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晚年时期朱子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阐述，是与湖湘学派辩论为核心，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强调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序，不从未发已发的区分上过于言二者之分，而更侧重从涵养与省察的作用中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他说：“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工夫，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省察。遇事时时复提起，不可自怠，生放过底心。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①朱子认为，存养要落实于未发之前，已发后还要省察，无事不省察，涵养要无间于动静语默，无时不涵养，而省察则因事而发，这是朱子中晚年言涵养与省察的基本观点。朱子更多地从二者相互的工夫意义言二者的工夫关系，中年时期主要言分的关系，现在言分的关系，也言合的关系。
  （一）持敬为主，省察为助
  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朱子“中和时期”着重论述的内容，主要针对湖湘学派而发，已经确立了涵养先于省察的工夫次序，也体现出朱子中年时期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强调。中晚年时期，朱子延续此前的观点，继续对胡宏《知言》中的一些问题做深入辨析，继续强调涵养先于省察的工夫次第。
  因论湖湘学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处，然亦大有差失……如论齐王爱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见者，以答求放心之问；然鸡犬之放，则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则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发见于物欲之间，然后求之！如此，则中间空阙多少去处，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况操存涵养，皆是平日工夫，岂有等待发见然后操存之理！”①
  朱子认为湖湘学者崇尚《知言》，《知言》固然有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大偏差，如其中以受到私欲影响的已发之心来解释“求放心”，将“求放心”工夫定位于已发后。朱子认为已发之心已经受到私欲影响，如果“求放心”等到天理发见后才去求，就像房屋丢失了财物，到城外去抓贼，显然已经来不及。朱子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在贼还没来时守好房门，即在未发前守好本心，则本心不会放失，也就不用外求了。朱子认为操存涵养是平日工夫，不能等到已发后再去操存，涵养于未发之前是朱子对于涵养与省察关系的基本立场。朱子在面对湖湘学派时注重强调涵养工夫的重要性，中年时期以孔门教人详于持敬而略于省察来说明持敬的地位高于省察，中晚年时期朱子仍以孔子论说为据，从习与察的关系来说明涵养重于省察。
  “习矣不察”，人多错看此一语。人固有事亲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终不识其所以然者，“习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识其所以然也。习是用功夫处，察是知识处。今人多于“察”字用功，反轻了“习”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扰扰，转觉多事。……故夫子教人，只说习。……孟子恐人不识，方说出“察”字。而“察”字最轻。“习”字最重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常人往往对“习察”的认识有误解，比如很多人固然有孝、亲、信的行为，却常常不知道之所以要孝顺的道理，这就是“习矣不察”。察是“识其所以然之理”，而不是普通的观察，所以习和察的区别在于习是做工夫的地方，而察是知道、认识的地方，道德修养的重点落实在习而不是在知上，所以习是重于察的。但是今人却往往多在知与识上用功，而轻视了习的工夫，而孔子教人也是重习而轻察，孟子因为怕人不识本心之善才说出察，实际上孟子“求放心”也是习，不是察。由此可见，在操存涵养和省察之间，朱子重涵养的立场没有改变，成德最主要靠的在操习中持守本心而不是只停留于察识。在确立持敬为本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朱子也肯定省察对持敬有辅助作用。
  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或问：“持敬易间断，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为此事最难。曰：“患不省察尔。觉得间断，便已接续，何难之有！‘操则存，舍则亡’，只在操舍两字之间。要之，只消一个‘操’字。到紧要处，全不消许多文字言语。若此意成熟，虽‘操’字亦不须用。”②
  朱子认为首先要落实持敬的工夫，持敬是立脚处，是所有修养工夫的根据。朱子还是以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作为基本的成德路径。在此基础上，朱子对于持敬容易间断的问题，提出要通过常常自省来解决，如果常常省察，持敬就不会间断。对于有人提出要做到持敬不间断是最难的地方，朱子也是回答说问题在于有没有省察，省察时就能发现持敬工夫有间断，发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接续上了，所以持敬无间断也不是很难。朱子又引孟子所说“操则存，舍则亡”一句来说明持敬只是在操和舍之间，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操习，由此操存涵养主要还是操习而不是省察，朱子提出如果能将持守本心的工夫做得纯熟，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操习，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此，朱子说明了省察对持敬不间断具有辅助的意义，但是主要还是依靠操习本身，因为省察也要在操习中才能落实，朱子说：“示喻静中私意横生，此学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当以敬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为何事，就其重处痛加惩窒，久之纯熟，自当见效，不可计功于旦暮而多为说以乱之也。”①私意是学者不可避免的通病，省察到私意是很不容易的，但省察到私意时更应该以持敬为主，深刻体察私意萌发的原因，如此将私意去除。可见，在持敬和省察之间，持敬仍然是根本的工夫，省察只是持敬的辅助，二者在已发后互相发明，持敬行于省察之中，二者互相配合。
