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已经讨论了“识心”的说法，当时朱子并没有直接否定“识心”的说法，并且从儒家的立场对“识心”做了解释，以区别禅学“识心”的说法。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书》所谓“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孟子》所谓“物皆然，心为甚”者，皆谓此也。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为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②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儒家做工夫最关键以穷理为先，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然后心之所发才能各有自己的准则，孟子所说“物皆然，心为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此，朱子提出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心才能够依据准则而发，说明了大学工夫的次序。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在心上先致心之知，使其见到心所以为心的道理，否则格物致知过于广泛而没有准则，则其心之所存所发，无法自然合理。在此，朱子以致心之知来解释“识心”，以“识心”为格物致知的前提，实际上以涵养本原解释“识心”。朱子认为佛家也说要见此心、识此心，但是佛家的“识心”、见心的工夫不是尧舜之道，因为不见心中之理，而专认心为主宰，不知心为主宰的原因，如此心则不能免于私欲的影响。由此，朱子说明了儒家和佛家言“识心”的区别，朱子认为儒家的心是本心具理，所以穷理工夫之前的“识心”是识心中之理，为穷理提供是非准则，而“识心”的目的是认识到此心为主宰，保证此心为主宰。佛教的“识心”则是只以心为主宰，而不明白心为主宰的依据在于心中本具之理，所以空言“识心”。可以看出，朱子当时并没有否定“识心”的说法，“识心”能认识到心中万理具备而有成德的标准和可能，所以在朱子53岁时没有反对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①，可见朱子此处以“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进入晚年后，朱子改变了“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说法，以致知解释“识心”，提出“识心”必须经过穷理的积累。
  如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郭”，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耳。所谓“识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幸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邵雍所言“心者性之郛郭”比较贴近地说明了心性关系，但语意未免太笼统，不够细致，因为只说明了心承载性，但没有体现心性关系的核心在于心是身之主宰的原因，在于性是心的道理。在心性关系的基础上，朱子肯定“识心”与致知最为贴近，朱子又强调要知道“识心”并不是认识此心之知觉的功能，而是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而想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就必须以穷尽天下之理为目标，在久久熟练后达到贯通的境界。贯通之后则不用一一去穷理，天下之理都能穷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是学者通过努力做工夫穷理纯熟后融会贯通的缘故。如此可见朱子以致知解释“识心”，“识心”要通过穷理的积累达到贯通的境界。这说明朱子提出“识心”之说本来没有错，但是却被后人曲解误用了。朱子认为“识心”之弊在于专是务虚而又高论狂妄，所以朱子晚年言“识心”之弊主要针对陆学而发。
  近来学者多说“万理具于心，苟识得心，则于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当”，而指致知之说为非，其意大率谓求理于事物，则是外物。谊窃谓知者心之所觉，吾之所固有，盖太极无所不该，而天下未尝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汩于物欲，乱于气习，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开其蔽以复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者，岂皆穷之于外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所以处之者，欲穷其当，则固在我矣。……必也如程子所谓“觉悟贯通，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一毫之不尽，则义精而用妙”，始可以言尽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识心之说，岂一超直入者乎？……恐不可专以庄敬持养、此心既存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纷扰、敬不得行然后为有妄之邪心也。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识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论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见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近来学者喜欢说万理具于心，只要识心则天下之事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由此而认为没有必要做穷理致知的工夫，其中大概意思是穷理是从外物中求理，是心外的工夫。对此，朱子提出知是心之所觉，知觉是本心所固有的，该遍天地万物，所以天下没有心外之物，也没有心外之理，只是因为物欲的遮蔽、习气的扰乱才使知觉被遮蔽而不光明，而持敬、穷理的工夫都是去蔽恢复本心之知觉的工夫。程子说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穷尽其理，但是穷理并不是穷心外之理。朱子以程子言觉悟贯通后才可以言尽心知性为据，提出不经过穷理直言“识心”，工夫太过“一超直入”。在此基础上，朱子进一步提出工夫不能专以持敬涵养，如不务穷理最终难免成为邪妄之心，这是专言“识心”造成的弊病。朱子提出古人对存心的重视是将存心推至穷理工夫，而今人说“识心”则是将理存于心外，古人知得越多越谦虚，但现在的人喜欢高谈阔论又十分狂妄，可以看出朱子在此所批评的是陆学。心固不可不识，然静而有以存之，动而有以察之，则其体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识心者，则异于是。盖其静也初无持养之功，其动也又无体验之实，但于流行发见之处认得顷刻间正当底意思，便以为本心之妙不过如是……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过，此用便息，岂有只据此顷刻间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各得其当之理耶？所以为其学者，于其功夫到处亦或小有效验，然亦不离此处，而其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之弊，已有不可胜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语人，徒增竞辨之端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再次对方宾王提出心固然不能不识，“识心”就是静时存养、动时察识，如此则心之体用昭然明白。在此，朱子又以存养和省察为“识心”工夫。朱子提出近世言“识心”则不是如此理解的，在静时没有持敬存养，动时又不实际去省察，而只是在流行发见之端认得道理，便以此为心之神妙的全部内容，而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而未言及心之全体。朱子认为“识心”之端，不是“识心”工夫。朱子认为只是根据流动发生之端的省察就能在使心在已发后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学者因为工夫小有成效就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上的弊病，坚持以此为“识心”工夫，这是需要注意的。朱子对此很谨慎，他告诉方宾王不要将这话告诉别人，否则只会增加竞辩的事端。此时朱子与象山还没有结束论辩，与陆学门人关系紧张，所以告诉方宾王这个说法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不想徒增竞辩的争端，这显然是针对陆学门人而言的，可知朱子以上批评针对陆学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