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为了避免克己工夫的悬空，以复礼作为克己工夫的内容，如此实际上就把克己工夫落实在复礼上完成，这就说明克己工夫完成也代表了复礼工夫的完成，也就是说克己与复礼实际上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朱子晚年常常强调克己与复礼不是两节工夫。朱子说：“只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便似‘着诚去伪’之类。盖己私既克，无非天理，便是礼。大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礼。若截为两段，中间便有空阙处。”①又必大录此云：“‘着诚去伪’，不彼即此。非克己之后，中间又空一节，须用复礼也。”②朱子认为克己复礼就像“着诚去伪”一样，己私既克，便是复礼，如果有一点私意存在，就不是复礼，复礼是克己的标准和结果，克己的完成即复礼，克己与复礼之间没有间隙，如果有间隙的话就是两节工夫。朱子又补充说“着诚去伪”就是非诚即伪，克己与复礼的关系就像诚与伪的关系，克己即复礼，不是克己之后，中间又空一节再去复礼，如此说明克己与复礼就是同时完成的两个工夫，只是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反说。对此，朱子又说：“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③在此，朱子仍以“着诚去伪”比喻克己复礼，认为克己则礼自复，就像闲邪则诚自存一样，二者本质上是一件工夫的不同说法，除了克己之外没有别的复礼的工夫。在此朱子十分明确说明了克己与复礼的关系，复礼是克己的内容，克己就是复礼，除了克己没有其他的复礼工夫，二者是一件事情、一个工夫，朱子将克己和复礼完全等同，二者同时完成，不能截然二分，也没有先后之分。正如朱子对陈淳说：“‘克己复礼’，不是克己了，又复礼。只克去己私，便是礼。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只说非礼勿视听言动。只克去那非，便是礼。”①朱子强调不是克己后又另外做复礼工夫，克己就是做复礼的工夫，克己的完成就代表复礼的完成。
  对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朱子又说：“‘克己复礼’，一如将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两件事。”②朱子认为克己与复礼二者似乎是一件事又像是两件事，就像水去救火，实际上说明了工夫的正反两个方面是同时完成。64岁后，朱子与亚夫围绕克己与复礼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语类》中所录三段，详略不同，但核心都是在强调克己以复礼为工夫的准则，强调克己在复礼上完成，二者不是两节工夫。
  亚夫问“克己复礼”章。曰：“今人但说克己，更不说复礼。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即是‘克己复礼’之目也。颜子会问，夫子会答，答得来包括得尽。‘己’字与‘礼’字正相对说。礼，便有规矩准绳。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礼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礼便是‘立如齐’。但如此看便见。”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复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也。
  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便至以君臣为父子，父子为君臣，一齐乱了。吾儒克己便复礼，见得工夫精细。圣人说得来本末精粗具举。下面四个‘勿’字，便是克与复工夫皆以礼为准也。”①
  此段是南升所录，是最简略的一段，对于亚夫所问“克己复礼”章，朱子批评了今人言克己复礼的问题表现在只言克己不言复礼，朱子认为孔子所言非礼勿视、听、言、动就是克己复礼的具体节目，说明了非礼是克己复礼的工夫对象，复礼是克己工夫的内容。朱子认为克己复礼中己与礼是相对的，因为有礼，克己才有规矩准绳，说明了克己与复礼是同一个工夫的正反说法，也说明了复礼作为克己的内容和准则的意义。以坐立为例，己是箕踞，礼便是“坐如尸”；己是“跛倚”，礼便是“立如齐”，己以礼作为标准，克己必须按照礼的规范来做工夫，克己在复礼上完成。对于克己与复礼的对比，朱子提出克己是大的方面，复礼是事事都落在心里，克己了便能复礼，以规矩准绳作为克己复礼的标准，所以克己之外没有另外的复礼的工夫。朱子认为是否以礼作为规矩准绳是儒释言克己的区别，佛家只是克己，不言复礼，不以复礼为目的，所以乱了伦常，而儒家的克己工夫最终能复于礼，说明儒家工夫更加精细，说明了儒家工夫本末精粗兼具，非礼、勿视、听、言、动说明了克己复礼工夫以礼作为规矩准绳的意义。此外，《语类》中对于亚夫问“克己复礼”章的第二段记载说明了朱子以礼作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的工夫特点。
  亚夫问：“‘克己复礼’，疑若克己后便已是仁，不知复礼还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与礼对立。克去己后，必复于礼，然后为仁。若克去己私便无一事，则克之后，须落空去了。且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此礼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则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齐，方合礼也。故克己者必须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乃所以为仁也。”……又问：“‘克己复礼’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礼之节文有所欠阙，便是粗者未尽。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细密工夫，一一入他规矩准绳之中，便未是复礼。如此，则复礼却乃是精处。”①
