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问题是“鹅湖之辩”的核心问题，“鹅湖之辩”只是朱陆之辩的开始，49岁之后朱陆展开集中论辩，直至朱子晚年象山去世，朱子对陆学的批评和讨论仍然没有停止，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之辩的核心问题，只务涵养不重穷理是朱子批评陆学的主要立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朱子对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49—51岁：肯定与期待陆学转变
  “鹅湖之辩”后的三年间，朱陆再没有直接对话，至朱子49岁时收到陆九龄兄弟的两封书信，朱子认为这是陆家兄弟对鹅湖之会上的偏见之说所做的自我批评，他说：“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①朱子认为陆家兄弟二人有反省之意，但又存在疑虑，不敢十分肯定。次年，朱子与陆子寿于铅山会面②，并与象山门人曹立之会面。朱子很肯定曹立之，甚至认为他知道象山的问题所在，他对吕祖谦说：“子静近得书，其徒曹立之者来访，气质尽佳，亦似知其师说之误。持得子静近答渠书与刘淳叟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似不佳耳。”③子静的门人曹立之来访与朱子见面，朱子对他十分肯定，认为曹立之应该是认识到了自己老师的问题。朱子又认为陆子静在与他人的书信中指出必须做读书讲论的工夫，是已经自觉到以前说法的错误，但不肯幡然说破今是昨非，遮遮掩掩，气象不佳。从朱子所言可以看出朱子在鹅湖之会后的几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认为象山改变了立场，只是没有说破，也体现出朱子希望象山能与自己归同。
  次年，朱子又去信吕祖谦再一次论及子静教人读书讲学，他说：“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亦得江西朋友书，亦云然。此亦皆济事也。”④朱子称赞了子寿门人万人杰，并说与万人杰的会面，万人杰也说子静教人必须读书讲学，江西其他朋友的信上也这么说，朱子认为这对应事接物很有帮助，可见朱子十分期待陆子静能有明确的转变。他期待与陆家兄弟的再一次会面，他对吕祖谦说：“子寿兄弟得书，子静约秋凉来游庐阜……闻其门人说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什去七八耶！”①陆子静约朱子秋天时来庐山一游，但未成行，万正淳告知朱子，陆子寿说自己虽已经转步，但还没有移身，意思是说法发生了改变，但立场还没有发生改变，朱子对此比较乐观，他认为按照这样的趋势久了自己会自然转变。朱子在此还调侃了子寿，说鹅湖之会时的论辩非常有气势，现在不止去了七八分。由此说明朱子在49岁至51岁这段时间对陆学的变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对陆学的问题朱子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却肯向讲学上理会。其门人有相访者，气象皆好，但其间亦有旧病。此间学者却是与渠相反，初谓只如此讲学渐涵，自能入德，不谓末流之弊，只成说话，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处，亦都不得毫毛气力，此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也。②
  朱子认为陆子寿兄弟近日肯向讲学求义上做工夫，并评价说来访的陆学门人即曹立之、万正淳的气象都很好，但还是存在过去的弊病。在此，朱子认为子寿、子静也重视穷理，是好事，门人气象很好，但还是留有过去的问题。问题就在于不反思末流的弊端，最后工夫只停留于口头之上，以至于人伦日用中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发挥作用，朱子认为对这点不可以不深刻反省与警惕。在此，朱子一方面肯定了子寿、子静愿意做穷理工夫，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其门人仍然有陆学过去的问题，即空言涵养，没有将涵养工夫在人伦日用中落实。52岁朱子见到子静后，认识到陆子静仍然存在过去的问题，所以对陆学乐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52—54岁反省与商讨：不堕一边
