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189年后朱子与象山绝笔，但是朱子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并没有停止，相反在象山去世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朱子都没有停止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一方面是朱子对象山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陆学门人的批评，因为陆学在当时影响很大，极大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朱子最终上升到对儒家道统的担忧。
  许行父谓：“陆子静只要顿悟，更无工夫。”曰：“如此说不得。不曾见他病处，说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风便骂将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见他不是，须子细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穷理。既知他不是处，须知是处在那里；他既错了，自家合当如何，方始有进。子静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说得他！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恐反为子静之笑也。”①
  由引文可知，许行父提出陆子静只要顿悟，没有其他工夫，朱子马上提醒许行父不能这样说。朱子认为许行父对陆子静的批评没有抓到要害，不能从根本上驳倒他。现在的人批评陆子静大多也是跟风，没有找到陆子静的根本错误。朱子指出陆子静问题的根源在于不穷理，但朱子也认可陆子静重视以涵养为本，指出现在的人不如象山用功，没有资格去批评他。朱子言“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是指浙中学者欠缺涵养工夫，其问题比象山不重穷理更严重。在此，朱子肯定了象山的涵养工夫，否定他人对象山顿悟的批评，说明朱子在此还没有从工夫路径上批评象山。1189年朱子致信邵叔义说：“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不谓渠乃自暴扬如此。……吾人所学，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当以此等气象举止为戒耳。”②朱子直言陆子静“殊无义理”，认为其言论封闭藏匿，不敢广示他人，提出为学主旨是要先自己见识分明，持守正当，即持敬和明理不偏废一方，并劝告别人以子静的气象、举止为戒。同年，朱子还致信赵子钦提出在与陆子静的交流中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子静后来得书，愈甚于前。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①朱子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比以前更严重，其问题并不在于不重涵养，而是将涵养架得过高而不做更为细密的穷理工夫，如此所涵养的本心也会失去，最后导致人欲横流而不自知，他所说的心上的工夫也不能安在。在此，朱子批评象山不重穷理而导致工夫高悬，语气很重。次年朱子又致信姜叔权、汪长孺，以‘江西气象’批评二人。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学问气象？顷见其徒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正是如此，更无少异。恐是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张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异事，甚不便也。长孺所见亦然。但贤者天资慈祥，故于恻隐上发，彼资禀粗厉，故别生一种病痛，大抵其不稳帖而轻肆动荡，则不相远也。正恐须且尽底放下，令胸中平实，无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当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批评姜叔权说其学问全与江西气象相似，认为他与陆学门人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都一样。朱子又说汪长孺也是如此，圣人天资慈祥，所以能发于恻隐，但枉长孺天资和禀赋都粗劣，所以没有发出恻隐，不仅不稳妥还轻肆动荡，朱子建议他们放下这种高谈阔论的习惯，令心中平实。同年朱子又致信汪长孺说：“别纸所论，殊不可晓。既云‘识得八病，遂见天理流行昭著，无丝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气盈矜暴之失，复生大疑，郁结数日，首尾全不相应？似是意气全未安帖，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气象。……此须放下，只且虚心平意玩味圣贤言语，不要希求奇特，庶几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后观书，此又转见诡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详审，不可容易也。”①朱子认为汪长孺受到象山影响，全似江西气象，批评他不重视读书穷理的工夫，气象诡怪多端。朱子建议姜、汪二人先把高论放下，令心中平实，虚心体会圣贤言语，不要在奇怪臆想的言论上求道理。1193年，象山已去世一年，朱子对子静的批评仍然很重，认为象山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大抵近年风俗浮浅，士大夫之贤者不过守文墨、按故事，说得几句好话而已。如狄梁公、寇莱公、杜、范、富、韩诸公规模事业，固未尝有讲之者，下至王介甫做处，亦模索不着。……子静旅榇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见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许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②
  朱子认为近年风气日益浮浅，士大夫中的贤人不过也是只守文字，流于空谈，受到江西气象的影响很大。朱子提出见陆子静平日拍大头、胡叫唤，说明陆学的弊病不是一日两日突然就如此的。然而陆子静的学说颇为流行，不仅损害贤者的志向也加重了愚蠢之人的过错，不知陆学的祸害什么时候能停止，许行父似乎已经受到江西陆学的毒害。由此可见，在象山去世之后，朱子仍旧没有停止对象山的批评，甚至提出江西陆学是影响当时学术风气的祸害，可见朱子对陆学批评的程度。1195年，朱子又致信廖子晦提出吴伯起也受到陆学风气的影响。
  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门人说话，自谓有所解悟，便能不顾利害。及其作令，才被对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做押录，即逐日抱文案去知县案前呈覆。更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它去做，况主簿乎？吴不能用，竟至愤郁成疾而死，当时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许多下情，所失愈多。虽其临机失于断决，亦是平日欠了持论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说吴伯起不做讲学求义的工夫，后来听了陆子静门人说话，就认为自己有很多领悟，便不顾利害，高谈阔论以至于被罢免官职，都是因为他平日不持守。朱子认为如果他能够应事接物，即使被罢免主簿，也不妨碍做别的，最后因为不被重用竟然愤郁成疾而死。朱子认为如果他当时能放下高论，在平日中多做持守工夫，可能不会到忧愤至死的地步。1196年，朱子致信孙敬甫言陆学对近年学术风气的影响，朱子依然批评陆学高谈阔论、不重穷理明义，认为陆学应事接物的能力太差。要之持敬致知实交相发，而敬常为主，所居既广，则所向坦然，无非大路，圣贤事业，虽未易以一言尽，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如陆氏之学则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俦匹，其徒传习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若只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诚之域也。然在吾辈须当知其如此，而勿为所惑，若于吾学果有所见，则彼之言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来矣，切勿与辨以起其纷拏。①
  在此，朱子提出持敬与致知要互相发明，如果以持敬为主，则居敬穷理肯定是朝着成德的方向，不会与圣贤之道相差太远。朱子提出陆学近年表现出肤浅偏僻、自视甚高的问题，而且其门人当中也有能修身齐家治理政事的人才，但因为陆学的为学宗旨本来是从禅学中来，无法掩盖。在此指出了陆学造成不好的学术风气的根源原因在于宗旨来自禅学。朱子举晁文元、陈忠肃等人都曾坦白承认受到禅学的启发为例，提出既然如此则不必遮掩隐藏，想要欺骗别人但不能自欺，自欺则陷入不诚的境地。朱子在此提醒孙敬甫不要被陆学迷惑，如果能对朱学有领会，则陆子静的附会、虚假的言论自然能分辨，并告诫敬甫不要与陆门论辩而引起纷争。如此可见，朱子晚年很注意不和陆学门人直接辩论，但没有中断对陆学的批评。朱子在此指出陆学的为学宗旨来自禅学是江西气象的根本原因，说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是很重的，实质上是将陆学判入了禅学，对陆学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儒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