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持敬与求放心为本
  朱子在《集注》编订期间以大学工夫作为工夫规模，贯通“四书”，强调以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下手处，知至就是贯通的境界，有偏重穷理致知的倾向。《集注》后，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中，朱子首先强调大学工夫之前要落实涵养工夫，强调持敬为穷理之本的地位，这是对中年时期涵养于未发之前的立场的坚持。朱子说：“向时每说持敬穷理二事，今日所见，亦只是如此，但觉得先后缓急之处愈分明亲切，直是先要于持守上着力，方有进步处也。”①朱子提出持敬和穷理两个工夫应该有先后缓急之分，一直在持守上做工夫才能有进一步做大学工夫的地方。次年朱子在与李叔文通信中又再一次讨论为学次第的问题，他说：“喻及为学次第，甚慰所怀。但向来所说性善，只是且要人识得本来固有，元无少欠，做到圣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弃。……求放心，不须注解，只日用十二时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见功效，义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费气力也。若添着一‘求仁’字，即转见支离，无摸索处矣。”②朱子认为，平常所说的性善就是要人认识到善性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存养本性不失，就能做到圣人的境界，如果不行，就是对本性的放弃。求放心就是照管本心，不令本心放失，义理自然明白，持守自然坚固，不用费力气。如果再另做求仁的工夫，就是支离。在此，朱子的观点与中年时期一致，认为从理论上说，只要持守本性或者求放心，即通过涵养就可以成德，所以涵养为本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若是圣贤之遗言，无非存心养性之事，决不应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③
  朱子认为圣贤遗言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存心养性也是孟子所言求放心，这是朱子对涵养工夫的落实。朱子认为孟子学问之道唯在求放心，二程也说“心要在腔子里”，这都说明圣贤所强调的首要的工夫就是存养。朱子批评吕祖俭只在文字上下工夫，心都在书本上，更不知道什么是为己之学，所以是个没有知觉、不知痛痒的人，即使能读书，也对成德没有任何益处。在此，朱子强调读书须以涵养本原为前提，如此穷理时才有明辨是非的标准，才知道穷理之后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责任与担当，所读之书才能得于己，读书才能成为有用之学，人如果不辨善恶、麻木不仁，读再多书也无用。同年，朱子在与符舜功通信时又说：“尝谓‘敬’之一字乃圣学始终之要，未知者非敬无以知，已知者非敬无以守。”①持敬工夫是大学工夫开始和完成的关键，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致知之前须以持敬为先，致知之后也须以持敬守住所知所得才能发为自觉的道德行动，这就是朱子所说的主敬力行。朱子的以上观点都与中年时期言持敬为本的观点相一致。1188年朱子又在《延和奏札》中向宋孝宗提出“为学以居敬为本”的观点。
  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孔子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谓此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②朱子提出大学路径要以穷理为先，而穷理的关键是读书，而读书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循序渐进而达到精一的境界，精一就是意诚。朱子又提出精一的根本在于居敬而持志，在此加上了持志，说明持志对居敬的补充。朱子认为读书应该遵循先致知后诚意的次第，但是居敬与持志又是诚意的根本。说明了持敬工夫贯彻读书始末。朱子又引孔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和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两句话来说明孔子以持敬为本，孟子以求放心为本，实际上都是以涵养工夫为成德的根本。朱子认为如果能恭敬、畏惧就能存心，物欲不会从外界进入而影响本心，依此心读书、观理则无理不通，如果依此心应事接物，则事事物物都合于理而无不当，正是因为如此，居敬持志才成为读书之本。在此，朱子也是以持敬存心能解决私欲的问题来说明持敬对穷理的帮助。同年，朱子在《乞进德札子》中又向宋孝宗建议日用之间以涵养为本，他说：“故窃以为陛下诚能于此深留圣意，日用之间，语默动静，必求放心以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已用力处益用力焉。”①
  （二）朱陆之辩：涵养不离进学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问题是“鹅湖之辩”的核心问题，“鹅湖之辩”只是朱陆之辩的开始，49岁之后朱陆展开集中论辩，直至朱子晚年象山去世，朱子对陆学的批评和讨论仍然没有停止，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之辩的核心问题，只务涵养不重穷理是朱子批评陆学的主要立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朱子对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49—51岁：肯定与期待陆学转变
  “鹅湖之辩”后的三年间，朱陆再没有直接对话，至朱子49岁时收到陆九龄兄弟的两封书信，朱子认为这是陆家兄弟对鹅湖之会上的偏见之说所做的自我批评，他说：“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①朱子认为陆家兄弟二人有反省之意，但又存在疑虑，不敢十分肯定。次年，朱子与陆子寿于铅山会面②，并与象山门人曹立之会面。朱子很肯定曹立之，甚至认为他知道象山的问题所在，他对吕祖谦说：“子静近得书，其徒曹立之者来访，气质尽佳，亦似知其师说之误。持得子静近答渠书与刘淳叟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似不佳耳。”③子静的门人曹立之来访与朱子见面，朱子对他十分肯定，认为曹立之应该是认识到了自己老师的问题。朱子又认为陆子静在与他人的书信中指出必须做读书讲论的工夫，是已经自觉到以前说法的错误，但不肯幡然说破今是昨非，遮遮掩掩，气象不佳。从朱子所言可以看出朱子在鹅湖之会后的几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认为象山改变了立场，只是没有说破，也体现出朱子希望象山能与自己归同。
