现。在工夫次序上，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认为察识重于涵养，朱子则强调涵养工夫要落实于未发之前，所以涵养要先于察识、重于察识的基本观点。基于与湖湘学派的论辩，未发前涵养工夫、涵养和察识的关系成为朱子46岁前关注的核心问题。以45岁时的《观心说》为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基本完成，也标志朱子心性论和基本工夫架构的确立。此后朱子开始对二程及门人做内部的检查，并转向对陆学的注意。正是因为朱子46岁前确立的涵养工夫和48岁时确立以《大学》为工夫规模，朱子在中晚年以后的涵养工夫思想才有了同时对辩陆学和浙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并且，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实际上给湖湘学者思想的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湖湘学派部分学者已经接受了朱子涵养要在未发之前的观点。朱子晚年后基于对诚意工夫的重视，省察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朱子提出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的观点，可以说是朱子晚年对湖湘学派重视省察的观点的重新采纳。另外，受到胡宏的启发，朱子晚年提出“居敬以持其志”的观点是对主敬涵养的重要补充，但朱子也对五峰言立志居敬的观点做了检查，朱子提出五峰重视立志与居敬，忽视其间一大段的格物穷理工夫，将工夫都说成向内而没有向外，所以工夫格局不够广大，气象显得急迫。
  （二）与二程及门人
  从心性论上看，朱子在《仁说》阶段批评龟山“万物一体为仁”，又批评谢上蔡“以知觉训仁”，说明朱子对性情之辨的强调，体现出对程颢门人心学倾向的警惕。对此陈来认为：“批评以万物一体为仁使人脱离了人的本性及其现实表现，而使仁学失去其内在意义。朱子又批评谢上蔡‘知觉言仁’可能导致认欲为理而忽略了仁学的规范意义。这两点可以说都是针对大程子以下的心学传统而言。”①朱子晚年对上蔡“以知觉为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主要针对陆学而发，朱子发现陆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以知觉为仁，则工夫会落入禅学。对于未发已发的思想，朱子晚年多次强调不能固守程门以未发为“耳无闻、目无见”，认为应当从子思、孟子的观点中去体会未发已发，遵从《中庸》主旨，并且朱子晚年还指出伊川言“凡言心者，皆指已发”是不恰当的，说明了朱子晚年对程门心性思想的检查。朱子最终改变中年时期以应事接物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以《遗书》中“才思即是已发”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也说明了朱子对二程思想理解的成熟与深化。
  从工夫上看，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以持敬为成德工夫的第一义，认为持敬可以对治气质和私欲，体现出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遵从，《仁说》之后朱子对伊川的观点做出检查，立场上遵从“敬则无己可克”的思想，但同时提出克己复礼的工夫作为持敬工夫的必要补充，到中晚时期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体现出对克己复礼思想的进一步重视，但本质上仍是以敬言克己，晚年后朱子才有了突破。朱子晚年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是工夫后的境界，持敬与克己两个工夫都各有优点，持敬平实，克己复礼快速，二者要逐项做工夫，最后比较平稳地处理了持敬和克己的关系，体现出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说明朱子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修正。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中体现出对心学倾向的警惕，朱子晚年强调不以“复理”解释复礼，即反对二程和大程门人以“复理”解释复礼，因为说复礼则克己工夫有落脚的地方，所以朱子提出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要在复礼上完成，如果只说“复理”，则克己工夫悬空。朱子批评谢上蔡以我视、听、言、动的克己工夫没有以礼作为规矩准绳，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将工夫说得太快。朱子又批判佛老克己以后不言复礼，从而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最后引申到对陆学的批评，体现了朱子重视外在的伦理规范准则和理性主义精神。除此之外，朱子与二程在持敬与诚的关系上的理解也有不同，朱子中年时期提出“敬可为诚之之一事，不可专以敬为诚之之道”，也是对明道所言“诚敬一事”的说法进行补充和说明，中晚年时期将诚的工夫落到诚意上说，诚的工夫有了实际的工夫对象和独立的工夫地位，晚年时期提出诚与敬要逐项做工夫，说明朱子晚年对诚的工夫更加重视，体现了朱子对二程工夫思想的修正以及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
