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对陆学的批评除了直接与陆门对话之外，有一大部分是在与刘子澄等江西学者和浙中吕氏门人的讨论中展开，在对穷理的态度上，朱子与浙中学者比较一致。1181年吕祖谦去世，1184年陈亮入狱后，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穷理不重义利之辨的问题，此后在与浙中学者的交流中开始重点强调读书应以“四书”为规模，强调涵养的重要性。
  大抵诸经文字有古今之殊，又为传注障碍，若非理明义精，卒难决择，不如且读《论》《孟》《大学》《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远，只要人玩味寻绎，目下便可践履也。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工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非欲其兀然无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细事。①
  陈肤仲本从游于张栻、吕祖谦，后师从朱子。朱子向陈肤仲提出儒家经典有古文经与经文经的区别，又因为受到各家传注的影响，除非自己已经理明义精，其实是很难抉择的。朱子在此提出了读书之法，不要先去读“五经”，不如先去读“四书”，因为“四书”的文字平易明白，并且其中的道理深远，只要多下工夫去体会寻找，当下就可以落实到道德行动中。在此，朱子体现出今文经学的立场，也说明了他注重“四书”的原因在于适合阐明义理，说明了义理先于文字的立场。朱子进一步认为，陆学固然有近似禅学的地方，但是近来发现婺州朋友专求闻见之学，而在自己身心涵养上都不做工夫。在此，朱子批评吕氏门人注重知见之学，而不做涵养工夫，从文辞中可知，朱子认为婺州吕氏门人的问题更为严重。朱子认为学者应该要兼取众长，先整顿身心才能知道在义理间如何抉择，不是想不做工夫就能一下子豁然顿悟。朱子表明了涵养和致知不可偏废一方的立场，涵养是致知之本，穷理致知也很必要，说明了朱子否定顿悟之说，倡导积累至贯通的成德路径，在此朱子同时针对陆学与婺学而发。朱子感慨道学衰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门人各守一偏，不能兼采众长，最终在知与行上都没有做好。同年，朱子在与吕子约的通信中也对其强调读书要以涵养为根本。
  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间都不得力。前书因论陆子静处及说韩岩时话，似已详说此病，奈何都不见察，至今日然后始觉身心欠收拾乎？……大抵读书，宽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详审者又有局促奸巧之病，虽云人之情伪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胜，便觉自家心术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风颇盛，虽纯诚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堕于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区区常窃忧之而不愿子约之为之也。子约何不试取《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读之，观其光明正大、简易明白之气象，又岂有如此之狡狯切害处邪？①
  朱子认为吕子约向外求义的工夫多，而切身涵养的工夫做得较少，所以在人伦日用中的帮助不大。朱子说他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很详细地指出吕子约的问题，没想到也不去体察，至今也没有收拾整顿身心。朱子认为在读书的问题上，泛观博览的人多在“精一”上有所欠缺，精密详审的人气象又局促狭隘，虽然也说情的真伪要去省察，但如果私意偏胜天理，则本心也受到私意沾染，如此再精密详审也没有用。事先如果没有收拾好身心，则读书明义要么失于精一，要么气象狭隘，在此朱子说明了持敬涵养是省察和穷理的前提。朱子认为近年不重涵养的风气颇盛，哪怕是德行淳厚的君子，也往往有以上毛病而不自知，以此提醒吕子约。如同建议陈肤仲一样，朱子也建议吕子约尝试读“四书”以观圣人正大光明、简易明白之气象，以补收拾身心的不足，说明朱子所言读书进学也在道德修养的范围之内，以涵养为根本的穷理就能使修养工夫向内多一点，向外少一点。向内的工夫是涵养，完全向内，那就是陆学的空言涵养，完全向外，那就是吕氏门人的不辨王霸义利。在此可见朱子对吕子约本人还是比较客气地提意见，但对吕氏后学的批评就很严厉，他说：“子约为人固无可疑，但其门庭近日少有变异，而流传已远，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闻有非陆贽而是德宗者，尤可骇异。”①不辨王霸义利是吕氏后学的根本问题，朱子认为他们贬低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价值观颠倒，让人讶异。其实在这一时期，朱子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朱子认为陆学门人与婺学门人都各堕一偏，各立门庭，实际上是对儒家道体的分裂，朱子需要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认识，以保证道统的传承。同年，朱子在与刘子澄的两封书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数，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不为无力。然其下梢无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②
  朱子在此表达了他对儒家道统的忧虑，认为儒家道统在外受到攻击，在内受到破坏，朱子所说“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③，这个俗人就是指陈贾。朱子在此批评陈贾是外道之人，陈贾对此积怨很深，十年后庆元党禁期间，时任兵部侍郎的陈贾联合监察史沈继祖上疏宋宁宗，列理学人物十大罪状，导致朱子被罢免祠职。而朱子所说的“里面被吾党破坏”，则指陆学门人和婺学门人，朱子认为从吕祖谦去世后吕氏门人出了许多千奇百怪的人，甚至其弟吕祖俭也是别为一说，全然不是孔孟的为学规模，跟从管仲、商鞅的功利之学，令人惊骇，在此朱子对吕子约的批评就比较直接了。朱子为此也寻找原因，认为是因为吕祖谦之前对义利之辨阐述得不够清晰才导致吕氏门人流于功利之学，朱子表示十分遗憾。朱子认为在陆学和婺学之间，还是吕氏门人的问题更严重一些，陆子静固然是禅，却没有功利术数，能够收敛身心。而吕氏门人因不重涵养，读书求义无据可依，不辨大是大非，可以说吕氏门人的事功之说对儒家道统的伤害更大。朱子在与刘子澄多次通信中都在批评吕氏后学从根本上没有做好涵养工夫的问题。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脚不住，亦曰吾兄盖尝言之云尔。……学问固是须着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个用处。若只两手握拳，努筋着力，枉费十分气力，下梢无可成就，便须只是怪妄而已。①
  朱子认为吕祖谦生前喜欢史学，身后为其门人糊涂发表小家议论作了不好表率，那些贱王道尊霸道，谋利计功的言论更不能听。吕祖俭根本上的工夫没有做好，也只是盲从其兄。朱子剖析吕氏后学事功的原因，虽对吕祖谦不置可否，其实也是在说吕祖谦不辨王霸义利，从总体上，浙中学派的特点就是没有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涵养工夫没有做好。中间略去一段是朱子批子静为禅，最后又回到对婺学的批评，可见朱子55岁后对婺学的批评重于陆学。朱子提出做学问固然需要精进勇猛，但勇猛要有用处，即要先立下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否则所做的学问对成德没有好处，最终也只是枉费力气。59岁时朱子仍以读书穷理没有以持敬为本批评浙中学者，他说：“日用之间，且更力加持守，而体察事理，勿使虚度光阴，乃是为学表里之实。近至浙中，见学者工夫议论多靠一边，殊可虑耳。”①朱子强调在日用之间多在持守上做工夫，如此持守与体察事理互为表里，而浙中学者工夫多靠穷理一边，欠缺根本上的持守工夫，这是朱子特别担忧的。从朱子55岁开始论及吕祖谦及与其后人通信的内容来看，日用工夫中以持敬为本是朱子一再强调的重点，这是朱子对小学涵养工夫的重视。朱子1183年开始编《小学》，至1187年朱子58岁时修订完成②，其在《序》中说：“今颇芜集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