  次年，朱子又去信吕祖谦再一次论及子静教人读书讲学，他说：“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亦得江西朋友书，亦云然。此亦皆济事也。”④朱子称赞了子寿门人万人杰，并说与万人杰的会面，万人杰也说子静教人必须读书讲学，江西其他朋友的信上也这么说，朱子认为这对应事接物很有帮助，可见朱子十分期待陆子静能有明确的转变。他期待与陆家兄弟的再一次会面，他对吕祖谦说：“子寿兄弟得书，子静约秋凉来游庐阜……闻其门人说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什去七八耶！”①陆子静约朱子秋天时来庐山一游，但未成行，万正淳告知朱子，陆子寿说自己虽已经转步，但还没有移身，意思是说法发生了改变，但立场还没有发生改变，朱子对此比较乐观，他认为按照这样的趋势久了自己会自然转变。朱子在此还调侃了子寿，说鹅湖之会时的论辩非常有气势，现在不止去了七八分。由此说明朱子在49岁至51岁这段时间对陆学的变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对陆学的问题朱子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却肯向讲学上理会。其门人有相访者，气象皆好，但其间亦有旧病。此间学者却是与渠相反，初谓只如此讲学渐涵，自能入德，不谓末流之弊，只成说话，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处，亦都不得毫毛气力，此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也。②
  朱子认为陆子寿兄弟近日肯向讲学求义上做工夫，并评价说来访的陆学门人即曹立之、万正淳的气象都很好，但还是存在过去的弊病。在此，朱子认为子寿、子静也重视穷理，是好事，门人气象很好，但还是留有过去的问题。问题就在于不反思末流的弊端，最后工夫只停留于口头之上，以至于人伦日用中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发挥作用，朱子认为对这点不可以不深刻反省与警惕。在此，朱子一方面肯定了子寿、子静愿意做穷理工夫，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其门人仍然有陆学过去的问题，即空言涵养，没有将涵养工夫在人伦日用中落实。52岁朱子见到子静后，认识到陆子静仍然存在过去的问题，所以对陆学乐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52—54岁反省与商讨：不堕一边
  朱子52岁时陆子寿突然去世，陆子静亲自来访请朱子为子寿作墓志铭，朱子对吕祖谦说：“子寿之亡，极可痛惜，诚如所喻。近得子静书，云已求铭于门下，属熹书之，此不敢辞。”①朱子后作《祭陆子寿教授文》，表达了对陆子寿突然去世的惋惜，朱子说：“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将返而深观。遂逡巡而旋返，怅犹豫而盘旋。……属者乃闻兄病在床，亟函书而问讯，并裹药而携将。曾往使之未返，何来音之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予袂以淋浪。呜呼哀哉！”②朱子肯定了子寿注意到支离的问题，提出新的易简的工夫规模，这说明朱子对子寿的批评是有自我反省的。朱子认为与子寿的论辩不着急分出高下，但他相信子寿最后一定与之归同，很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朱子最后对子寿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悲痛，说明了朱子与陆学的论辩只是为学方法上的切磋，在感情上朱子仍将子寿视为好友、兄长，并且子寿去世，子静亲自来请朱子写祭文，可以看出此时朱子与陆门关系非常好，观点冲突没有那么激烈。子静与朱子见面后，二人直面相论，语气也比较客气委婉，可知朱子在52岁至53岁这两年对陆学的态度褒贬相间。
  对于陆子静到访后二人的讲论情况，朱子对吕祖谦说：“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③朱子认为子静近日讲论与过去已经有不同之处，但并没有转变到与朱子全部相合的程度。并且朱子又说幸好陆子静与其好商量，所以二人兼收对方的观点，对彼此都有益处。在此可以看出，朱陆二人虽然没有完全相合，但子静已经有所改变，并且两个人还是有商有量，说明双方都坚持己说，朱子对这次对话还是比较肯定的，同年，朱子又向吕祖谦细说二人论说的过程，言语中收紧了对子静的肯定，认为子静还是旧日规模。
  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是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①
  朱子认为陆子静虽然有所改变，但旧日规模仍在，陆子静认为意见、议论、定本是为学之病，但朱子认为既然有思考求索，就不能没有意见，既然有讲学就不能没有议论，统论为学规模则不能没有定本。朱子也指出从不同的人因为才情、气质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来说，不可以有定本之说。而陆子静却认为正是因为有很多邪意见、闲议论，如此才成为为学的弊病。朱子却认为这种批评过分了，必须在“邪”和“闲”字上分辨才能分明，这不是教人参禅，什么都不说。朱子又认为为学须先立定本，整顿好本心后，才能开始说没有定本时的道理，如果像陆子静所说一概都不要定本，就与禅学没什么两样了。由此可知，二人所讨论的核心仍在对读书穷理的态度上，朱子认为既然要为学与讲学，就要有意见、议论和定本之说，如果真正做到去意见、去议论、去定本就是完全撇开讲论道理，不辨是非、对错，最后沦为禅学。朱子最后又较温和地为子静之失说明原因，他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而是他有禅的倾向，又因为说法太过偏向禅学，又要澄清自己不是禅学，所以让别人误会了。可见，虽然朱子与陆子静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分歧，但他对子静的批评还是保持商榷的态度，认为是他在言语间没有处理好，被别人误会了。相对于陆学重涵养，朱子强调涵养与致知不落一边。
  示喻“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此固持守之要。但圣人指示为学之方，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说，则只恃一个“敬”字更不做集义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穷矣。须是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阙不到之处，乃为善学也。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识得、记得，不知所识所记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则识者记者复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圣贤之教，恐无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顿，惺惺了了，即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耳。愚见如此，不知子静相报如何？因风录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两句，与从上圣贤相传指诀如合符契。①