  朱子52岁时陆子寿突然去世，陆子静亲自来访请朱子为子寿作墓志铭，朱子对吕祖谦说：“子寿之亡，极可痛惜，诚如所喻。近得子静书，云已求铭于门下，属熹书之，此不敢辞。”①朱子后作《祭陆子寿教授文》，表达了对陆子寿突然去世的惋惜，朱子说：“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将返而深观。遂逡巡而旋返，怅犹豫而盘旋。……属者乃闻兄病在床，亟函书而问讯，并裹药而携将。曾往使之未返，何来音之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予袂以淋浪。呜呼哀哉！”②朱子肯定了子寿注意到支离的问题，提出新的易简的工夫规模，这说明朱子对子寿的批评是有自我反省的。朱子认为与子寿的论辩不着急分出高下，但他相信子寿最后一定与之归同，很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朱子最后对子寿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悲痛，说明了朱子与陆学的论辩只是为学方法上的切磋，在感情上朱子仍将子寿视为好友、兄长，并且子寿去世，子静亲自来请朱子写祭文，可以看出此时朱子与陆门关系非常好，观点冲突没有那么激烈。子静与朱子见面后，二人直面相论，语气也比较客气委婉，可知朱子在52岁至53岁这两年对陆学的态度褒贬相间。
  对于陆子静到访后二人的讲论情况，朱子对吕祖谦说：“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③朱子认为子静近日讲论与过去已经有不同之处，但并没有转变到与朱子全部相合的程度。并且朱子又说幸好陆子静与其好商量，所以二人兼收对方的观点，对彼此都有益处。在此可以看出，朱陆二人虽然没有完全相合，但子静已经有所改变，并且两个人还是有商有量，说明双方都坚持己说，朱子对这次对话还是比较肯定的，同年，朱子又向吕祖谦细说二人论说的过程，言语中收紧了对子静的肯定，认为子静还是旧日规模。
  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是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①
  朱子认为陆子静虽然有所改变，但旧日规模仍在，陆子静认为意见、议论、定本是为学之病，但朱子认为既然有思考求索，就不能没有意见，既然有讲学就不能没有议论，统论为学规模则不能没有定本。朱子也指出从不同的人因为才情、气质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来说，不可以有定本之说。而陆子静却认为正是因为有很多邪意见、闲议论，如此才成为为学的弊病。朱子却认为这种批评过分了，必须在“邪”和“闲”字上分辨才能分明，这不是教人参禅，什么都不说。朱子又认为为学须先立定本，整顿好本心后，才能开始说没有定本时的道理，如果像陆子静所说一概都不要定本，就与禅学没什么两样了。由此可知，二人所讨论的核心仍在对读书穷理的态度上，朱子认为既然要为学与讲学，就要有意见、议论和定本之说，如果真正做到去意见、去议论、去定本就是完全撇开讲论道理，不辨是非、对错，最后沦为禅学。朱子最后又较温和地为子静之失说明原因，他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而是他有禅的倾向，又因为说法太过偏向禅学，又要澄清自己不是禅学，所以让别人误会了。可见，虽然朱子与陆子静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分歧，但他对子静的批评还是保持商榷的态度，认为是他在言语间没有处理好，被别人误会了。相对于陆学重涵养，朱子强调涵养与致知不落一边。
  示喻“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此固持守之要。但圣人指示为学之方，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说，则只恃一个“敬”字更不做集义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穷矣。须是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阙不到之处，乃为善学也。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识得、记得，不知所识所记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则识者记者复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圣贤之教，恐无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顿，惺惺了了，即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耳。愚见如此，不知子静相报如何？因风录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两句，与从上圣贤相传指诀如合符契。①
