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年时期朱子讨论到支离的问题主要针对湖湘学派而发，强调持敬为本的地位，将涵养工夫落实于省察之前。中晚年时期朱子言支离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由于陆子寿批评朱子支离，故朱子在中晚年阶段对支离的问题思考较多，一方面反省自己的支离的问题，另一方面以支离批评浙中婺学不重视持守本心。1178年，朱子对王钦之说：“所须问目，窃谓不必如此，但取一书从头逐段仔细理会，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时泛泛，都不着实循序读书，未说义理不精，且是心绪支离，无个主宰处，与义理自不相亲。”④朱子建议读书要遵循次序，本心没有确立主宰的地位心绪就支离，如此义理不能自得，这里的支离即心不专一。1181年，朱子在讨论诚与敬的关系中也谈到支离的问题，他说：“前书所论‘诚敬’字义不同，正为方此论敬，不当引诚为说，本欲高妙，反成支离耳。”①朱子认为在诚与敬之间不能以诚为主导，应以持敬为主导，否则支离。所以可见支离的问题多体现为没有确立持敬为本的地位，而对于持敬工夫本身也要注意支离的问题，朱子说：“敬则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似此支离，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②中年时期，朱子已经提出未发前此心与敬同体，未发之前不容安排，敬以持守不是以敬持守，持中不是“求中”，若是“求中”则有两个心，就是支离。朱子在55岁后开始批评婺学不以持敬为本，但尚未开始批评婺学支离，首先是对自身支离的问题做自我检查。
  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应之盖尝学于两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话扣之，因书喻及为幸也。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对周叔谨说近来吕氏和陆氏门人互相排斥都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偏见而不能以公正之心去看待天下的道理，周叔谨曾问学于浙吕两家，朱子问其是否能做出判断。朱子接着就做了自我检讨，认为自己之前说话有太支离的地方，现在回到自己身上找原因，是因为做工夫不够切己，即涵养不够，在减去文字义理的工夫后，觉得气象比较合适。朱子建议学者多看《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就是强调要落实收拾本心的工夫，其余文字工夫，大概诵读涵养就够了，不需要大段考索。在此，朱子强调不要过分拘泥于文字索义的工夫，涵养本心才是根本的工夫。基于朱子的自我检讨，他认为自己的支离问题得到了解决。57岁时他致信陆子静说：“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①朱子认为近来日用涵养得力，不再有支离之病，此后朱子对支离的讨论转向对吕氏门人的批评。同年朱子在与吕子约的三封书信中集中论其支离的问题，建议其在日用中多下涵养工夫。
  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提出文字求义工夫虽然不能废弃，但在本原处辨析天理人欲的工夫在人伦日用动静之间都不能间断，如果能明白这一点，自然不会流入功利权谋里去。朱子提出最近才明白自己的支离虽然与吕子约的表现不同，但二者都忘记本心而追逐外物，在外的工夫多，在内的工夫少。朱子再次批评吕子约没有安顿本心就去谈王霸义利，将治国事业别做一个工夫来讨论，是很大的错误。同年，他又对吕子约说：“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①朱子提出日用间的涵养，不能因为年老体病而有所懈怠，本心是操存还是舍亡只是在于有没有持敬的问题，以前因为太过支离，本心没有主宰，所以其他工夫都做不好。如此可见朱子批评浙学支离，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是比较真诚的建议。他又对吕子约说：“示喻授学之意，甚善。但更须小作课程，责其精熟，乃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长啜，贪多务速，即不济事耳。洒扫应对乃小子之学，今既失之于前矣，然既壮长，而专使用力于此，则恐亦无味而难入。要须有以使之内外本末两进而不偏，乃为佳耳。”②朱子一是建议吕子约做工夫要有耐心，不要求快，今人多失了洒扫应对的小学涵养工夫，年长后再专于小学工夫，效果不好，所以涵养与致知两个工夫须齐头并进，不能偏废一方。
  朱子对婺学支离的批评也有严厉的时候，他说：“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③又说：“子约书来，说得大段支离，要是义理太多，信口信笔纵横去得，说得转阔，病痛转深也。”④朱子认为浙中学者因为事功和本体支离，恐怕不只是儒家立场不明的问题，希望他们能自警自省，改正旧说。朱子认为吕子约将体段说得支离是因为在义理上用功太多，并且这个问题没有改正反而加深了。
  大抵学问专守文字、但务存养者，即不免有支离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则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悬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细玩索义理，不识文字血脉，别无证佐考验，但据一时自己偏见，便自主张……一向自以为是，更不听人说话，此固未论其所说之是非，而其粗厉激发，已全不似圣贤气象矣。……但如仲升，则又堕在支离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当于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虑、一动作，便须着实体认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细辨别，勇猛断置，勿令差误。①
  朱子回复刘仲升言刘季章所论工夫之误，朱子认为刘季章不会有这样的错误，应该是刘仲升自己听得不分明，误解了季章本意。朱子认为大致来说做学问专于文字则难免支离，专务涵养则难免昏惰。想要去除这个支离，专于涵养，则又难免矫枉过正，将涵养悬空，这是因为平常没有仔细做格物穷理的后果。导致只是根据自己一时的偏见，便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与人激烈辩论，没有一点圣贤气象。朱子认为刘仲升本身有支离昏惰的问题，批评他人虽然未必都合理，可以不服，但也是反省自警的好机会。朱子建议刘仲升回到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在事中辨天理人欲，勇猛精进，去除支离的问题。
  综上分析可知，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基本立场，46岁前因与湖湘学派论辩，重点在于确立涵养于未发、持敬为本的地位。朱子在45岁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与陆学的分歧，故在鹅湖之会前已经对陆学做出了基本的判定。进入中晚年时期后，朱子仍坚持中年时期所确立的以持敬为先、为本，居敬穷理不可偏废的基本观点，但因为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为了纠偏，基于不同的论辩对象，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朱陆论辩是朱子阐述涵养与致知关系的重点内容，朱子的主要观点在于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只重涵养，工夫似禅，朱陆论辩延续到朱子晚年象山去世时都没有停止。此外，朱子从55岁开始注意到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不重王霸义利之辨，故强调持敬为本，否则有支离之弊。由此可见，朱子在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阐述中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不仅没有偏废一方，反而恰恰说明了朱子言涵养与致知关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