  朱子认为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这固然是持守的关键，但圣人所指示的为学方法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持守工夫也不是只识得和记得，所以要“敬立义行”，持敬贯彻未发已发。朱子同时指出已发后敬完成不了“集义”的工作，必须通过讲学明理来辨别天理人欲，固然还要察识。只是识得、记得此心是圣贤，则不知所识所记是指何物这是不行的，并且如果“识心”，则心会陷入二心的地位。最后，朱子提出持守就是整顿身心，此心常惺惺，不放纵，也就是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朱子强调已发后穷理与察识工夫的必要，强调持守不是“识心”，这说明朱子不仅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与子静区别，在涵养工夫的方法上也与子静不同，对此前文已有讨论。次年，朱子又致信项平父强调涵养与致知不可落于一边，在批评象山的同时也对自己做出反省。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①
  朱子提出子思教人即以《中庸》中“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作为做工夫的关键，而子静所说专在“尊德性”上，而自己平日所论偏重“道问学”，都是偏于一方。子静门人在持守工夫上值得赞赏，但义理工夫做得不够细密，又以别的道理来杜撰遮盖。朱子认为自己虽然在穷理工夫上比较扎实，但在紧要为己工夫上不够有力，则是持守不足。朱子提出应当返回自己身上做工夫，反求诸己，即多在持守上用功，“去短集长”，使涵养与致知不偏向一方。在此，检讨自己持守不够，提出象山穷理不足，显然态度比较客观，他提出双方都应该“去短集长”，说明朱子对象山是商讨的语气，对陆子静的态度比较温和。此处朱子言“去短集长”成为后世“朱陆晚同说”的重要依据，撇开此时朱子才54岁，尚未步入晚年不谈，其实此处更多的是朱子对象山的委婉劝说和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劝说的技巧。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涵养为本的立场，中晚年仍是以持敬落实涵养为本的地位，朱子对持守的强调其实并没有不足，只是他所强调的侧重点因人而发，基于陆学不重穷理，故与陆学论辩中多言穷理。在此，他只是希望通过这种各退一步的劝说技巧建议子静能够多在穷理工夫上用力。朱子意识到在与陆学的论辩中过于强调穷理一方是无法说服陆学的，所以“去短集长”是基于朱子对涵养和致知关系的基本立场上的劝说，并非立场的转变，故不能成为“朱陆晚同”的论据。
  3.55—56岁严厉批判：高视大言
  55岁后，朱子在与江西“清江学派”刘子澄长达几年的通信中展开对陆学的批评，并开始关注受到陆学影响的后辈学者，朱子说：“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陈葵者，处州人，颇佳，其学似陆子静而温厚简直过之，但亦伤不读书讲学，不免有杜撰处，又自信甚笃不可回耳。”①朱子认为陈葵的工夫方法过于温厚和简单直接，妨碍了读书讲学，对自己又过于自信，这种为学的方法与陆子静相似，所以朱子对自己学问的传承感到担忧，他说：“后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陈君保社，其一度今岁当来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余则更是难指望，此甚可虑。盖世俗啾喧，自其常态，正使能致焚坑之祸，亦何足道？却是自家这里无人接续，极为可忧耳。”①朱子认为后辈学生中有资质不错的，但大部分都很难指望，自己的学问无人接续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朱子所言也包括刘子澄，其身在江西，受到陆学影响自然不小，所以朱子在此后的几年时间与刘子澄通信的主旨都在于阐明陆学之弊。为了不混淆后学视听，朱子希望与陆学做更明显的区分，他对子静的批判更加严厉起来，语气中少了几分客气。
  读所寄文字，切切然有与世俗争较曲直之意，窃谓不必如此。若讲学工夫实有所到，自然见得。圣人所谓不知不愠不是虚语，今却为只学人弄故纸，要得似他不俗过了光阴，所以于此都无实得力处。又且心知其为玩物丧志而不能决然舍弃，此为深可惜者。……而埋没身心于此，不得超脱，亦无惑乎子静之徒高视大言，而窃笑吾徒之枉用心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如果能将讲学工夫落到实处，自然能见得道理分明，他告知刘子澄不必与世俗之说过于计较。朱子认为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是虚说，现在却成为学者玩弄文字、浪费光阴的依据，所以最终没有将知的工夫落到实处。并且，朱子又说心里面知道这是玩物丧志却不能下决心舍弃，这是最可惜的。最后朱子又说如果不去穷理讲学最终将是埋没身心、不得超脱，对于子静门人“高视大言”，还嘲笑朱学门人枉费心力。朱子仍在强调要落实穷理致知的工夫，不能以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愠”作为不做求知学问的依据，子静门人，好高骛远，不踏实求学，还嘲笑别人读书求义，是十分无知的表现。基于这个铺垫，朱子对子静的批评也更进一步，次年朱子对陆子静说：“其规模宏大而源流深远，岂腐儒鄙生所能窥测！……语圆意活，浑浩流转，有以见所造之深、所养之厚，益加叹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岭带来耳。”①在此，朱子肯定陆子静的涵养十分深厚，但工夫一路向上向高处求，会使人怀疑他的学问是从葱岭带来的，葱岭是西域高山，佛教由此传入，朱子暗指子静为禅，但是又没有明说，说明此时朱子的立场逐渐鲜明，但语气还是比较委婉的，朱子对别人说“葱岭”之说只是“戏说”，是借“戏说”来区分立场，但也说明朱子此时认为与子静的论辩并没有十分紧张。
  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公度书来，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②