  相比之下，朱子在中年时期言涵养与省察主要是强调涵养要先于省察，重点在于明确涵养于未发之先地位。中晚年时期朱子除了坚持涵养先于省察的立场之外，更主要从工夫所发挥的作用的角度区分二者的主次地位，并且也肯定了省察对持敬的意义。肯定持敬与省察的互相发明，说明朱子对省察作用的进一步肯定。所以当湖湘学派胡季随说：“涵养工夫实贯初终，而未发之前只需涵养，才发处便须用省察工夫。至于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①朱子表示赞同，可见胡季随已经完全接纳了朱子涵养于未发的工夫思想，也认同了涵养工夫对省察工夫的意义，也认同了朱子涵养与省察互相发明之说，这是朱子对湖湘学派影响的体现。晚年后，随着省察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朱子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二）戒惧与慎独
  前文已指出，朱子在《集注》时期改变了以戒惧和慎独为涵养的观点，将慎独从涵养中分离出来，以戒惧为涵养，以慎独为省察，所以戒惧与慎独的关系也是涵养与省察关系的重要部分。在中晚年阶段，朱子延续了《集注》时期的讨论，继续对此前的修正做进一步的说明，多次提出自己“旧说”有误，如今已改定。
  所示诸说，似于《中庸》本文不曾虚心反复详玩，章句之所绝、文义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说，展转相高，故其说枝蔓缠绕，了无归宿。……恭叔所论，似是见熹旧说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处有未尽耳。当时旧说诚为有病，后来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乃是彻头彻尾、无时无处不下工夫，欲其无须臾而离乎道也。又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乃是上文全体工夫之中，见得此处是一念起处、万事根原又更紧切，故当于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隐而见，自微而显，皆无人欲之私也。此是两节，文义不同，详略亦异。……前段即卒章所谓“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后段即卒章所谓“内省不疚，无恶于志”，文义条理大小甚明，从来说者多是不察，将此两段只作一段相缠说了，便以戒慎恐惧、不睹不闻为谨独，所以杂乱重复，更说不行，前后只是粗瞒过了，仔细理会，便分疏不下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胡季随对《中庸》文本没有反复琢磨，对其中章句、文义的意思没有了解透彻，所以其说过于枝蔓缠绕。朱子此处提及潘恭叔似乎看到朱子“旧说”而产生疑问，肯定其疑惑得有道理，但在一些转折的地方还没有把意思表达出来。朱子认为“旧说”诚然有问题，但后来大多已经改定了。大致上说《中庸》中的戒慎工夫是彻头彻尾、无时无处不下的工夫，而谨独是在一念起处开始的省察工夫。可见朱子明确将戒惧和慎独阐释为持敬和省察。朱子进一步提出戒惧和谨独两节的文义不同，详略也不同。前段所说“戒惧”是“不动而敬”的“敬”，后段所说的“谨慎”则是“内省不疚”的“省察”，文义条理都已十分明白。朱子解释说因为没有好好体察其中的分别，结果将两段工夫混为一段工夫缠绕地说，把戒慎恐惧理解为慎独，所以会出现杂乱重复的说法。朱子此处说“从来说者多是不察”将两段工夫缠绕地说，是与开头其批评胡季随对《中庸》的理解枝蔓缠绕相互呼应，显然胡季随的问题在于混淆了戒惧和慎独的工夫，将戒惧和慎独都理解为涵养而没有认识到慎独是省察的工夫。
  同年，朱子又致信胡季随，在信中引用了多种关于戒惧和省察关系的观点，并做了点评，如潘恭叔说：“戒惧者，所以涵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慎独者，所以省察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后。”②朱子对此认为：“此说甚善。”可见朱子以戒惧为涵养工夫以慎独为省察的思想十分明确。对林一之所说：“戒惧乃所以慎独也，涵养省察之际，皆所当然，未发之前，不容着力，只当下涵养工夫。来教得之。‘省察于已发之时’，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①朱子提出：“作两事说，则不害于相通；作一事说，则重复矣。不可分中却要见得不可不分处，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复说作两节？”②在此，林一之提出戒惧是慎独工夫的原因，戒惧和慎独不可以分开，但朱子认为戒惧和慎独分为两个工夫不影响二者互相贯通，如果作为一件事来看，则重复了，应该从不可分中去理解二者不可以不分开的地方在哪里，如果二者真的不可以分开，那《中庸》没必要重复将戒惧和慎独作两节说。在此，朱子强调要将戒惧和慎独分为两个工夫来认识，但又要看到两个工夫的相通之处，胡季随说：“戒谨、恐惧、慎独，统而言之，虽只是道都是涵养工夫，分而言之，则各有所指。独云者，它人不知己所独知之时，正友恭所谓‘已发之初’者。不睹不闻，即是未发之前，未发之前无一毫私意之杂，此处无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说到遏人欲处。已发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处不放过，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说，自见端的。”③朱子对此回应说：“此说分得好，然又须见不可分处。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实相为用也。”④胡季随认为虽然戒惧和慎独都属于涵养工夫，但二者有分别，戒惧的工夫是未发前没有私意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做遏止人欲的工夫。但慎独的工夫是在已发后，是遏止人欲的工夫。朱子认为胡季随分说得极好，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分的地方，二者不可分的地方就像兵家的攻守工夫，各是一个事情却互相配合使用，互相贯通，戒惧是慎独的前提，同时戒惧行于慎独之中，而慎独又是戒惧的助益，这与朱子阐述持敬与省察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看出，朱子中晚年时期言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更多地从做工夫上进行分析，言二者之分，也言二者之合，此后朱子更注重言持敬与省察之合，这个变化应该是从57岁开始的。
  1186年朱子在《答胡季随》①中说潘恭叔似乎是看到自己之前的“旧说”而产生疑问，当时的“旧说”确实有问题，但后来大多已改定。对朱子所言的“旧说”，朱子在同年与潘恭叔的通信中同时言及对省察的认识和对《集注》的修改，由此可知此“旧说”应是朱子在《集注》中对涵养与省察关系认识的变化，朱子对潘恭叔说：“示喻为学之意，甚善。然不须如此计较，但持守省察，不令间断，则日用之间不觉自有得力处矣。……近年读书，颇觉平稳不费注解处意味深长，修得《大学》《中庸》《语》《孟》诸书，颇胜旧本。”②此处，朱子将持守省察合说。同年，朱子又说：“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意，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③“持敬集义”即持敬省察，朱子在此强调省察，认为读书求义只是省察中的一件事，可见朱子此时已经开始强调省察，晚年后朱子对省察又有进一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