  由引文可见，此段记载所言意思与前文大致一致，都说明了朱子以复礼作为克己的内容，以礼作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克己在复礼上完成，二者是一个工夫的观点。相比上段记载，在此朱子明确表达了儒家的克己工夫是因为有复礼作为规矩准绳，所以克己工夫更精细。对于克己复礼如何区分精粗，朱子认为克去己私是精的工夫，行为上复礼便是粗的工夫，但是如果克己复礼只是去除私意，没有以复礼作为规矩准则，则工夫不够细密，如此看来复礼才是克己复礼工夫中工夫精细的要求和体现。在此，朱子极为精微地分析了以复礼作为克己工夫内容和准则的意义之所在，体现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细密的特点。前段倾向于强调克己以复礼作为规范准绳，潘时举所录第三段则更倾向于强调克己和复礼都要做工夫，因为有克己之后还没有复礼的情况，但二者不是两节工夫，因为克己在复礼上完成。
  时举曰：“先生向所作《克斋记》云：‘克己者，所以复礼；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功。’是如何？”曰：“便是当时也说得忒快了。明道谓：‘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如此等语，也说忒高了。孔子说‘克己复礼’，便都是实。”曰：“如此，则‘克己复礼’，分明是两节工夫。”曰：“也不用做两节看。但不会做工夫底，克己了，犹未能复礼；会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复礼也。”①《克斋记》作于1172年朱子43岁时，因朱子晚年对克己与复礼的解释出现变化，潘时举便对朱子早前在《克斋记》中所言“克己者，所以复礼；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功”②提出疑问，很明显在《克斋记》中朱子认为克己是复礼的原因，克己之外没有别的复礼的工夫，如此将克己复礼的重点落在克己上，以克己作为复礼的标准，不需要做复礼的工夫，对此，朱子直接检讨自己当时将克己复礼说得太早了，同时朱子还批评了明道克己自能复礼的观点，明道认为能克己就不需要学习礼文制度，自然能复礼，朱子认为明道将克己说得太高。这就说明在克己复礼中朱子将重点转移到复礼上，复礼是克己的内容和准则，也是克己完成的标准。潘时举的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了“克己自能复礼”，则克己与复礼是否分为两节工夫，对此朱子提出不用将克己与复礼做两节工夫看，并解释说不会做工夫的是克己后不能复礼，会做工夫的人才克己便能复礼。在此，朱子仍然强调不能将克己与复礼作为两节工夫来看，但是也提出了克己与复礼关系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克己后还有不能复礼的情况，如此说明了复礼有自己的工夫意义，克己复礼要同时在克己和复礼上做工夫，但二者从境界上说是同时完成的，后来朱子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克己，须着复于礼。”贺孙问：“非天理，便是人欲。克尽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说克己了，又须着复于礼？”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复于礼，故圣人对说在这里。却不只道‘克己为仁’，须着个‘复礼’，庶几不失其则。下文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缘本来只有此礼，所以克己是要得复此礼。若是佛家，尽有能克己者，虽谓之无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复得礼也。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若但知克己，则下梢必堕于空寂，如释氏之为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克己需要在复礼上做工夫，贺孙则提出克尽己私，便是天理，为何克己之后又必须复礼。朱子回答说从道理上看固然是克己了便是理，但是也有心上知克己但在行动上不能复礼的情况，在此朱子以知而不行的道理来说明有知克己但行不能复礼的情况，克己复礼最终的要求和准则要落在复礼上完成，所以朱子指出孔子没有只说“克己为仁”而说“克己复礼为仁”，下文又紧接着说非礼勿视听言动，显然克己必须落在复礼上完成，克己的目的就是要复礼。朱子认为这也是儒家与佛家言克己工夫的区别所在，佛家认为克己就是克去己私，没有以复礼作为准则，但是圣人的教化却以复礼为主。如果只知道克己而不知复礼，则工夫必堕入空寂，落入禅学。朱子在此所言应是针对陆学而发的，工夫悬空、落入禅学，这是朱子晚年对陆学的一贯评价，朱子不仅从不穷理的角度批评陆学，也从涵养的具体方法上与陆学相区别。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晚年以复礼作为克己的内容和准绳，复礼也是克己的目的和结果，这与中年时期以“复理”作为克己的效验是不同的。中年时期，朱子以“复理”解释复礼，复礼没有单独的工夫意义，只是克己的结果，克己复礼从工夫上被简化为克己，“复理”只是克己的结果，不能成为克己的规范，也就是说中年时期的克己工夫是没有外在的规范作为要求和标准的，其工夫内容只是自己的私欲，如此不仅复礼没有存在的意义，克己工夫也有悬空的倾向，这是朱子晚年时特别注意的。朱子晚年对复礼的地位的落实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细密以及伦理化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与朱子晚年重视《仪礼》是一贯的。1197年3月朱子《仪礼集传集解》大成，后来更名为《仪礼经传通解》，《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也被统摄其中，这说明朱子有意将理与礼贯通，礼是理的内容，理是礼的灵魂与精神，这也体现了朱子晚年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朱熹晚年礼学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对《仪礼》的重视。与弥漫于宋代学界中的疑古思潮相比，朱熹似乎是要恢复对《周礼》的迷信，实则不然，朱熹正是以理学的理性主义重新认识到了《仪礼》《周官》中所蕴含的儒学真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自己新儒学所揭示的‘道统’所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