  朱子认为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这固然是持守的关键，但圣人所指示的为学方法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持守工夫也不是只识得和记得，所以要“敬立义行”，持敬贯彻未发已发。朱子同时指出已发后敬完成不了“集义”的工作，必须通过讲学明理来辨别天理人欲，固然还要察识。只是识得、记得此心是圣贤，则不知所识所记是指何物这是不行的，并且如果“识心”，则心会陷入二心的地位。最后，朱子提出持守就是整顿身心，此心常惺惺，不放纵，也就是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朱子强调已发后穷理与察识工夫的必要，强调持守不是“识心”，这说明朱子不仅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与子静区别，在涵养工夫的方法上也与子静不同，对此前文已有讨论。次年，朱子又致信项平父强调涵养与致知不可落于一边，在批评象山的同时也对自己做出反省。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①
  朱子提出子思教人即以《中庸》中“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作为做工夫的关键，而子静所说专在“尊德性”上，而自己平日所论偏重“道问学”，都是偏于一方。子静门人在持守工夫上值得赞赏，但义理工夫做得不够细密，又以别的道理来杜撰遮盖。朱子认为自己虽然在穷理工夫上比较扎实，但在紧要为己工夫上不够有力，则是持守不足。朱子提出应当返回自己身上做工夫，反求诸己，即多在持守上用功，“去短集长”，使涵养与致知不偏向一方。在此，检讨自己持守不够，提出象山穷理不足，显然态度比较客观，他提出双方都应该“去短集长”，说明朱子对象山是商讨的语气，对陆子静的态度比较温和。此处朱子言“去短集长”成为后世“朱陆晚同说”的重要依据，撇开此时朱子才54岁，尚未步入晚年不谈，其实此处更多的是朱子对象山的委婉劝说和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劝说的技巧。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涵养为本的立场，中晚年仍是以持敬落实涵养为本的地位，朱子对持守的强调其实并没有不足，只是他所强调的侧重点因人而发，基于陆学不重穷理，故与陆学论辩中多言穷理。在此，他只是希望通过这种各退一步的劝说技巧建议子静能够多在穷理工夫上用力。朱子意识到在与陆学的论辩中过于强调穷理一方是无法说服陆学的，所以“去短集长”是基于朱子对涵养和致知关系的基本立场上的劝说，并非立场的转变，故不能成为“朱陆晚同”的论据。
  3.55—56岁严厉批判：高视大言
  55岁后，朱子在与江西“清江学派”刘子澄长达几年的通信中展开对陆学的批评，并开始关注受到陆学影响的后辈学者，朱子说：“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陈葵者，处州人，颇佳，其学似陆子静而温厚简直过之，但亦伤不读书讲学，不免有杜撰处，又自信甚笃不可回耳。”①朱子认为陈葵的工夫方法过于温厚和简单直接，妨碍了读书讲学，对自己又过于自信，这种为学的方法与陆子静相似，所以朱子对自己学问的传承感到担忧，他说：“后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陈君保社，其一度今岁当来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余则更是难指望，此甚可虑。盖世俗啾喧，自其常态，正使能致焚坑之祸，亦何足道？却是自家这里无人接续，极为可忧耳。”①朱子认为后辈学生中有资质不错的，但大部分都很难指望，自己的学问无人接续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朱子所言也包括刘子澄，其身在江西，受到陆学影响自然不小，所以朱子在此后的几年时间与刘子澄通信的主旨都在于阐明陆学之弊。为了不混淆后学视听，朱子希望与陆学做更明显的区分，他对子静的批判更加严厉起来，语气中少了几分客气。
  读所寄文字，切切然有与世俗争较曲直之意，窃谓不必如此。若讲学工夫实有所到，自然见得。圣人所谓不知不愠不是虚语，今却为只学人弄故纸，要得似他不俗过了光阴，所以于此都无实得力处。又且心知其为玩物丧志而不能决然舍弃，此为深可惜者。……而埋没身心于此，不得超脱，亦无惑乎子静之徒高视大言，而窃笑吾徒之枉用心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如果能将讲学工夫落到实处，自然能见得道理分明，他告知刘子澄不必与世俗之说过于计较。朱子认为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是虚说，现在却成为学者玩弄文字、浪费光阴的依据，所以最终没有将知的工夫落到实处。并且，朱子又说心里面知道这是玩物丧志却不能下决心舍弃，这是最可惜的。最后朱子又说如果不去穷理讲学最终将是埋没身心、不得超脱，对于子静门人“高视大言”，还嘲笑朱学门人枉费心力。朱子仍在强调要落实穷理致知的工夫，不能以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愠”作为不做求知学问的依据，子静门人，好高骛远，不踏实求学，还嘲笑别人读书求义，是十分无知的表现。基于这个铺垫，朱子对子静的批评也更进一步，次年朱子对陆子静说：“其规模宏大而源流深远，岂腐儒鄙生所能窥测！……语圆意活，浑浩流转，有以见所造之深、所养之厚，益加叹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岭带来耳。”①在此，朱子肯定陆子静的涵养十分深厚，但工夫一路向上向高处求，会使人怀疑他的学问是从葱岭带来的，葱岭是西域高山，佛教由此传入，朱子暗指子静为禅，但是又没有明说，说明此时朱子的立场逐渐鲜明，但语气还是比较委婉的，朱子对别人说“葱岭”之说只是“戏说”，是借“戏说”来区分立场，但也说明朱子此时认为与子静的论辩并没有十分紧张。