  朱子对刘子澄说陆子静虽然语意圆融浑厚，没有凝滞的表现，说明涵养工夫做得好，但难免有禅的感觉，故戏说这是从葱岭带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开玩笑，事实如此，没必要避讳。可见，此处朱子言子静之学为禅学是说得比较开了，说明朱子的立场已经很明白。朱子认为陆子静立论过高且不重读书，类似于禅学，又说今日建昌说得十分卖力，百怪俱出，显然是针对陆学门人而发。朱子认为陆子静倡涵养的出发点本是好的，但其门人却以私意为主，又不通过讲学去涵养，才会如此狂妄。朱子认为从刘公度的来信中发现他也有与陆学一样的问题，故问刘子澄是否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示喻为学之意，终觉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说亦已见令叔书中矣，愿更详之。讲学不厌其详，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圣贤之言，皆须子细反复究竟。至于持守，却无许多事。若觉得未稳，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闻废书不讲而反以持守之事为讲说之资，是乃两失其宜，下梢弄得无收杀，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①
  此处朱子认为刘公度始终有好高求速的问题，其中说法已经在早前的书信中向他叔叔刘子澄说明，现在可以更详细地说明。朱子提出讲学求义不要厌烦过于详细，凡是天下事物的道理、书册经典、圣贤的言论都必须反复讨论其背后的道理。至于持守工夫，其中没有这么多事情，如果觉得不够稳当，只要默默增加工夫，向前去做就可以。在此，朱子强调穷理工夫是更详细周密的工夫，要不厌其烦地去做，而持守工夫中没有这么多详细的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在厘清持守和穷理如何做工夫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对刘公度做出批评，认为他废弃讲学读书反而以持守工夫作为讲学的内容，导致持守和穷理两个工夫都没有做好，最终下学照管不到，义理不明，做什么事情也只是模仿。从朱子与刘子澄、刘公度等人的书信来看，朱子在56岁时对子静的评价基本没有肯定的方面，都是批评的观点，他甚至认为陆学是对儒学道统的割裂，他说：“大抵近年学者求道太迫，立论太高，往往嗜简易而惮精详，乐浑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见天理之本然，各堕一偏之私见，别立门庭，互分彼我，使道体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识明者以为如何？”②朱子认为陆学喜欢工夫简易不喜欢精一详尽，喜欢言本心之全体不喜欢剖析义理，只重涵养践履，立论太高，工夫太过急迫，堕入私见，另立门庭，是对儒家道体的分裂，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见朱子已经在质疑陆学的儒家立场的问题了。
  次年朱子在与陆子美通信中也直言陆学不重明理求义，朱子说：“大抵古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则不务立论，而所言无非义理之言；不务正行，而所行无非义理之实，无有初无此理而姑为此言以救时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会，曾以此话子细商量否？”①朱子提出古代圣贤只是教人明理，明理即明德，如能明得此理，则所言、所行无非都是义理之言、义理之实，不需要另外去立论、正行，在此朱子其实认为通过穷理致知的积累就可以到达贯通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先立一个道理就能解决当今世俗的问题。在此朱子对陆子美言语似乎客气一些，但是朱子在与胡季随的通信中也言及子静之失，语词开始严厉。
  元善书说与子静相见甚款，不知其说如何？大抵欲速好径是今日学者大病，向来所讲，近觉亦未免此。以身验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学问始终、日用亲切之妙。近与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处用力，而读书穷理以发挥之，真到圣贤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须妄意思想顿悟悬绝处，徒使人颠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处反不得其所安也。②
  朱子提出“欲速好径”是当今学者最大的问题，显然是针对子静而发，并且朱子认为胡季随也有这个问题。朱子认为从自己的体会来看，才知道二程单独拈出持敬工夫以贯彻学问始终、亲切落实于日用当中的妙方法。朱子认为不如就在持敬涵养上做工夫，然后以读书穷理来发挥所涵养的道理，哪怕是圣贤做工夫都不会超出涵养与致知这两个基本方法。朱子认为不要去妄自猜想是否有顿悟的时候，否则只会导致癫狂粗率，则日用常行之处本心不能得到安放。在此，朱子强调涵养工夫也需要以持敬渐渐涵养，还要将涵养落实于日用常行中，加以穷理致知的工夫，如此涵养工夫才不会悬空，如果希望能不做穷理工夫只是发明本心就能顿悟，最后只是癫狂粗率。在此，一方面朱子指出陆学不重穷理，另一方意指子静不以持敬作为涵养的方法，恐将涵养工夫悬空，没有下学工夫作为基础，则涵养工夫过于粗率，不够细密。
  4.57岁有意调停：当虚心平气
  对于朱子的批评，陆子静及其门人显然不会接受，在论辩中朱陆双方及双方门人也有辞气激烈之说，加重了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此朱子还检讨了自己，希望陆学门人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不要将彼此视为仇敌，希望能调和双方。朱子对陆子静说：“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①朱子对子静说近来日用涵养工夫很有效果，不再有支离的问题，很希望能与陆子静再次当面讨论，不知以后相见时，二者还会不会有异同之争。支离最早是子寿对朱子的批评，朱子提出自己已经改正，有意与陆子静缓和关系，甚至还期待二者有消除异见的可能。同年，朱子在与诸葛诚之的两封书信中表达了希望能调和这场长期的论辩。
  示喻竞辩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来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学吃紧着力处，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耳。……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长少之节，礼逊之容，盖尝窃笑，以为正使真是仇敌，亦何至此！但观诸贤之气方盛，未可遽以片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满也。①
