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即便朱子对二人的辩论做了十分努力的调停，一再强调不要陷入意气之争，伤了和气，然而朱陆论辩最终也没有得到缓和，58岁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更加严厉了。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义，然如所谓“轨则一定而浩然独存，使赤子之心全复于此而明义之本先立于此，然后求闻其所未闻，求见其所未见”，则亦可谓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圣贤示人，模范具在，近世乃有窃取禅学之近似者，转为此说以误后生。后生喜其为说之高，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读书以求圣贤所示之门户，而口传此说，高自标致，乱道误人，莫此为甚。三复来喻，恐未免此，因便布闻，未知明者以为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对项平父提出求放心固然是第一义，但是如项平父所说的先复赤子之心再去求见，即先恢复了本心之全体再做格物穷理工夫，就是将工夫倒置了。朱子在此仍强调涵养与进学两个工夫要并进，涵养是致知之本，但是须等涵养完成才开始做格致工夫。朱子认为圣贤教人的模范并不是如此，但是有人却窃取禅学中与圣贤教人相近的地方来教导后人，这是误导，在此朱子又批评子静的工夫方法近于禅，并且已经没有肯定的一面了，全部都是批评。朱子认为陆氏门人喜欢子静立论很高，做工夫很容易，所以不肯下决心去读书穷理，不仅没有遵循圣贤所立下的成德的次第，还口传高论，把自己标榜得很高，没有比这更乱道误人的了。朱子认为与项平父多次通信往来中发现他都不能免于这个问题，基于朱子常常将项平父与陆门放在一起批评，故有学者将项平父划为陆学门人。在此，朱子对陆学批评的核心观点仍在于不重穷理，立论太高。但朱子认为陆学是窃取禅学、乱道误人，说明朱子的批评是很重的，已经是全面推翻了。在同一年朱子与陆子静直接的通信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陆学的批评更加直接，态度上也更加严厉。
  税驾已久，诸况想益佳，学徒四来，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来书所谓利欲深痼者，已无可言，区区所忧，却在一种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此其为说，乖戾狠悖，将有大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不审明者亦尝以是为忧乎？此事不比寻常小小文义异同，恨相去远，无由面论，徒增耿耿耳。①
  朱子认为对陆子静来信所说的“利欲深痼”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其所忧虑的只是因为自己轻言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而产生的。朱子认为陆子静将良心和日用分为两截，认为不应该完全相信圣贤所说的话，在容貌词气上也没必要深刻体察，这种论说简直是“乖戾狠悖”，对儒家道统有很大的伤害，更不要等到陆门末学产生弊病了。朱子认为子静只言良心本体，不重日用工夫，只讲发明本心，没有将涵养落实在日用工夫中。朱子认为这样的错误不比平常小小的文义的异同，与圣贤之言违背甚远。朱子在此对子静的批评又加入了“乖戾狠悖”的判断，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次年朱子又去信陆子静说：“学者病痛，诚如所谕，但亦须自家见得平正深密，方能药人之病。若自不免于一偏，恐医来医去，反能益其病也。”②朱子劝告陆子静要纠正他人的问题首先必须自家的学问“平正深密”，如自家学问已落入一偏，再去纠正他人，反而更加重了他人的弊病。
  季章盖所谓为切问近思之学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狭吝之意，见得道理到处十分到，不到处亦十分不到，想见都不读书理会文义，虽理会，亦是先将己意向前搀断，扭捏主张，所以有来喻云云之病。……公度向时得见，资质尽过诸人，但后来觉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今将实践履事却作闲言语说了……以愚见观之，似不若将圣贤之书大家讲究一件，有疑即问，有见即答，无疑无见者，不必拘以课程。如此，却似实有功夫，不枉了闲言语。①
  朱子肯定刘季章的切问近思之学，肯去穷理求义已十分难得，但气象上又似乎过于迫切狭隘。对道理要么就完全理解，要么就完全不理解，这是因为不去读书明义，虽然理会了文义，但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观意见。朱子对刘子澄说与刘公度刚刚见面的时候，资质过人，但后来觉得有局促私吝的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朱子批评刘子澄将道德实践停留于闲话，而没有真正践行，还不如去研究圣贤之书的道理，有疑问就提问，有意见就解答，无疑问、无意见就不必拘泥于课本，如果能这样落实穷理工夫，则道德实践就不会成为闲话。由此可见，朱子对陆学的批评一直延续两个思路，一是不重视穷理，二是没有将涵养落实于人伦日用。同年，朱子与俞寿翁通信也直言陆学涵养工夫有虚谈之弊，他说：“来喻有志未勉，有见未彻，此见贤者自知之明，见子静曾扣之否？愚意则以为且当损去浮华，还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实处用功，庶几自有欲罢不能、积累贯通之效。若未得下手处，恐未免于臆度虚谈之弊也。”②朱子认为俞寿翁的志向未能实现，意见未能透彻，说明他已经自知自己的问题，朱子建议俞寿翁去除浮华的言论，在人伦日用的平实处做工夫，不久就能看到工夫积累贯通的成效，朱子主要强调涵养工夫在人伦日用中落实，强调积累至贯通的成德路径，否定顿悟之说。由此说明至子静晚年，朱子对陆学门人说话相对缓和，但对子静本人则比较直接。
  1189年朱子再一次与象山通信，对二陆都做了批评，当时朱子与陆子美正在进行“无极太极”之辩，故朱子首先批评了陆子美，他说：“子美尊兄自是天资质实重厚，当时看得此理有未尽处，不能子细推究，便立议论，因而自信太过，遂不可回，见虽有病，意实无他。”①朱子认为陆子美不先明理就立下高论，是自信太过的表现，在此朱子对陆九韶的评价与1186年所言一致，“立论太高”“自信太过”似乎成了朱子批评陆家三兄弟的高频词汇。朱子对象山也是如此，他说：“老兄却是先立一说，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正使说得十分无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无病乎？”②朱子直言象山另立一说，想要超过有若、子贡，更不用说近世周敦颐、二程等诸位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论，对别人的学说不管是非，一律吹毛求疵，都要找出不对之处，哪怕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出发点已经很不好了，况且论争十分粗糙草率，怎么能没有问题。朱子在此批评子静所立高论都与先圣先贤所言不符，朱子主要以孔门工夫为据，而象山以孟子为宗，这是二者思想来源上的分歧。
  夫子之圣，固非以多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①
  朱子认为孔子教人虽然没有以多学作为成德的标准，但从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来看，孔子实际上也没有不多学。但是，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以贯之之道的存在，这个一以贯之是通过持敬涵养实现的。但是，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学习则道理流于空疏杜撰，虽然有道但也无处可贯，如此也成就不了孔圣人。颜回、曾点之所以说得到孔子的真传，并不是所谓“心传”和曾点之志，而是因为二人的博文约礼的工夫，并不是像象山说得如此空疏杜撰。子贡虽然没有继承道统，但其所知所学也比今人，禅学也无法将其替代。周敦颐和二程两位先生，虽然在孟子之后，但他们所言之道也是不约而合。朱子认为象山以颜回、曾点自居，其实并没有真正领会颜回、曾点能得孔子真传的原因，而以二人高论为据，轻视下学工夫，没有将道贯于学中，实质上没有继承孔门真传。此封信是朱子与象山的最后一封信，此处可见，朱子的语气已经恢复平和，更显自信，此后朱子与陆子静绝笔，但并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和讨论，朱子晚年言涵养和致知的关系主要还是针对陆学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