  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公度书来，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②
  朱子对刘子澄说陆子静虽然语意圆融浑厚，没有凝滞的表现，说明涵养工夫做得好，但难免有禅的感觉，故戏说这是从葱岭带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开玩笑，事实如此，没必要避讳。可见，此处朱子言子静之学为禅学是说得比较开了，说明朱子的立场已经很明白。朱子认为陆子静立论过高且不重读书，类似于禅学，又说今日建昌说得十分卖力，百怪俱出，显然是针对陆学门人而发。朱子认为陆子静倡涵养的出发点本是好的，但其门人却以私意为主，又不通过讲学去涵养，才会如此狂妄。朱子认为从刘公度的来信中发现他也有与陆学一样的问题，故问刘子澄是否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示喻为学之意，终觉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说亦已见令叔书中矣，愿更详之。讲学不厌其详，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圣贤之言，皆须子细反复究竟。至于持守，却无许多事。若觉得未稳，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闻废书不讲而反以持守之事为讲说之资，是乃两失其宜，下梢弄得无收杀，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①
  此处朱子认为刘公度始终有好高求速的问题，其中说法已经在早前的书信中向他叔叔刘子澄说明，现在可以更详细地说明。朱子提出讲学求义不要厌烦过于详细，凡是天下事物的道理、书册经典、圣贤的言论都必须反复讨论其背后的道理。至于持守工夫，其中没有这么多事情，如果觉得不够稳当，只要默默增加工夫，向前去做就可以。在此，朱子强调穷理工夫是更详细周密的工夫，要不厌其烦地去做，而持守工夫中没有这么多详细的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在厘清持守和穷理如何做工夫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对刘公度做出批评，认为他废弃讲学读书反而以持守工夫作为讲学的内容，导致持守和穷理两个工夫都没有做好，最终下学照管不到，义理不明，做什么事情也只是模仿。从朱子与刘子澄、刘公度等人的书信来看，朱子在56岁时对子静的评价基本没有肯定的方面，都是批评的观点，他甚至认为陆学是对儒学道统的割裂，他说：“大抵近年学者求道太迫，立论太高，往往嗜简易而惮精详，乐浑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见天理之本然，各堕一偏之私见，别立门庭，互分彼我，使道体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识明者以为如何？”②朱子认为陆学喜欢工夫简易不喜欢精一详尽，喜欢言本心之全体不喜欢剖析义理，只重涵养践履，立论太高，工夫太过急迫，堕入私见，另立门庭，是对儒家道体的分裂，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见朱子已经在质疑陆学的儒家立场的问题了。
  次年朱子在与陆子美通信中也直言陆学不重明理求义，朱子说：“大抵古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则不务立论，而所言无非义理之言；不务正行，而所行无非义理之实，无有初无此理而姑为此言以救时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会，曾以此话子细商量否？”①朱子提出古代圣贤只是教人明理，明理即明德，如能明得此理，则所言、所行无非都是义理之言、义理之实，不需要另外去立论、正行，在此朱子其实认为通过穷理致知的积累就可以到达贯通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先立一个道理就能解决当今世俗的问题。在此朱子对陆子美言语似乎客气一些，但是朱子在与胡季随的通信中也言及子静之失，语词开始严厉。