  （三）与象山及陆学门人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论辩的主题，朱子45岁时始言陆学不足，在46岁鹅湖之辩与陆学公开分歧，49岁开始集中批评陆学，至陆象山去世后十多年时间也没有停止与陆学的论辩。朱陆之辩中朱子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变化的过程，55岁前朱子对陆学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委婉的，并且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能转向，与陆学反复商讨，希望二人都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不要偏废一边。从55岁开始对陆学展开严厉批判，直言陆学“高”“大”“颠”“狂”“异”，对象山的批评不留情面；57岁时朱子见两家已经陷入竞辩之端于是提出调停；58岁后对陆学全面否定，直指陆学乱道误人；至63岁象山去世后，朱子仍没有停止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朱子批评陆学言识心之弊，不知以穷理的积累去实现“识心”，从气禀与穷理的角度证明穷理的必要，批评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对江西气象贻害后学的情况十分担心。直至朱子晚年判陆学为禅，体现出与45岁时批评象山“有禅的意思”一以贯之，但程度有加深。由此可见，从朱陆之辩的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朱陆学问始终不相契，所以可知历史上对朱子做出“朱陆晚同”或者“朱陆早同”的判断不符合朱陆之辩的学术史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朱陆二人在涵养工夫上的分歧还体现在二人采用了不同的涵养工夫方法。朱子涵养工夫的主要方法是涵养须用敬，主敬涵养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而象山反对持敬工夫，认为持敬是二程杜撰的，缺乏圣贤之学的依据。陆学认为涵养即孟子的求放心，发明本心，二者在学术脉络上体现为以孔门为宗和以孟子为宗的分歧。除此之外，朱子与象山在对主静、诚、立志、克己复礼等工夫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体现出朱陆涵养工夫内在系统的不一致性。在对主静的理解上，朱子反对以主静持敬，反对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批评佛家以静坐为坐禅，其实也在批评陆学。在对“克己复礼”的理解中，朱子晚年以礼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强调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在复礼上完成，反对只言克己不言复礼，认为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克己说得太高，反对禅学只言克己，复礼工夫都落空，可以看出朱子也是依此批评陆学的。在对诚理解上，朱子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并区分出诚与敬的工夫内容的不同，认为持敬与诚意要逐处做工夫。但是象山反对合说诚敬，主要是反对持敬，朱子以实解释诚，象山以诚为诚体，将诚的工夫理解为存诚。在对立志的理解上，朱子言持敬与立志是相互配合、表里粗细的关系，批评象山以圣人为志，立论很高，但轻视下学阶段的工夫，最后结果导致空有议论。如此说明，朱陆不仅在对涵养与穷理关系的理解上不相契，对涵养工夫本身的理解，以及涵养工夫建构及地位也可以说无法契合。需要指出的是，朱陆涵养工夫终不能相契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心性论的不同，朱子晚年十分重视气禀对心、性的影响，并注意到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判陆学与告子的义外说无异，最终落入禅学。朱子认为禅学是心理为二，儒学是心理为一，但是陆学虽言心与理一，却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与禅学的问题一样。正是基于对气禀和私欲的影响的重视，朱子晚年更加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强调下学阶段工夫的积累最后上达至贯通的境界，体现出朱陆在成德路径上的区别。朱子与陆学分歧不在于某一工夫上的理解不同，而是由心性论的不同以至于成德工夫路径上的分道扬镳，由此可知，历史上为了证明陆学、心学与朱学不相异而提出的朱陆晚年为同的观点不符合朱子本身的学术立场。
  （四）与浙中吕氏及门人
  朱子与浙中学者的学术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在吕祖谦去世前，朱子为了对峙陆学有意与吕祖谦达成一致战线，故朱子言陆学之失大多是在与吕祖谦、吕子约等浙中学者的论学中阐发的。吕祖谦去世后，陈亮入狱，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欠缺涵养工夫导致支离、功利的问题。朱子从55岁开始在对峙陆学的同时对峙浙学，与吕氏门人的对话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朱子认为吕氏门人穷理不以持敬涵养为本导致支离和事功，强调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建议浙中学者读书要先读书“四书”等圣贤之书，立下为学主旨。对于浙学欠缺持敬工夫的情况，朱子晚年的批评更加严厉，并且朱子认为在陆学不重穷理和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之间，不重持敬涵养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对浙学的批评从55岁后持续至朱子晚年，这个过程也是朱子论辩陆学及门人的过程，说明了朱子在阐述涵养与致知的工夫关系上同时对峙陆学和浙学的完整立场，没有偏向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