  “竞辩之端，三复惘然”表达了朱子长期纠缠于与陆门的论辩而没有达成共识的无奈，朱子本来希望诸葛诚之能“兼取两家之长”，不要互相诋毁。对于不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他希望能暂且搁置一边不要急着去争辩，先致力于去做自己最紧要的工夫，没有想到因为为曹立之作墓表之事②反使争论更加激烈，朱子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深深自责。然而朱子认为责任并不在他这一方，陆子静平日以带领学者一于天理、不杂人欲作为自己的责任，义理虽天下共有，但每个人所理解的未必能完全相同，应当虚心平气，多讲论研究，最终找到最正确的答案，这才是学者真正的责任。但是朱子很失望，在讲学论辩过程中见到很多人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神色严厉、语词愤恨，盛气凌人，就像对待仇敌一样，连一点礼貌谦逊的容貌都没有了。朱子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劝诸葛诚之等人虚心平气，不要以片面的言辞为据，陷于意气之争。
  同年朱子还说：“所喻子静不至深讳者，不知所讳何事？又云销融其隙者，不知隙从何生？愚意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个是处，初无彼此之间，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才有异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审，深所叹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来也。”①朱子认为自己并不知与陆子静存有深讳和嫌隙，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找正确的答案，没有彼此的分别，不存在世俗人情的遮掩维护，如果因为人情的原因才有异同之分，便真产生嫌隙了。对于诸葛诚之批评朱子“粗心害道”，朱子反驳不知道何是“粗心”，提出他应该为批评朱子的“粗心”提供依据。同年，朱子又去信项平父说：“朋友论议不同，不能下气虚心以求实是，此深可忧。诚之书来，言之甚详，已略报之，可取一观，此不复云也。闻宗卿、子静踪迹，令人太息。然世道废兴，亦是运数，吾人正当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愤叹，徒伤和气，损学力，无益于事也。”②在此，朱子对朋友之间讲论义理不能虚心平气而感到忧虑，朱子仍将象山视为朋友，强调论学不要陷入意气之争。并且，朱子对项平父归同陆学感到遗憾，但又安慰自己说世道废兴也是运数，应当在勉励自己中等待世道的转变，不必因此愤恨叹息，不然只是伤了和气，对二者达成一致也于事无补。由此可见，陆学门人已经开始对朱子发起激烈的论争，为了极力维护陆门，已经有不顾事实只顾立场的意气用事，朱子与陆门的论辩已经无法调和，对此朱子是很担忧的，也提醒自己不要被情绪左右，也对陆学门人苦苦相劝，然而更激烈的论争已经无法避免。
  5.58岁后全面否定：乱道误人
  即便朱子对二人的辩论做了十分努力的调停，一再强调不要陷入意气之争，伤了和气，然而朱陆论辩最终也没有得到缓和，58岁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更加严厉了。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义，然如所谓“轨则一定而浩然独存，使赤子之心全复于此而明义之本先立于此，然后求闻其所未闻，求见其所未见”，则亦可谓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圣贤示人，模范具在，近世乃有窃取禅学之近似者，转为此说以误后生。后生喜其为说之高，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读书以求圣贤所示之门户，而口传此说，高自标致，乱道误人，莫此为甚。三复来喻，恐未免此，因便布闻，未知明者以为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对项平父提出求放心固然是第一义，但是如项平父所说的先复赤子之心再去求见，即先恢复了本心之全体再做格物穷理工夫，就是将工夫倒置了。朱子在此仍强调涵养与进学两个工夫要并进，涵养是致知之本，但是须等涵养完成才开始做格致工夫。朱子认为圣贤教人的模范并不是如此，但是有人却窃取禅学中与圣贤教人相近的地方来教导后人，这是误导，在此朱子又批评子静的工夫方法近于禅，并且已经没有肯定的一面了，全部都是批评。朱子认为陆氏门人喜欢子静立论很高，做工夫很容易，所以不肯下决心去读书穷理，不仅没有遵循圣贤所立下的成德的次第，还口传高论，把自己标榜得很高，没有比这更乱道误人的了。朱子认为与项平父多次通信往来中发现他都不能免于这个问题，基于朱子常常将项平父与陆门放在一起批评，故有学者将项平父划为陆学门人。在此，朱子对陆学批评的核心观点仍在于不重穷理，立论太高。但朱子认为陆学是窃取禅学、乱道误人，说明朱子的批评是很重的，已经是全面推翻了。在同一年朱子与陆子静直接的通信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陆学的批评更加直接，态度上也更加严厉。
  税驾已久，诸况想益佳，学徒四来，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来书所谓利欲深痼者，已无可言，区区所忧，却在一种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此其为说，乖戾狠悖，将有大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不审明者亦尝以是为忧乎？此事不比寻常小小文义异同，恨相去远，无由面论，徒增耿耿耳。①
  朱子认为对陆子静来信所说的“利欲深痼”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其所忧虑的只是因为自己轻言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而产生的。朱子认为陆子静将良心和日用分为两截，认为不应该完全相信圣贤所说的话，在容貌词气上也没必要深刻体察，这种论说简直是“乖戾狠悖”，对儒家道统有很大的伤害，更不要等到陆门末学产生弊病了。朱子认为子静只言良心本体，不重日用工夫，只讲发明本心，没有将涵养落实在日用工夫中。朱子认为这样的错误不比平常小小的文义的异同，与圣贤之言违背甚远。朱子在此对子静的批评又加入了“乖戾狠悖”的判断，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次年朱子又去信陆子静说：“学者病痛，诚如所谕，但亦须自家见得平正深密，方能药人之病。若自不免于一偏，恐医来医去，反能益其病也。”②朱子劝告陆子静要纠正他人的问题首先必须自家的学问“平正深密”，如自家学问已落入一偏，再去纠正他人，反而更加重了他人的弊病。
  季章盖所谓为切问近思之学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狭吝之意，见得道理到处十分到，不到处亦十分不到，想见都不读书理会文义，虽理会，亦是先将己意向前搀断，扭捏主张，所以有来喻云云之病。……公度向时得见，资质尽过诸人，但后来觉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今将实践履事却作闲言语说了……以愚见观之，似不若将圣贤之书大家讲究一件，有疑即问，有见即答，无疑无见者，不必拘以课程。如此，却似实有功夫，不枉了闲言语。①