  元善书说与子静相见甚款，不知其说如何？大抵欲速好径是今日学者大病，向来所讲，近觉亦未免此。以身验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学问始终、日用亲切之妙。近与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处用力，而读书穷理以发挥之，真到圣贤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须妄意思想顿悟悬绝处，徒使人颠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处反不得其所安也。②
  朱子提出“欲速好径”是当今学者最大的问题，显然是针对子静而发，并且朱子认为胡季随也有这个问题。朱子认为从自己的体会来看，才知道二程单独拈出持敬工夫以贯彻学问始终、亲切落实于日用当中的妙方法。朱子认为不如就在持敬涵养上做工夫，然后以读书穷理来发挥所涵养的道理，哪怕是圣贤做工夫都不会超出涵养与致知这两个基本方法。朱子认为不要去妄自猜想是否有顿悟的时候，否则只会导致癫狂粗率，则日用常行之处本心不能得到安放。在此，朱子强调涵养工夫也需要以持敬渐渐涵养，还要将涵养落实于日用常行中，加以穷理致知的工夫，如此涵养工夫才不会悬空，如果希望能不做穷理工夫只是发明本心就能顿悟，最后只是癫狂粗率。在此，一方面朱子指出陆学不重穷理，另一方意指子静不以持敬作为涵养的方法，恐将涵养工夫悬空，没有下学工夫作为基础，则涵养工夫过于粗率，不够细密。
  4.57岁有意调停：当虚心平气
  对于朱子的批评，陆子静及其门人显然不会接受，在论辩中朱陆双方及双方门人也有辞气激烈之说，加重了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此朱子还检讨了自己，希望陆学门人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不要将彼此视为仇敌，希望能调和双方。朱子对陆子静说：“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①朱子对子静说近来日用涵养工夫很有效果，不再有支离的问题，很希望能与陆子静再次当面讨论，不知以后相见时，二者还会不会有异同之争。支离最早是子寿对朱子的批评，朱子提出自己已经改正，有意与陆子静缓和关系，甚至还期待二者有消除异见的可能。同年，朱子在与诸葛诚之的两封书信中表达了希望能调和这场长期的论辩。
  示喻竞辩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来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学吃紧着力处，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耳。……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长少之节，礼逊之容，盖尝窃笑，以为正使真是仇敌，亦何至此！但观诸贤之气方盛，未可遽以片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满也。①
  “竞辩之端，三复惘然”表达了朱子长期纠缠于与陆门的论辩而没有达成共识的无奈，朱子本来希望诸葛诚之能“兼取两家之长”，不要互相诋毁。对于不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他希望能暂且搁置一边不要急着去争辩，先致力于去做自己最紧要的工夫，没有想到因为为曹立之作墓表之事②反使争论更加激烈，朱子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深深自责。然而朱子认为责任并不在他这一方，陆子静平日以带领学者一于天理、不杂人欲作为自己的责任，义理虽天下共有，但每个人所理解的未必能完全相同，应当虚心平气，多讲论研究，最终找到最正确的答案，这才是学者真正的责任。但是朱子很失望，在讲学论辩过程中见到很多人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神色严厉、语词愤恨，盛气凌人，就像对待仇敌一样，连一点礼貌谦逊的容貌都没有了。朱子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劝诸葛诚之等人虚心平气，不要以片面的言辞为据，陷于意气之争。
  同年朱子还说：“所喻子静不至深讳者，不知所讳何事？又云销融其隙者，不知隙从何生？愚意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个是处，初无彼此之间，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才有异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审，深所叹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来也。”①朱子认为自己并不知与陆子静存有深讳和嫌隙，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找正确的答案，没有彼此的分别，不存在世俗人情的遮掩维护，如果因为人情的原因才有异同之分，便真产生嫌隙了。