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不以主静言敬
  中年时期朱子明确提出未发前持敬是主静的工夫，因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视，未发前涵养工夫是修养工夫的前提，所以朱子提出持敬应以静为本，基于朱子中晚年开始对主静工夫的警惕，朱子50岁后基本不言主静，朱子晚年也不以主静言持敬。朱子首先将静限制在工夫后的境界上说，朱子60岁时序定《大学》，对于《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得的次序，他说：“所论《大学》之要，甚善。但定静只是知止之效，不须言养之以定静，又别做一项工夫也。”①朱子认为“定静”是“知止”后的工夫效验，不必专门另外做养静的工夫，朱子避免以静为工夫，而将静限定在工夫后的境界而言。所以朱子晚年对延平的“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批评没有之前激烈，但还是对静中工夫保持比较警惕的态度。《语类》载：“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②可见，朱子认为延平“静中体验未发气象”并不是为了“求中”，而只是为了见气象，但如果只往未发上静中体验下去，则可能落入禅学。朱子避免以主静言敬，认为持敬工夫包含了动静两个方面，对于徐居甫说：“主一盖兼动静而言”③，朱子十分赞同，其实是取消了以主静言未发工夫的意义，基于朱子晚年取消了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由此也取消了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工夫的必要，体现出朱子晚年对主静继续保持警惕的态度。同年，对于有人提出的存养要多用静的说法，朱子进行了否定。一之问：“存养多用静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处教人做工夫。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事物以求静。既为人，自然用事君亲，交朋友，抚妻子，御僮仆。不成捐弃了，只闭门静坐，事物之来，且曰：‘候我存养！’又不可只茫茫随他事物中走。二者须有个思量倒断始得。”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存养不必多用静的工夫，因为孔子教人都是在用处做工夫，虽然说主静，也并非为了求静便抛弃应事接物。既然作为人，自然要去完成人伦日用的责任，如果只是闭门静坐，等事物来时不去应接，只说存养，这不是正确的涵养方法。朱子在此指出了人在人伦日用中的责任，静中存养不能作为儒家主要修养方法的原因在于儒家是入世哲学，每个人都要在人伦日用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应事接物的纯粹的静中工夫不符合儒家对人的要求，朱子强调涵养也是在事中存养，而非静中存养。并且，朱子强调所谓的静中存养也不是纯静无动的，他说：“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②事物来时，如果心像一块木头一样去应接，只是一味求静，则心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静的境界。只有在静时能存养，则动时就有力量，只有在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就能静，无论动静都要做工夫，动静工夫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间断。
  对于静中工夫的认识，朱子晚年做了很多讨论，都是在强调静中不是纯粹的静，静中有动，应该兼以动静言持敬。62岁时说：“盖未发之前，万理皆具，然乃虚中之实、静中之动，浑然未有形影着莫，故谓之中。及其已发，然后所具之实理乃行乎动者之中耳。”①同年，朱子又说：“于本有操持涵养之功，便是静中工夫，所谓‘静必有事’者，固未尝有所动也。但当动不动，动必中节，非如释氏之务于常寂耳。”②又说：“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圣贤之言皆贯动静，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闭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识得此心之正，如恻隐羞恶之类于动静间都无走失耳。”③68岁时朱子还说：“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④朱子认为存养是静工夫，是指未发前的存养，静中存养是涵养的一部分，但静时并不只是静，静时思虑未萌，知觉灵明，是静中有动。从朱子晚年的阐述来看，朱子最终取消了主静存养的意义，取消了以静为本的涵养思想。其实朱子中年时期常借张栻“敬字贯通动静，而以静为本”⑤来说明静中工夫的重要性，但晚年朱子将主静限制在“闲时”的状态，他说：“那是就那主静上说。闲时若静坐些小，也不妨。”⑥朱子晚年不以主静来言持敬，这是因为朱子晚年把持敬的重点落到精神专一上解释，精神专一不只限于静的场景，无论动静只要精神上专一就是持敬，这就弱化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工夫的必要性。