  朱子肯定刘季章的切问近思之学，肯去穷理求义已十分难得，但气象上又似乎过于迫切狭隘。对道理要么就完全理解，要么就完全不理解，这是因为不去读书明义，虽然理会了文义，但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观意见。朱子对刘子澄说与刘公度刚刚见面的时候，资质过人，但后来觉得有局促私吝的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朱子批评刘子澄将道德实践停留于闲话，而没有真正践行，还不如去研究圣贤之书的道理，有疑问就提问，有意见就解答，无疑问、无意见就不必拘泥于课本，如果能这样落实穷理工夫，则道德实践就不会成为闲话。由此可见，朱子对陆学的批评一直延续两个思路，一是不重视穷理，二是没有将涵养落实于人伦日用。同年，朱子与俞寿翁通信也直言陆学涵养工夫有虚谈之弊，他说：“来喻有志未勉，有见未彻，此见贤者自知之明，见子静曾扣之否？愚意则以为且当损去浮华，还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实处用功，庶几自有欲罢不能、积累贯通之效。若未得下手处，恐未免于臆度虚谈之弊也。”②朱子认为俞寿翁的志向未能实现，意见未能透彻，说明他已经自知自己的问题，朱子建议俞寿翁去除浮华的言论，在人伦日用的平实处做工夫，不久就能看到工夫积累贯通的成效，朱子主要强调涵养工夫在人伦日用中落实，强调积累至贯通的成德路径，否定顿悟之说。由此说明至子静晚年，朱子对陆学门人说话相对缓和，但对子静本人则比较直接。
  1189年朱子再一次与象山通信，对二陆都做了批评，当时朱子与陆子美正在进行“无极太极”之辩，故朱子首先批评了陆子美，他说：“子美尊兄自是天资质实重厚，当时看得此理有未尽处，不能子细推究，便立议论，因而自信太过，遂不可回，见虽有病，意实无他。”①朱子认为陆子美不先明理就立下高论，是自信太过的表现，在此朱子对陆九韶的评价与1186年所言一致，“立论太高”“自信太过”似乎成了朱子批评陆家三兄弟的高频词汇。朱子对象山也是如此，他说：“老兄却是先立一说，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正使说得十分无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无病乎？”②朱子直言象山另立一说，想要超过有若、子贡，更不用说近世周敦颐、二程等诸位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论，对别人的学说不管是非，一律吹毛求疵，都要找出不对之处，哪怕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出发点已经很不好了，况且论争十分粗糙草率，怎么能没有问题。朱子在此批评子静所立高论都与先圣先贤所言不符，朱子主要以孔门工夫为据，而象山以孟子为宗，这是二者思想来源上的分歧。
  夫子之圣，固非以多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①
  朱子认为孔子教人虽然没有以多学作为成德的标准，但从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来看，孔子实际上也没有不多学。但是，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以贯之之道的存在，这个一以贯之是通过持敬涵养实现的。但是，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学习则道理流于空疏杜撰，虽然有道但也无处可贯，如此也成就不了孔圣人。颜回、曾点之所以说得到孔子的真传，并不是所谓“心传”和曾点之志，而是因为二人的博文约礼的工夫，并不是像象山说得如此空疏杜撰。子贡虽然没有继承道统，但其所知所学也比今人，禅学也无法将其替代。周敦颐和二程两位先生，虽然在孟子之后，但他们所言之道也是不约而合。朱子认为象山以颜回、曾点自居，其实并没有真正领会颜回、曾点能得孔子真传的原因，而以二人高论为据，轻视下学工夫，没有将道贯于学中，实质上没有继承孔门真传。此封信是朱子与象山的最后一封信，此处可见，朱子的语气已经恢复平和，更显自信，此后朱子与陆子静绝笔，但并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和讨论，朱子晚年言涵养和致知的关系主要还是针对陆学而发。
  （三）批浙中学者持守不足
  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对陆学的批评除了直接与陆门对话之外，有一大部分是在与刘子澄等江西学者和浙中吕氏门人的讨论中展开，在对穷理的态度上，朱子与浙中学者比较一致。1181年吕祖谦去世，1184年陈亮入狱后，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穷理不重义利之辨的问题，此后在与浙中学者的交流中开始重点强调读书应以“四书”为规模，强调涵养的重要性。
  大抵诸经文字有古今之殊，又为传注障碍，若非理明义精，卒难决择，不如且读《论》《孟》《大学》《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远，只要人玩味寻绎，目下便可践履也。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工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非欲其兀然无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细事。①
  陈肤仲本从游于张栻、吕祖谦，后师从朱子。朱子向陈肤仲提出儒家经典有古文经与经文经的区别，又因为受到各家传注的影响，除非自己已经理明义精，其实是很难抉择的。朱子在此提出了读书之法，不要先去读“五经”，不如先去读“四书”，因为“四书”的文字平易明白，并且其中的道理深远，只要多下工夫去体会寻找，当下就可以落实到道德行动中。在此，朱子体现出今文经学的立场，也说明了他注重“四书”的原因在于适合阐明义理，说明了义理先于文字的立场。朱子进一步认为，陆学固然有近似禅学的地方，但是近来发现婺州朋友专求闻见之学，而在自己身心涵养上都不做工夫。在此，朱子批评吕氏门人注重知见之学，而不做涵养工夫，从文辞中可知，朱子认为婺州吕氏门人的问题更为严重。朱子认为学者应该要兼取众长，先整顿身心才能知道在义理间如何抉择，不是想不做工夫就能一下子豁然顿悟。朱子表明了涵养和致知不可偏废一方的立场，涵养是致知之本，穷理致知也很必要，说明了朱子否定顿悟之说，倡导积累至贯通的成德路径，在此朱子同时针对陆学与婺学而发。朱子感慨道学衰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门人各守一偏，不能兼采众长，最终在知与行上都没有做好。同年，朱子在与吕子约的通信中也对其强调读书要以涵养为根本。
