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持敬为本，穷理为助
  朱子在中年时期确立了以持敬涵养为成德的根本工夫，晚年后朱子仍然保持持敬存养、持敬为穷理之本、持敬即求放心、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的基本观点。朱子说：“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具于此而得失可验，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①61岁时又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②同年又说：“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近因病后，不敢极力读书，闲中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③进入晚年后，由于年老多病，朱子越发认识到涵养是成德的关键。62岁时又说：“所谓‘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穷理’，此说甚当。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岂是此事之外更无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无可下手处。此本既立，即自然寻得路径进进不已耳。”④在此朱子指出了涵养是成德的根本工夫，是其他修养工夫的前提。65岁时朱子又说：“先立根本、后立趋向，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后，然后自能寻向上去’，亦此意也。”⑤持敬涵养是立根本的工夫，必须先落实，立下根本之后再进一步穷理致知，所以说“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同年朱子又说：“主一无适者亦必有所谓格物穷理者以先后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养必以敬，而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世衰道微，异说蜂起，其间盖有全出于异端而犹不失于为己者，其他则皆饰私反理而不足谓之学矣。”①在此朱子仍以主一无适言持敬涵养，体现出朱子晚年仍遵从二程涵养与致知两大工夫路径，涵养与致知作为成德的两大基本方法，二者不能偏废一方。朱子晚年特别强调持敬与穷理不可偏废一方，偏重任何一方都是错的。他说：“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②朱子认为程子教人，因人而异，如果太理会外面事，则要注意以持敬为本，不能泛然观理，如果只专从里面理会，则要注意穷理的必要，持敬穷理应当一起理会，但是在持敬涵养上必须用六七分力气，在格物穷理上可用三四分力气，可见朱子的成德工夫主要依靠涵养而不是穷理，穷理是对涵养的辅助，他说：“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③由此可见，朱子晚年持敬为本的地位没有改变，涵养依然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2．批浙学支离
  朱子在55岁后开始批评浙中吕氏门人欠缺持守工夫，不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最后流为事功之学，并同时检查自身与浙中学者的支离问题，进入晚年后，朱子继续指出浙中学者欠缺涵养本原的工夫，批评吕氏门人支离。
  然觉得今世为学不过两种，一则径趋简约，脱略过高；一则专务外驰，支离繁碎。其过高者固为有害，然犹为近本；其外驰者诡谲狼狈，更不可言。吾侪幸稍平正，然亦觉欠却涵养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义，盖多得之，已略注其间矣。小差处不难见，但却欲贤者更于本原处加功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当今为学的问题总结起来可以为两种，一种是做工夫路径过于简约，脱略文字，喜欢高论；一种是专务外驰，不重涵养，如此则工夫支离繁碎。明显，前者指陆学，后者针对浙中吕氏门人而发。朱子认为陆学立论过高固然有害，但是贴近根本，而工夫向外求索则诡辩奇怪，更不值得说。可以看出，朱子认为相比陆学，浙学的问题更严重，可见朱子坚持以涵养工夫作为成德的根本，其地位不能动摇。同时，朱子提出自己的工夫架构稍稍平正一些，但还是觉得自己涵养本原的工夫有所欠缺，应该进行反思，同时也建议吴伯丰在涵养本原的工夫上加倍努力。62岁时陆子静还未去世，当时朱子对陆学及门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与浙学相比，朱子认为浙学欠缺涵养的问题比陆学更严重，如此可见朱子批评浙学的程度，但朱子并没有用很严厉的语气或者很重的话语批评浙学。朱子62岁时，郑可学对朱子说不能去见陆子静，担心受其影响学会参禅，对此朱子说：“此人言极有理。吾友不去见，亦是。然更有一说：须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则自不走往他。若自家无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见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羡。若是自家自无住处，忽见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虽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子静之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修身立命必须以涵养工夫为本才能有归处，而浙中吕氏的问题比陆子静不立文字更严重。吕祖俭对朱子说：“今所虑者，非在于堕释氏之见，乃在于日用之间主敬守义工夫自不接续而已。若于此能自力，则敬义夹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②朱子回应：“此正如明道所说扶醉人语，不溺于虚无空寂，即沦于纷扰支离矣。”③可见朱子言空虚针对陆学，言支离针对吕学。68岁时，朱子又致信万正淳批评吕祖俭不知以涵养为本。
  子约之病，乃宾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一向都欲以义为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则孟子数语之中，两句已相复矣，天下岂有如此絮底圣贤耶！子约见得道理大段支离，又且固执己见，不能虚心择善，所论不同处极多，不但此一义也。④
  朱子认为吕祖俭的问题不是不辨义利，而是宾主不明，不以涵养为本。吕祖俭不知言集义所生是以义为主，不知言配义以道时是以气为主，一直以义为主，所以有了偏失之处。朱子认为如果按吕祖俭都以义为主，则孟子言集义所生和配义与道就重复了，圣贤不可能如此烦琐。朱子认为吕子约理解圣贤的道理大段支离，又固执己见，不虚心采纳别人的说法，所以不只与朱子在这点上不同，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朱子认为吕祖俭质朴老实，但看道理不分明，表示惋惜。次年朱子又致信吕祖俭，建议他同时做致知与涵养的工夫，如此才能解决支离的问题。
  窃意贤者用力于此，不为不久，其切问近思之意不为不笃，而比观所讲与累书自叙说处，觉得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胸次为此等丛杂壅塞缠绕，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学后生闻一言且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虽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离纷扰，狼狈道途，日暮程遥，无所归宿也。①
  朱子指出吕子约做读书工夫过于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显得过于烦琐缠绕，不够明白直接，反而不如闻一言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也就是致知与涵养并进，互相配合，如此虽然不能马上有很大的成效，也可以避免工夫支离纷扰及工夫路径过于曲折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