  问：“敬通贯动静而言。然静时少，动时多，恐易得挠乱。”曰：“如何都静得！有事须着应。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且如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上；宾客去后，敬又在这里。若厌苦宾客，而为之心烦，此却是自挠乱，非所谓敬也。故程子说：‘学到专一时方好。’盖专一，则有事无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这一句是紧要处。”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提出持敬贯彻动静，但是静时少动时多容易扰乱本心，朱子认为人不可能一直都处于静的状态，有事必须去应接。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无事，想真的无事，除非是死了。从早到晚人都会有许多事，不能说怕事情很多会扰乱本心就姑且去静坐，持敬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事情来临，自家却要主静，心如顽石一般不去应接，就像心死了，更谈不上涵养本心。持敬是在没有应事接物的时候，心里有敬，有事时心在事上，有事无事，持敬工夫都从来没有间断。朱子提出如果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宾客上，宾客离开，持敬还在心上。如果讨厌应接宾客，而心为之烦扰，这是自我扰乱本心，不是真正的持敬，并不是所谓持敬。朱子认为程子以专一解释持敬最能体现持敬的主旨，专一就是说有事无事都要专一，并非无事时专一的工夫，以上表明朱子中晚年后对静的工夫的警惕和对主敬涵养的坚持。
  （二）对静坐的肯定
  朱子中晚年以后慎言主静，将主静限制在“闲时”，与此相适应，朱子也将静坐限定在无事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静坐对存心的意义，朱子说：“‘言有法，动有教，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以为虽静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①学生说天黑了所以没有看书，只是静坐，朱子认为在无事、夜晚休息等时候静坐也是存养本心的方法。65岁时，朱子又肯定明道和延平教人静坐，提出静坐也是必要的工夫，他说：“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②又说：“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无凑泊处。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③这里朱子肯定静坐可以定精神，使道理有地方安放。肯定静坐也是在根本上做工夫，以明道、延平教人静坐说明静坐的必要性。朱子又说：“须是静坐，方能收敛。”④静坐有助于身心的收敛，与持敬工夫相通，二者都是通过整顿身心达到涵养的目的。可见朱子晚年依然肯定静坐工夫的意义，静坐与持敬一样都是在本原上做工夫。
  明道在扶沟时，谢游诸公皆在彼问学。明道一日曰：“诸公在此，只是学某说话，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无可行者。”明道曰：“无可行时，且去静坐。”盖静坐时，便涵养得本原稍定，虽是不免逐物，及自觉而收敛归来，也有个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归家时，便自有个着身处。若是不曾存养得个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敛归来，也无个着身处也。⑤
  由引文可见，朱子以明道教谢上蔡、游酢两位先生无事可做的时候应该静坐来说明无事可做的时候也可以做涵养的工夫。朱子认为静坐能涵养本原，使本心定而不失，虽然不免被外物影响，但等到自觉收敛时，本心有个着落的地方，就像人外出回家时就自然有个安身之处。在此，朱子肯定了静坐对涵养本原、收敛本心的意义，但是将静坐限定在无事时。朱子同时也强调如果没有先存养本心，则盲目地在心外追逐外物，即便静坐能收敛此心，心也没有安放处，在此说明了静坐不是涵养本原的主要工夫，持敬仍是第一义，静坐应该以持敬存养为前提。对此，朱子67岁后又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敛向里面，也无个着落处。”①可见此处朱子对静坐的肯定和限度，69岁后朱子对静坐仍是肯定之中又有限定。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下愈明静矣。”②
  由引文可见，廖子晦提问朱子为何之前认同延平的静坐之说，现在又对延平的静坐之说不以为然，朱子回应说静坐这个问题比较不好讲，如果说在静坐中理会道理，那静坐一下自然无妨，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求静特意以静坐为一项工夫，则不可以。显然因为朱子对主静的警惕，所以对静坐也表达得很谨慎。朱子提出如果能理会得道理明白透彻，心自然静，所以静坐就是要使心无事物的纷扰，如此则道理开始显现，道理已经显现，则心更加明白安静。但是现在的人单以静坐为一项工夫，只是静坐省去其他事中工夫，只是以静求静，并不符合儒家的成德主旨。由此可见，朱子肯定静坐可以收拾身心、集中精神，但是不能只是为了求静而静坐，静坐可以与读书相结合。
  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岂可画为两涂，说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迥然不同！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只是常常见这忠信笃敬在眼前，自然邪妄无自而入，非是要存这忠信笃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于静坐读书时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人静坐时有思念发动的时节，也有思念没有发动的时节，不可以截然二分地认为静坐与读书是不同的工夫。当静坐涵养的时候，也要去体察思量道理，这也是涵养。静坐不是提撕本心，不是用道理去除邪思妄念，而在心中思量道理时邪念自然不会产生，就如言行上常常做到忠信笃敬，则邪妄自然不会影响本心，不是要存一个忠信笃敬的心去去除不忠不敬的心。在此朱子强调了静坐与持敬一样都是涵养一心，持守一心，而不是以心观心。并且，朱子也否定了静坐是耳无闻、目无见，认为静坐时也要思考体察，所以静坐与读书可以同时做，实际上以静坐作为辅助而不是单独的工夫。
