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45岁时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已经基本完成，朱子开始反思自己在与湖湘学派论辩的过程中因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而将持敬抬得过高。随着《仁说》中确立了仁体的地位，克己复礼工夫受到重视，敬与克己的关系就成为朱子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朱子对涵养工夫之间关系的第一次检查。《仁说》前朱子主要遵从伊川的“敬则无己可克”的观点，提出“持敬则无须克己”“克己就是持敬”，直接以持敬作为为仁的工夫。《仁说》后朱子认识到克己复礼是为仁的重要工夫，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并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认为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提高了克己复礼的地位，但是朱子同时提出克己复礼是颜回的方法，对资质要求很高，建议以持敬为涵养的主要工夫，工夫比较平实容易，说明了中年时期持敬仍是第一义的工夫。朱子提出“克己持敬并举”是反思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开始。中晚年时期，朱子避免多言“克己在持敬之上”，提出“敬是立脚处”“敬与克己须俱到”的观点，一方面仍以敬解释克己工夫，因为持敬工夫平实，克己工夫对资质要求太高，认为伊川“敬则无己可克”虽然省事，但此事甚大、甚难，体现出朱子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另一方面，朱子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内容做了区分，提出二者须俱到，说明了朱子在保持主敬涵养的立场上，为克己工夫提供了独立的工夫意义。
  进入晚年后，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做了修正，改变了中年时期以“克己复理”诠释“克己复礼”的观点，提出不能以“复理”诠释复礼，将工夫重点落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提出克己复礼在克己与复礼上都要做工夫，但不是两件事，克己的内容是复礼，礼是克己与复礼的规矩准绳，克己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晚年一方面以克己复礼作为下学的工夫，将为仁作为上达的工夫，只有先克己复礼才能实现为仁，这是朱子晚年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强调，朱子由此批判象山言克己过于直接，教人“当下便是”，也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工夫说得太快；另一方面朱子将克己工夫落实到复礼上完成，是警惕大程门人直接以“复理”解释复礼，如此则克己没有复礼作为规范，克己工夫被悬空。朱子同时依此批判佛老言克己以后不言复礼，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这是朱子晚年将克己工夫规范化的理性伦理的体现，也是朱子晚年言工夫的精密之处。基于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发生了变化，朱子对敬与克己复礼关系的理解也有进一步修正，朱子继续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做反省，认为此事甚大、甚难，认为伊川将敬的工夫说得太高，强调“敬则无己可克”是工夫后的境界。朱子认为克己在持敬之上，克己是较快、较高的工夫，持敬为较缓、较平实的工夫，以乾坤二道比喻克己与持敬，认为二者各有优劣，要逐项做工夫。钱穆认为朱子言克己与持敬和致知并立为三，其看到了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重视，但是克己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克己在涵养工夫的范围内，是对主敬的重要补充。
  对于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钱穆认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三次变化，他说：“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认为朱子单独提出克己工夫是在主敬涵养之后，改变了朱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变成持敬、克己与致知三足鼎立的工夫架构。从持敬与克己的关系上看，可以说持敬与克己是并立的两个工夫，但如果将克己与持敬、致知并立为三，则改变了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所以对钱穆这个判断是需要慎重对待的。综合朱子从中年时期开始至晚年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关系的梳理可知，朱子持敬与克己工夫的关系不仅只有三变，朱子中年至中晚年时期主要认为“敬则无己可克”，以持敬解释克己，克己工夫没有下落处，但《仁说》之后也同时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即钱穆所说的持敬之外兼用克己。至晚年时朱子确实有很多克己在持敬之上的论述，说明朱子晚年对克己工夫的重视，但朱子同时提出二者相资相成，是互相配合、内外参合的关系，并且朱子至去世前强调克己与持敬要逐项做工夫，二者各有优劣，这都说明朱子最终没有将克己置于主敬之上，也说明克己复礼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而与持敬和致知并列为三，在涵养工夫的内部可以说克己与持敬并立，但是克己复礼没有推翻朱子涵养须用敬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朱子晚年持敬与克己的最终关系，也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平稳和严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