对于诸葛诚之批评朱子“粗心害道”，朱子反驳不知道何是“粗心”，提出他应该为批评朱子的“粗心”提供依据。同年，朱子又去信项平父说：“朋友论议不同，不能下气虚心以求实是，此深可忧。诚之书来，言之甚详，已略报之，可取一观，此不复云也。闻宗卿、子静踪迹，令人太息。然世道废兴，亦是运数，吾人正当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愤叹，徒伤和气，损学力，无益于事也。”②在此，朱子对朋友之间讲论义理不能虚心平气而感到忧虑，朱子仍将象山视为朋友，强调论学不要陷入意气之争。并且，朱子对项平父归同陆学感到遗憾，但又安慰自己说世道废兴也是运数，应当在勉励自己中等待世道的转变，不必因此愤恨叹息，不然只是伤了和气，对二者达成一致也于事无补。由此可见，陆学门人已经开始对朱子发起激烈的论争，为了极力维护陆门，已经有不顾事实只顾立场的意气用事，朱子与陆门的论辩已经无法调和，对此朱子是很担忧的，也提醒自己不要被情绪左右，也对陆学门人苦苦相劝，然而更激烈的论争已经无法避免。
  5.58岁后全面否定：乱道误人
  即便朱子对二人的辩论做了十分努力的调停，一再强调不要陷入意气之争，伤了和气，然而朱陆论辩最终也没有得到缓和，58岁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更加严厉了。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义，然如所谓“轨则一定而浩然独存，使赤子之心全复于此而明义之本先立于此，然后求闻其所未闻，求见其所未见”，则亦可谓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圣贤示人，模范具在，近世乃有窃取禅学之近似者，转为此说以误后生。后生喜其为说之高，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读书以求圣贤所示之门户，而口传此说，高自标致，乱道误人，莫此为甚。三复来喻，恐未免此，因便布闻，未知明者以为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对项平父提出求放心固然是第一义，但是如项平父所说的先复赤子之心再去求见，即先恢复了本心之全体再做格物穷理工夫，就是将工夫倒置了。朱子在此仍强调涵养与进学两个工夫要并进，涵养是致知之本，但是须等涵养完成才开始做格致工夫。朱子认为圣贤教人的模范并不是如此，但是有人却窃取禅学中与圣贤教人相近的地方来教导后人，这是误导，在此朱子又批评子静的工夫方法近于禅，并且已经没有肯定的一面了，全部都是批评。朱子认为陆氏门人喜欢子静立论很高，做工夫很容易，所以不肯下决心去读书穷理，不仅没有遵循圣贤所立下的成德的次第，还口传高论，把自己标榜得很高，没有比这更乱道误人的了。朱子认为与项平父多次通信往来中发现他都不能免于这个问题，基于朱子常常将项平父与陆门放在一起批评，故有学者将项平父划为陆学门人。在此，朱子对陆学批评的核心观点仍在于不重穷理，立论太高。但朱子认为陆学是窃取禅学、乱道误人，说明朱子的批评是很重的，已经是全面推翻了。在同一年朱子与陆子静直接的通信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陆学的批评更加直接，态度上也更加严厉。
  税驾已久，诸况想益佳，学徒四来，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来书所谓利欲深痼者，已无可言，区区所忧，却在一种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此其为说，乖戾狠悖，将有大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不审明者亦尝以是为忧乎？此事不比寻常小小文义异同，恨相去远，无由面论，徒增耿耿耳。①
  朱子认为对陆子静来信所说的“利欲深痼”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其所忧虑的只是因为自己轻言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而产生的。朱子认为陆子静将良心和日用分为两截，认为不应该完全相信圣贤所说的话，在容貌词气上也没必要深刻体察，这种论说简直是“乖戾狠悖”，对儒家道统有很大的伤害，更不要等到陆门末学产生弊病了。朱子认为子静只言良心本体，不重日用工夫，只讲发明本心，没有将涵养落实在日用工夫中。朱子认为这样的错误不比平常小小的文义的异同，与圣贤之言违背甚远。朱子在此对子静的批评又加入了“乖戾狠悖”的判断，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次年朱子又去信陆子静说：“学者病痛，诚如所谕，但亦须自家见得平正深密，方能药人之病。若自不免于一偏，恐医来医去，反能益其病也。”②朱子劝告陆子静要纠正他人的问题首先必须自家的学问“平正深密”，如自家学问已落入一偏，再去纠正他人，反而更加重了他人的弊病。