  （三）以敬消解静坐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肯定了静坐工夫的意义，也对静坐工夫进行了限制，对于静坐与持敬的关系，朱子中晚年以后便提出静坐要以持敬为前提，进入晚年后，基于朱子对持敬的理解的变化，以及对气禀的影响的认识，朱子进一步重视已发后的穷理和省察的工夫，对静的工夫继续保持警惕的态度，并将静坐限制在持敬之下，实际上最后消解了静坐的意义。
  直卿曰：“况罗先生于静坐观之，乃其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有以见其气象，则初未害于未发。苏季明以‘求’字为问，则求非思虑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虽是如此分解罗先生说，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若会静得，固好；若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①由引文可见，黄直卿认为罗从彦的静坐工夫属于未发工夫，而苏季明以“求中”言，求就需要发动思虑，所以伊川以“既思，则已发”辩苏季明之差，朱子在此否定了黄直卿的观点。朱子提出明道并没有将静坐限于未发上理解，明道也说为学时可以静坐，谢上蔡多说静坐也不妨碍，二者都有小小偏差。朱子又提出道理有静的时候，也有动的时候，不能只在静的地方求道理。朱子最后认为伊川“只用敬，不用静”①的说法比较平稳，朱子认为持敬比主静更加平稳的原因在于从大段纷扰来看，静坐固然可以减少纷扰，但如果去讲学，则不可以有毫发之偏，还是要以持敬为主，因为人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在应事接物。同年，朱子又说：“颜子‘三月不违仁’，岂直恁虚空湛然，常闭门合眼静坐，不应事，不接物，然后为不违仁也！颜子有事亦须应，须饮食，须接宾客，但只是无一毫私欲耳。”②朱子强调无事时静坐固然有好处，但如果只是静坐而不去应事接物，以为不做违背仁的事则不可以，颜子“不违仁”也是有事时应事接物，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私欲，所以静不是目的，专于静坐无法完成儒家成德的标准。朱子说：“但敬便是个关聚底道理，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③可见，朱子认为持敬就是整齐收敛身心，不放纵身心，以静坐求静，耳无闻、目无见，不应接事物不是持敬，所以静坐只能在很有限的不需要应事接物的情况下使用。
  问：“南轩云：‘敬字贯通动静，而以静为本。’”曰：“那是就那主静上说。闲时若静坐些小，也不妨。”因举明道教上蔡且静坐，彼时却在扶沟县学中。明道言：“某只是听某说话，更不去行。”上蔡对以“无可行处”。明道教他且静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④朱子对张栻言“敬以静为本”进行了限定，提出只有在主静的时候持敬才以静为本，此处主静即闲暇无事时，闲暇无事时可以做静坐工夫。朱子又以明道教上蔡静坐的例子来说明静坐不过是暂时没有事才姑且去做的工夫，如果在家有父母要奉养，需要应事接物，不能只做静坐工夫。可见，明道对静坐的肯定也是有限的。积极应事接物是儒家的人生观，静坐作为无事时的工夫，并不是涵养的主要方法，更不能作为逃避的借口，所以朱子说：“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①
  朱子晚年对静坐的限定不仅与其对持敬的理解相关，还与对气禀的重视有关，因为气禀对本心的影响，未发前涵养工夫的作用其实也是受到影响的，朱子越发重视穷理和省察等已发后的工夫，这是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特色。并且，朱子晚年将静坐限定于无事时的工夫，强调不能以求静作为静坐的目的，与佛教的静坐工夫进行了区分。朱子说：“伊川曰：‘心本善，流入于不善。’须理会伊川此语。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这个心教在里，只可静坐，或如释氏有体无用，应事接物不得。”②朱子认为由于气禀和物欲的影响，心难免会流于不善，所以只通过静坐以对治气禀和物欲的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就与佛家的静坐一样都是有体无用，只是存心之本体但不能应事接物。因此，朱子强调一定要将儒家的静坐与佛家的坐禅分别开来，朱子68岁时还说：“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③朱子认为明道教人静坐，是因为当时上蔡、游酢等诸公没有其他事，现在如果没事也可以静坐，但如果特地将静坐作为一件工夫来做，则静坐就成为佛家的坐禅。朱子提出，只要以持敬贯通动静，则持敬与静坐二者之间没有间断处，也不一定要对敬与静坐做如此分别。在此，朱子仍强调不能特地以静坐为一件工夫，静坐要在持敬的涵摄之下，朱子认为这是儒家与佛家静坐的区别，《语类》载：“或问：‘疲倦时静坐少顷，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禅和子样去坐禅方为静坐。但只令放教意思好，便了。’”①可见，朱子认为静坐并不如佛家的坐禅，静坐的目的就是做到不放纵身心，就是收敛，静坐不是佛家的坐禅。可见，朱子晚年虽然肯定静坐工夫对涵养本原的意义，但是朱子对静坐工夫的场景和目的都做了限定，朱子强调儒家人伦的责任和要求，注意与佛家的坐禅相区别，静坐没有单独做工夫的意义，说明了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