  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间都不得力。前书因论陆子静处及说韩岩时话，似已详说此病，奈何都不见察，至今日然后始觉身心欠收拾乎？……大抵读书，宽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详审者又有局促奸巧之病，虽云人之情伪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胜，便觉自家心术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风颇盛，虽纯诚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堕于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区区常窃忧之而不愿子约之为之也。子约何不试取《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读之，观其光明正大、简易明白之气象，又岂有如此之狡狯切害处邪？①
  朱子认为吕子约向外求义的工夫多，而切身涵养的工夫做得较少，所以在人伦日用中的帮助不大。朱子说他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很详细地指出吕子约的问题，没想到也不去体察，至今也没有收拾整顿身心。朱子认为在读书的问题上，泛观博览的人多在“精一”上有所欠缺，精密详审的人气象又局促狭隘，虽然也说情的真伪要去省察，但如果私意偏胜天理，则本心也受到私意沾染，如此再精密详审也没有用。事先如果没有收拾好身心，则读书明义要么失于精一，要么气象狭隘，在此朱子说明了持敬涵养是省察和穷理的前提。朱子认为近年不重涵养的风气颇盛，哪怕是德行淳厚的君子，也往往有以上毛病而不自知，以此提醒吕子约。如同建议陈肤仲一样，朱子也建议吕子约尝试读“四书”以观圣人正大光明、简易明白之气象，以补收拾身心的不足，说明朱子所言读书进学也在道德修养的范围之内，以涵养为根本的穷理就能使修养工夫向内多一点，向外少一点。向内的工夫是涵养，完全向内，那就是陆学的空言涵养，完全向外，那就是吕氏门人的不辨王霸义利。在此可见朱子对吕子约本人还是比较客气地提意见，但对吕氏后学的批评就很严厉，他说：“子约为人固无可疑，但其门庭近日少有变异，而流传已远，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闻有非陆贽而是德宗者，尤可骇异。”①不辨王霸义利是吕氏后学的根本问题，朱子认为他们贬低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价值观颠倒，让人讶异。其实在这一时期，朱子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朱子认为陆学门人与婺学门人都各堕一偏，各立门庭，实际上是对儒家道体的分裂，朱子需要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认识，以保证道统的传承。同年，朱子在与刘子澄的两封书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数，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不为无力。然其下梢无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②
  朱子在此表达了他对儒家道统的忧虑，认为儒家道统在外受到攻击，在内受到破坏，朱子所说“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③，这个俗人就是指陈贾。朱子在此批评陈贾是外道之人，陈贾对此积怨很深，十年后庆元党禁期间，时任兵部侍郎的陈贾联合监察史沈继祖上疏宋宁宗，列理学人物十大罪状，导致朱子被罢免祠职。而朱子所说的“里面被吾党破坏”，则指陆学门人和婺学门人，朱子认为从吕祖谦去世后吕氏门人出了许多千奇百怪的人，甚至其弟吕祖俭也是别为一说，全然不是孔孟的为学规模，跟从管仲、商鞅的功利之学，令人惊骇，在此朱子对吕子约的批评就比较直接了。朱子为此也寻找原因，认为是因为吕祖谦之前对义利之辨阐述得不够清晰才导致吕氏门人流于功利之学，朱子表示十分遗憾。朱子认为在陆学和婺学之间，还是吕氏门人的问题更严重一些，陆子静固然是禅，却没有功利术数，能够收敛身心。而吕氏门人因不重涵养，读书求义无据可依，不辨大是大非，可以说吕氏门人的事功之说对儒家道统的伤害更大。朱子在与刘子澄多次通信中都在批评吕氏后学从根本上没有做好涵养工夫的问题。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脚不住，亦曰吾兄盖尝言之云尔。……学问固是须着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个用处。若只两手握拳，努筋着力，枉费十分气力，下梢无可成就，便须只是怪妄而已。①
  朱子认为吕祖谦生前喜欢史学，身后为其门人糊涂发表小家议论作了不好表率，那些贱王道尊霸道，谋利计功的言论更不能听。吕祖俭根本上的工夫没有做好，也只是盲从其兄。朱子剖析吕氏后学事功的原因，虽对吕祖谦不置可否，其实也是在说吕祖谦不辨王霸义利，从总体上，浙中学派的特点就是没有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涵养工夫没有做好。中间略去一段是朱子批子静为禅，最后又回到对婺学的批评，可见朱子55岁后对婺学的批评重于陆学。朱子提出做学问固然需要精进勇猛，但勇猛要有用处，即要先立下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否则所做的学问对成德没有好处，最终也只是枉费力气。59岁时朱子仍以读书穷理没有以持敬为本批评浙中学者，他说：“日用之间，且更力加持守，而体察事理，勿使虚度光阴，乃是为学表里之实。近至浙中，见学者工夫议论多靠一边，殊可虑耳。”①朱子强调在日用之间多在持守上做工夫，如此持守与体察事理互为表里，而浙中学者工夫多靠穷理一边，欠缺根本上的持守工夫，这是朱子特别担忧的。从朱子55岁开始论及吕祖谦及与其后人通信的内容来看，日用工夫中以持敬为本是朱子一再强调的重点，这是朱子对小学涵养工夫的重视。朱子1183年开始编《小学》，至1187年朱子58岁时修订完成②，其在《序》中说：“今颇芜集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③
  （四）反省与批评：谨防支离
  中年时期朱子讨论到支离的问题主要针对湖湘学派而发，强调持敬为本的地位，将涵养工夫落实于省察之前。中晚年时期朱子言支离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由于陆子寿批评朱子支离，故朱子在中晚年阶段对支离的问题思考较多，一方面反省自己的支离的问题，另一方面以支离批评浙中婺学不重视持守本心。1178年，朱子对王钦之说：“所须问目，窃谓不必如此，但取一书从头逐段仔细理会，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时泛泛，都不着实循序读书，未说义理不精，且是心绪支离，无个主宰处，与义理自不相亲。”④朱子建议读书要遵循次序，本心没有确立主宰的地位心绪就支离，如此义理不能自得，这里的支离即心不专一。1181年，朱子在讨论诚与敬的关系中也谈到支离的问题，他说：“前书所论‘诚敬’字义不同，正为方此论敬，不当引诚为说，本欲高妙，反成支离耳。”①朱子认为在诚与敬之间不能以诚为主导，应以持敬为主导，否则支离。所以可见支离的问题多体现为没有确立持敬为本的地位，而对于持敬工夫本身也要注意支离的问题，朱子说：“敬则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似此支离，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②中年时期，朱子已经提出未发前此心与敬同体，未发之前不容安排，敬以持守不是以敬持守，持中不是“求中”，若是“求中”则有两个心，就是支离。朱子在55岁后开始批评婺学不以持敬为本，但尚未开始批评婺学支离，首先是对自身支离的问题做自我检查。