  季章盖所谓为切问近思之学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狭吝之意，见得道理到处十分到，不到处亦十分不到，想见都不读书理会文义，虽理会，亦是先将己意向前搀断，扭捏主张，所以有来喻云云之病。……公度向时得见，资质尽过诸人，但后来觉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今将实践履事却作闲言语说了……以愚见观之，似不若将圣贤之书大家讲究一件，有疑即问，有见即答，无疑无见者，不必拘以课程。如此，却似实有功夫，不枉了闲言语。①
  朱子肯定刘季章的切问近思之学，肯去穷理求义已十分难得，但气象上又似乎过于迫切狭隘。对道理要么就完全理解，要么就完全不理解，这是因为不去读书明义，虽然理会了文义，但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观意见。朱子对刘子澄说与刘公度刚刚见面的时候，资质过人，但后来觉得有局促私吝的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朱子批评刘子澄将道德实践停留于闲话，而没有真正践行，还不如去研究圣贤之书的道理，有疑问就提问，有意见就解答，无疑问、无意见就不必拘泥于课本，如果能这样落实穷理工夫，则道德实践就不会成为闲话。由此可见，朱子对陆学的批评一直延续两个思路，一是不重视穷理，二是没有将涵养落实于人伦日用。同年，朱子与俞寿翁通信也直言陆学涵养工夫有虚谈之弊，他说：“来喻有志未勉，有见未彻，此见贤者自知之明，见子静曾扣之否？愚意则以为且当损去浮华，还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实处用功，庶几自有欲罢不能、积累贯通之效。若未得下手处，恐未免于臆度虚谈之弊也。”②朱子认为俞寿翁的志向未能实现，意见未能透彻，说明他已经自知自己的问题，朱子建议俞寿翁去除浮华的言论，在人伦日用的平实处做工夫，不久就能看到工夫积累贯通的成效，朱子主要强调涵养工夫在人伦日用中落实，强调积累至贯通的成德路径，否定顿悟之说。由此说明至子静晚年，朱子对陆学门人说话相对缓和，但对子静本人则比较直接。
  1189年朱子再一次与象山通信，对二陆都做了批评，当时朱子与陆子美正在进行“无极太极”之辩，故朱子首先批评了陆子美，他说：“子美尊兄自是天资质实重厚，当时看得此理有未尽处，不能子细推究，便立议论，因而自信太过，遂不可回，见虽有病，意实无他。”①朱子认为陆子美不先明理就立下高论，是自信太过的表现，在此朱子对陆九韶的评价与1186年所言一致，“立论太高”“自信太过”似乎成了朱子批评陆家三兄弟的高频词汇。朱子对象山也是如此，他说：“老兄却是先立一说，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正使说得十分无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无病乎？”②朱子直言象山另立一说，想要超过有若、子贡，更不用说近世周敦颐、二程等诸位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论，对别人的学说不管是非，一律吹毛求疵，都要找出不对之处，哪怕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出发点已经很不好了，况且论争十分粗糙草率，怎么能没有问题。朱子在此批评子静所立高论都与先圣先贤所言不符，朱子主要以孔门工夫为据，而象山以孟子为宗，这是二者思想来源上的分歧。
  夫子之圣，固非以多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①
  朱子认为孔子教人虽然没有以多学作为成德的标准，但从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来看，孔子实际上也没有不多学。但是，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以贯之之道的存在，这个一以贯之是通过持敬涵养实现的。但是，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学习则道理流于空疏杜撰，虽然有道但也无处可贯，如此也成就不了孔圣人。颜回、曾点之所以说得到孔子的真传，并不是所谓“心传”和曾点之志，而是因为二人的博文约礼的工夫，并不是像象山说得如此空疏杜撰。子贡虽然没有继承道统，但其所知所学也比今人，禅学也无法将其替代。周敦颐和二程两位先生，虽然在孟子之后，但他们所言之道也是不约而合。朱子认为象山以颜回、曾点自居，其实并没有真正领会颜回、曾点能得孔子真传的原因，而以二人高论为据，轻视下学工夫，没有将道贯于学中，实质上没有继承孔门真传。此封信是朱子与象山的最后一封信，此处可见，朱子的语气已经恢复平和，更显自信，此后朱子与陆子静绝笔，但并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和讨论，朱子晚年言涵养和致知的关系主要还是针对陆学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