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晚年言涵养工夫没有改变中年时期已提出的“涵养须用敬”“敬为彻上彻下”“敬贯动静”“持敬无间断”等基本观点，朱子晚年后重视气禀对心性的影响，以气禀的影响说明了成德的艰难。基于对气禀的重视，朱子晚年更加强调明理体察的工夫以对治气禀的影响，强调穷理工夫要做到贯通的境界，体现对穷理致知和省察诚意工夫的重视。由此说明，朱子晚年基于对气禀的影响强调穷理工夫，朱子改变了中年时期认为只要涵养就能变化气质，认为持敬可以去除私欲，敬则无己可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气禀的影响不能推翻朱子以“心具众理”“心如谷种”“心统性情”等命题所确立的性善论，气质之性的善恶不能改变本然之性为善的基础，所以朱子晚年基于气禀的影响而强调穷理工夫，但没有改变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所确立的主敬涵养作为成德工夫第一义的地位。
  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大抵上每个人都“心具万理”，如果能存得此心便是圣贤，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工夫。但是圣贤教人之所以有许多不同的工夫路径，而没有教人只持守本心，就是因为此心虽然本具万理，但是因为气质的禀赋而使心难免有偏失，如果不去做讲明体察的精密工夫，心往往会随着气质之偏而堕入私欲当中而不自知。所以圣贤教人做工夫，虽然以恭敬持守为先，但在持敬当中又必须使心在事事物物中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在此朱子说明了持敬为先，但是因为气禀的影响，又要在持敬中做穷理工夫，持敬穷理二者互发，内外合作。朱子以气禀的影响说明了格物穷理工夫的必要性，但没有取消持敬为先的地位。同年，朱子与陈安卿在通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思想，朱子说：“人之所以欲全体此心而常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专，使胸中光明莹净，超然于气禀物欲之上。”②可见，朱子认为人如果要保持本心之全而使心为一身之主宰就要做主敬致知的工夫，从而使内心洁净光明，甚至能超出气禀物欲对成德的限制。可以看出，这与朱子“中和新说”时期将变化气质和消除私欲的工夫都落在持敬上已经不同，朱子强调穷理明义对克治气禀影响的重要性，在对治私欲的工夫上补充了克己复礼的工夫，但是持敬涵养仍然是成德的第一位的工夫。当有学生提出是否需要以持敬工夫来对治气禀的影响时，朱子则回答说：“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个主宰，方始恁地变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无四边渗漏，更无走作。”①在认识到气禀的影响之后，朱子仍以持敬涵养确立心之主宰的地位，持敬涵养作为成德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没有改变。除了持敬和致知，朱子还引入克己、立志等其他工夫作为补充，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性。
  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于气禀，蔽于私欲，则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贯通。如人疾病，血气不运于四支，则手足顽麻，不知痛痒，而医者亦谓之不仁。人能有以体乎仁，必其无一毫之私得以间其生生之体，使之流行贯注，无有不达，无有不遍，然后为能全其心之德、爱之理也。此颜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与圣人居处恭、执事敬、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处，正欲使工夫缜密也。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人心不明的原因在于被气禀拘束、被私欲遮蔽，如此则生生之道停止，天理不能发用，心理不能贯通。就像人身患疾病，血气运行不流畅则手脚麻痹没有知觉，不知痛痒，医生则认为这就是不仁。人本有体察仁的能力，心之全体必须没有一毫私欲才能流行发用，通达周遍，如此才能全此心之全德，全此性之全体。朱子在此指出气禀和私欲对本心的影响，强调要以克己、敬恕、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工夫来对治气禀和私欲，如此则工夫更加缜密。此处体现了朱子晚年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后，对圣人及先贤所言修养工夫全面的重视，持敬、致知是去除气禀物欲的工夫，克己、立志、恭敬、省察都是对涵养工夫的重要补充，如此体现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系统化和严密化。但是，持敬和穷理是最主要的两大工夫，朱子说：“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气禀物欲所昏，故须持敬治之，则本然之理，自无间断。”①又说：“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②可见，朱子认为正是因为气禀和私欲的影响，所以持敬工夫不能间断，也正是基于气质和私欲的影响，所以要重视穷理工夫。65岁时，朱子在《经筵讲义》中还提出小学、大学工夫都是为了去除气禀和物欲的影响。