  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应之盖尝学于两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话扣之，因书喻及为幸也。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对周叔谨说近来吕氏和陆氏门人互相排斥都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偏见而不能以公正之心去看待天下的道理，周叔谨曾问学于浙吕两家，朱子问其是否能做出判断。朱子接着就做了自我检讨，认为自己之前说话有太支离的地方，现在回到自己身上找原因，是因为做工夫不够切己，即涵养不够，在减去文字义理的工夫后，觉得气象比较合适。朱子建议学者多看《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就是强调要落实收拾本心的工夫，其余文字工夫，大概诵读涵养就够了，不需要大段考索。在此，朱子强调不要过分拘泥于文字索义的工夫，涵养本心才是根本的工夫。基于朱子的自我检讨，他认为自己的支离问题得到了解决。57岁时他致信陆子静说：“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①朱子认为近来日用涵养得力，不再有支离之病，此后朱子对支离的讨论转向对吕氏门人的批评。同年朱子在与吕子约的三封书信中集中论其支离的问题，建议其在日用中多下涵养工夫。
  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提出文字求义工夫虽然不能废弃，但在本原处辨析天理人欲的工夫在人伦日用动静之间都不能间断，如果能明白这一点，自然不会流入功利权谋里去。朱子提出最近才明白自己的支离虽然与吕子约的表现不同，但二者都忘记本心而追逐外物，在外的工夫多，在内的工夫少。朱子再次批评吕子约没有安顿本心就去谈王霸义利，将治国事业别做一个工夫来讨论，是很大的错误。同年，他又对吕子约说：“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①朱子提出日用间的涵养，不能因为年老体病而有所懈怠，本心是操存还是舍亡只是在于有没有持敬的问题，以前因为太过支离，本心没有主宰，所以其他工夫都做不好。如此可见朱子批评浙学支离，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是比较真诚的建议。他又对吕子约说：“示喻授学之意，甚善。但更须小作课程，责其精熟，乃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长啜，贪多务速，即不济事耳。洒扫应对乃小子之学，今既失之于前矣，然既壮长，而专使用力于此，则恐亦无味而难入。要须有以使之内外本末两进而不偏，乃为佳耳。”②朱子一是建议吕子约做工夫要有耐心，不要求快，今人多失了洒扫应对的小学涵养工夫，年长后再专于小学工夫，效果不好，所以涵养与致知两个工夫须齐头并进，不能偏废一方。
  朱子对婺学支离的批评也有严厉的时候，他说：“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③又说：“子约书来，说得大段支离，要是义理太多，信口信笔纵横去得，说得转阔，病痛转深也。”④朱子认为浙中学者因为事功和本体支离，恐怕不只是儒家立场不明的问题，希望他们能自警自省，改正旧说。朱子认为吕子约将体段说得支离是因为在义理上用功太多，并且这个问题没有改正反而加深了。
  大抵学问专守文字、但务存养者，即不免有支离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则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悬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细玩索义理，不识文字血脉，别无证佐考验，但据一时自己偏见，便自主张……一向自以为是，更不听人说话，此固未论其所说之是非，而其粗厉激发，已全不似圣贤气象矣。……但如仲升，则又堕在支离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当于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虑、一动作，便须着实体认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细辨别，勇猛断置，勿令差误。①
  朱子回复刘仲升言刘季章所论工夫之误，朱子认为刘季章不会有这样的错误，应该是刘仲升自己听得不分明，误解了季章本意。朱子认为大致来说做学问专于文字则难免支离，专务涵养则难免昏惰。想要去除这个支离，专于涵养，则又难免矫枉过正，将涵养悬空，这是因为平常没有仔细做格物穷理的后果。导致只是根据自己一时的偏见，便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与人激烈辩论，没有一点圣贤气象。朱子认为刘仲升本身有支离昏惰的问题，批评他人虽然未必都合理，可以不服，但也是反省自警的好机会。朱子建议刘仲升回到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在事中辨天理人欲，勇猛精进，去除支离的问题。
  综上分析可知，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基本立场，46岁前因与湖湘学派论辩，重点在于确立涵养于未发、持敬为本的地位。朱子在45岁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与陆学的分歧，故在鹅湖之会前已经对陆学做出了基本的判定。进入中晚年时期后，朱子仍坚持中年时期所确立的以持敬为先、为本，居敬穷理不可偏废的基本观点，但因为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为了纠偏，基于不同的论辩对象，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朱陆论辩是朱子阐述涵养与致知关系的重点内容，朱子的主要观点在于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只重涵养，工夫似禅，朱陆论辩延续到朱子晚年象山去世时都没有停止。此外，朱子从55岁开始注意到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不重王霸义利之辨，故强调持敬为本，否则有支离之弊。由此可见，朱子在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阐述中同时对峙陆学与婺学，不仅没有偏废一方，反而恰恰说明了朱子言涵养与致知关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