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认为是否承认气禀对心的影响是儒释的区别，也是朱陆之分，朱子认为禅学与陆学都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所以不重穷理，朱子说：“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亦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学》所以贵格物也。”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学虽言心与理为一，但是没有注意到气禀与物欲对心的影响，不知气禀之杂是陆学不重穷理的根源。
  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羇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孟子不说到气一截，所以说万千与告子几个，然终不得他分晓。告子以后，如荀扬之徒，皆是把气做性说了。”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陆子静的学问有很多问题，但根源在于没有注意到气禀之杂，所以把许多粗的、恶的气与心之妙理混淆。朱子认为陆子静只说儒者要断绝利欲，不让利欲任意发出，但是却不知道因为刚开始的气禀不好才任意发出不好的利欲。在此，朱子以气禀说明了人发出不好的利与欲的原因，气禀最终导致人不能诚意，也就是不能自觉地达到完善的境界，所以要通过长久的磨炼才能去除气禀的影响。而陆子静只说从胸中流出的是自然天理，不知有不好的气夹杂在天理中，没有意识到因为气禀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的人成德的努力程度和完成程度的不同。言自然天理是对本心的过分自信。所以朱子批评陆子静看书，不作明理，所以采纳的是粗糙的观点，门人弟子也是如此，无兄无父，只说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有气禀之性的存在。所以二程才说论性不论气是对性认识的不完备，孟子即缺失论气的一截，所以与告子论辩，没有最终的分晓。告子后，荀子、扬雄之徒都把气说成性了，以气为性，则动摇了天命之性。在此，朱子强调要重视气禀对性的影响，如果不重视气禀的影响则论性不完备，也无法重视穷理工夫，但如果把气当成性，即如告子以生为性，则论性不够明白。朱子晚年改变了“新说”时期所认为的持敬可以完全解决气禀和私欲的问题，而强调以穷理对治气禀，以气禀的影响说明了穷理工夫的必要。
  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为此说者，观其言语动作，略无毫发近似圣贤气象，正坐此耳）。是以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若如来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穷理，故此心虽似明白，然却不能应事，此固已失之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从大抵上说每个人之心都万理具备，如果能存得此心，便是圣贤，其他就没有什么工夫了。然而圣贤教人之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从来没有教人只做持守工夫，就是因为此心虽然本具万理，但却因气禀的影响难免有偏，如果不讲明体察，做更加精密的工夫，则此心就会随其所偏流入私欲中而不自知。所以圣贤教人做工夫，虽然以持守为先，而在持守之中又必须即事即物做穷理工夫，如此内外工夫相配合。朱子认为必须如此，才能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如果如项平父所说只做持守本心的工夫，一点不去穷理，则此心看起来似乎明白，但却不能应事，其实已失本心了。认识到气禀对成德的影响，朱子晚年更加注重持敬与穷理二者缺一不可，强调内外工夫互相配合，改变了中年时期认为持敬能变化气质的观点，这也是朱子与陆学工夫分歧的原因所在。
  问：“季通说‘尽心’，谓‘圣人此心才见得尽，则所行无有不尽’。故程子曰：‘圣人无俟于力行。＇”……又曰：“尽心如明镜，无些子蔽翳。只看镜子若有些少照不见处，便是本身有些尘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鹘突窒碍，便只是自家见不尽。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就像明镜一样，没有一点点遮蔽，如果镜子上有少许遮蔽，便是本心还有未光明处，说明朱子以尽心为成德的标准。朱子认为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大多是因为气质偏了，又被物欲遮蔽，所以本心昏昧而不能尽知，这是圣贤之所以重视穷理的原因。朱子又说万理虽本具于心，但还要教人去知此本具之理，才是得理于心。现在人有心却不让自己去穷理知理，所以最终心都发为私意，不能尽心中之理，如果能尽此心中之理，则心洞然光明，事事物物都合于理。在此，朱子以不能穷理则不能尽心的角度说明了不能只守此具理之心，应该要使心知所具之理而使心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才是尽心，在此朱子将尽心诠释为成德的境界，而穷理是达到尽心必须做的工夫。63岁时朱子又致信项平父说明穷理须以涵养为本，所以穷理不在心外。
  所论义袭，犹未离乎旧见。……如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其曰“是集义所生者”，言此气是积累行义之功而自生于内也；其曰“非义袭而取之也”，言此气非是所行之义潜往掩袭而取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义，而此气不生也，是岂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义为外……然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不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来喻敬义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项平父的“义袭”仍然没有改变旧见，孟子言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如此说明所养之气是自己生于心内之气，孟子言“非义袭而取之”即说明此气不是取之于外，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则说明如果心不合于义，则此气不生。朱子又说告子不知气生于内而以义在心外，告子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诚意必须通过讲学省察才能达到，所以敬是为学之本，但穷理却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能分为两节。在此，朱子提出正因为涵养是前提，格致为心内的工夫。1194年，朱子在《经筵讲义》中又说：“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①朱子认为要兼取孟子求放心和二程持敬，而求放心是通过“事中持敬”来实现的，如此则可以涵养本原使本心达到精一、光明的程度，依此成为穷理的根本。
  朱子于1200年又言求放心不在讲学应事之外，朱子说：“若论功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如说‘求其放心’，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后别分一心出外以应事接物也。”②可见，朱子认为所谓的涵养工夫就是在事中对善的坚守、对仁义中正的践行，而没有别的一段涵养本原的工夫，求放心只是在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向外走作，对道理的体察也不是一心来藏道理，又分出一心应接事物，体察与应接都是涵养此心，对此王懋竑认为此是朱子言涵养的“定论”：“廖书在庚申正二月间，此真所谓晚年定论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