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52岁时陆子寿突然去世，陆子静亲自来访请朱子为子寿作墓志铭，朱子对吕祖谦说：“子寿之亡，极可痛惜，诚如所喻。近得子静书，云已求铭于门下，属熹书之，此不敢辞。”①朱子后作《祭陆子寿教授文》，表达了对陆子寿突然去世的惋惜，朱子说：“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将返而深观。遂逡巡而旋返，怅犹豫而盘旋。……属者乃闻兄病在床，亟函书而问讯，并裹药而携将。曾往使之未返，何来音之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予袂以淋浪。呜呼哀哉！”②朱子肯定了子寿注意到支离的问题，提出新的易简的工夫规模，这说明朱子对子寿的批评是有自我反省的。朱子认为与子寿的论辩不着急分出高下，但他相信子寿最后一定与之归同，很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朱子最后对子寿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悲痛，说明了朱子与陆学的论辩只是为学方法上的切磋，在感情上朱子仍将子寿视为好友、兄长，并且子寿去世，子静亲自来请朱子写祭文，可以看出此时朱子与陆门关系非常好，观点冲突没有那么激烈。子静与朱子见面后，二人直面相论，语气也比较客气委婉，可知朱子在52岁至53岁这两年对陆学的态度褒贬相间。
  对于陆子静到访后二人的讲论情况，朱子对吕祖谦说：“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③朱子认为子静近日讲论与过去已经有不同之处，但并没有转变到与朱子全部相合的程度。并且朱子又说幸好陆子静与其好商量，所以二人兼收对方的观点，对彼此都有益处。在此可以看出，朱陆二人虽然没有完全相合，但子静已经有所改变，并且两个人还是有商有量，说明双方都坚持己说，朱子对这次对话还是比较肯定的，同年，朱子又向吕祖谦细说二人论说的过程，言语中收紧了对子静的肯定，认为子静还是旧日规模。
  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是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①
  朱子认为陆子静虽然有所改变，但旧日规模仍在，陆子静认为意见、议论、定本是为学之病，但朱子认为既然有思考求索，就不能没有意见，既然有讲学就不能没有议论，统论为学规模则不能没有定本。朱子也指出从不同的人因为才情、气质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来说，不可以有定本之说。而陆子静却认为正是因为有很多邪意见、闲议论，如此才成为为学的弊病。朱子却认为这种批评过分了，必须在“邪”和“闲”字上分辨才能分明，这不是教人参禅，什么都不说。朱子又认为为学须先立定本，整顿好本心后，才能开始说没有定本时的道理，如果像陆子静所说一概都不要定本，就与禅学没什么两样了。由此可知，二人所讨论的核心仍在对读书穷理的态度上，朱子认为既然要为学与讲学，就要有意见、议论和定本之说，如果真正做到去意见、去议论、去定本就是完全撇开讲论道理，不辨是非、对错，最后沦为禅学。朱子最后又较温和地为子静之失说明原因，他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而是他有禅的倾向，又因为说法太过偏向禅学，又要澄清自己不是禅学，所以让别人误会了。可见，虽然朱子与陆子静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分歧，但他对子静的批评还是保持商榷的态度，认为是他在言语间没有处理好，被别人误会了。相对于陆学重涵养，朱子强调涵养与致知不落一边。
  示喻“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此固持守之要。但圣人指示为学之方，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说，则只恃一个“敬”字更不做集义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穷矣。须是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阙不到之处，乃为善学也。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识得、记得，不知所识所记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则识者记者复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圣贤之教，恐无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顿，惺惺了了，即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耳。愚见如此，不知子静相报如何？因风录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两句，与从上圣贤相传指诀如合符契。①
  朱子认为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这固然是持守的关键，但圣人所指示的为学方法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持守工夫也不是只识得和记得，所以要“敬立义行”，持敬贯彻未发已发。朱子同时指出已发后敬完成不了“集义”的工作，必须通过讲学明理来辨别天理人欲，固然还要察识。只是识得、记得此心是圣贤，则不知所识所记是指何物这是不行的，并且如果“识心”，则心会陷入二心的地位。最后，朱子提出持守就是整顿身心，此心常惺惺，不放纵，也就是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朱子强调已发后穷理与察识工夫的必要，强调持守不是“识心”，这说明朱子不仅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与子静区别，在涵养工夫的方法上也与子静不同，对此前文已有讨论。次年，朱子又致信项平父强调涵养与致知不可落于一边，在批评象山的同时也对自己做出反省。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①
  朱子提出子思教人即以《中庸》中“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作为做工夫的关键，而子静所说专在“尊德性”上，而自己平日所论偏重“道问学”，都是偏于一方。子静门人在持守工夫上值得赞赏，但义理工夫做得不够细密，又以别的道理来杜撰遮盖。朱子认为自己虽然在穷理工夫上比较扎实，但在紧要为己工夫上不够有力，则是持守不足。朱子提出应当返回自己身上做工夫，反求诸己，即多在持守上用功，“去短集长”，使涵养与致知不偏向一方。在此，检讨自己持守不够，提出象山穷理不足，显然态度比较客观，他提出双方都应该“去短集长”，说明朱子对象山是商讨的语气，对陆子静的态度比较温和。此处朱子言“去短集长”成为后世“朱陆晚同说”的重要依据，撇开此时朱子才54岁，尚未步入晚年不谈，其实此处更多的是朱子对象山的委婉劝说和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劝说的技巧。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涵养为本的立场，中晚年仍是以持敬落实涵养为本的地位，朱子对持守的强调其实并没有不足，只是他所强调的侧重点因人而发，基于陆学不重穷理，故与陆学论辩中多言穷理。在此，他只是希望通过这种各退一步的劝说技巧建议子静能够多在穷理工夫上用力。朱子意识到在与陆学的论辩中过于强调穷理一方是无法说服陆学的，所以“去短集长”是基于朱子对涵养和致知关系的基本立场上的劝说，并非立场的转变，故不能成为“朱陆晚同”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