  臣又尝窃谓：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下之理，固已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又曰：“《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赖有此篇尚存。其他则莫如《论》《孟》。”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之性，说明了万理本具于心，但人自从出生就有了血气肉身，不可避免地受到气质之偏的限制，并且在后天又受到私欲的遮蔽，所以人心虽本具万理但不能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导致最后乱其伦理，陷于邪僻。正因为如此，古代圣王才要设置学校，对天下之人进行教化。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坚持做工夫，必定能去除气质和物欲的影响，最终恢复本性，恢复人伦秩序。对于为学次第，朱子以《大学》为成德的入门之学，其他还有《论语》和《孟子》，由此可以看出，朱子晚年以“四书”为工夫规模。除此之外，朱子还强调了省察工夫对治气禀的作用。
  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且如人虽知此事不是，不可为，忽然无事又自起此念。又如临事时虽知其不义，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觉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终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见善欲为之时，此是真心发见之端。然才发，便被气禀物欲随即蔽锢之，不教它发。此须自去体察存养，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讲学求义的工夫不可以缺少，但必须从自己身上做工夫。如果只是从口上说，不过一两天就完成了，难在做工夫上。就像人虽然知道这件事不对，不可以做，忽然无事时又自己起来这个念头。又比如临事时虽然知道这件事不对，明知不能做，却又不知不觉去做了。又如做好事，初心本来自己要做，最终又不肯去做。以上朱子所言三个情况都是不诚意和自欺的表现，朱子认为人心本善，见善欲为是善心的发见之端，但是此心才发出，便受到气禀的禁锢、物欲的遮蔽，无法发出善端，所以必须自己去做体察存养的工夫，这里的体察存养指省察以完成诚意的工夫，除了持敬存养，朱子晚年也将省察列为存养工夫的范围。
  由上分析可知，朱子晚年基于对气禀和物欲的影响的重视，其修养工夫都不能绕过气禀和物欲而言，基于气禀对心性的影响，朱子晚年更加认识到成德的艰难，说明了持敬涵养、致知、克己、省察、立志等各个工夫的必要性，也是基于气禀的影响，朱子强调穷理和省察等已发后的工夫，但是持敬涵养作为成德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没有动摇，如此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体系的缜密。在这一点上，唐君毅对朱子存在误解，唐君毅亦认识到朱子重视涵养工夫以对治气禀的影响，但却认为朱子的涵养劣于象山。他说：“朱子盖早已意谓其前诸贤之以直下识仁，或察识本心为工夫者，皆不知人之气禀物欲之杂，而其工夫乃皆不能无弊者。由是而后，朱子有其涵养主敬，致知格物穷理为先，而以察识省察为后之工夫论，以救其弊。然朱子则未知其所言之工夫论，亦不能无弊；复未知欲救一切功夫之弊，则正有待于象山所谓自信其本心，而发明其本心之工夫。”①唐君毅认为朱子因为认识到气禀的影响而提出了主敬、穷理致知和省察等多个工夫，但是无法做到完全的缜密，因为要真正解决一切问题，只有依从象山的发明本心的工夫。但是，朱子认为象山发明本心的提出是因为他不言气禀对心的影响，所以相信发明本心就可以成德，唐君毅自己也说：“所谓象山之发明本心之工夫，即具有朱子所谓涵养工夫，而自有其胜义者，即象山所谓发明本心，此本心之自明自立，亦即其所以自保养。……此中贤之不同，亦唯在朱子之言涵养，乃是相对于此气质之昏蔽，而用此工夫为对治，却未能信此工夫即此本心之自呈用，或本心所自起。然象山之发明本心，则要在自种种限隔中拔出，既能拔出，即可不见有气禀物欲之蔽，为所对治。”②朱子曾在中晚年言立志工夫时提出“信得及”是第一义工夫，对本心的认识和相信当然是成德的第一动力，持敬涵养是成德的根本，但不能完成修养的所有要求。气禀和私欲对人的影响是必然的现实，是无法绕开的问题，朱子认为气禀使本心昏聩，道理不明，本心无法自明自立，或者已经明理，相信本心自明，但在行动中做不到，或是不自觉地流出的念头，这都是气禀影响的体现，所以不得不做穷理和省察的工夫，克己复礼、立志工夫也是如此，朱子对以上修养工夫的地位的落实其实是符合前人的工夫思想的。可以说，正是基于气禀的认识，朱子认识到成德的艰难，才对涵养工夫做了许多补充，体现出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