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经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主静的观点主要来自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学界对朱子的主静思想是否在“中和新说”以后就为定说有过争论。王懋竑提出标志“中和新说”的《答张钦夫》①有许多“未定之论”，他列举七条，其中有三条关于朱子主静的思想。②牟宗三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王懋竑所谓‘未定之论’，无一可通”③。牟宗三认为“中和新说”后朱子主静说法已为定论，他说：“论心学一书（案当云《中和新说》）以为定论。此书在乙丑初悟已发未发之分时，尚多未定之论。如以‘静中知觉不昧’为复，‘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静为本’，诸论皆后来所不言。即如‘仁中为静，义正为动’，与《太极图解》正相反。岂可据以为定论耶？”④在此，牟宗三提出朱子“旧说”时期很多关于主静的说法，后来都不说了，但并没有做进一步梳理，均以《中和新说》为定论，结论似乎过于笼统。朱子至“中和新说”后对静的理解出现了变化。
  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⑤
  朱子在此提出未发前主敬存养为静中之动，是为“复卦”，已发后敬行于省察之中为动中之静，是为“艮卦”，对于以静为“复”的比喻，朱子当年修订《太极图说解》又说：“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贞者也。”①此后则不以“复”言静，故牟宗三认为朱子后来不以“复”言静的具体时间应是在44岁后。朱子在此所言“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即以涵养贯彻未发已发、动静语默，朱子43岁时还说：“心该诚神，备体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动者，诚也，体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②在此，朱子仍以“寂而感、感而寂”来形容敬贯彻动静的工夫，此后朱子不再有这个说法。对于“中正仁义”，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以元亨利贞来解释仁义中正，以仁义为动，中正为静。确如牟先生所说，完全颠覆了此前以仁中为动，义正为静的解释。但是朱子至1176年在《太极说》中仍有“以静为本”的说法，50岁时朱子还说：“持敬以静为主。”③50岁后朱子基本不言主静。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该之，则恐未然。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为言，则亦理明心定、自无纷扰之效耳。今以静为致知之由，敬为力行之准，则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当矣。《中庸》所谓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笃行终之，此可见也。苟不从事于学问思辨之间，但欲以静为主而待理之自明，则亦没世穷年而无所获矣。④
  朱子认为程正思致知力行之说很好，但如果以“静敬”两字概括致知行则不合适，因为圣贤工夫彻头彻尾只一个“敬”字。致知，是持敬以致知，力行是持敬以行之。朱子认为言静只是为了说明工夫后理明心定、心无纷扰的效验。在此，朱子认为贯彻致知力行的只有持敬一个工夫，静只是为了说明工夫后的效验，不能作为独立的工夫。朱子又提出如果以静作为致知的根据，敬作为力行的准则，则力行在致知之先，违背了大学工夫中的知先行后的工夫次第。朱子又以《中庸》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作为致知的工夫提出致知要通过学、问、思、辨来完成，通过主静则永远不能完成明理的目的。由此，朱子取消了中年时期言持敬以静为本的意义，将静限定在工夫后的效验上说。1184年，朱子提出存养工夫不能只在静中做，对延平“静中体验未发”进行了限制，他说：“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须实下功夫，只说得，不济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①朱子认为涵养工夫应该在日用中进行，而“静中体验未发”只是要求学者在静中有存养本心的地方，但不可能一直在静中。与之相应，朱子以有事无事区分未发已发的标准，由此将静的范围进一步缩小，限制了静中工夫的范围，进入晚年后朱子以思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进一步取消了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的意义。
  对于朱子对主静谨慎的态度，徐复观以朱子从48岁至64岁四篇濂溪祠中没有一处提到静作为依据，提出朱子48岁后不言周濂溪主静工夫。他说：“元晦毕生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在乾道九年夏四月成《太极图说解》，时年四十四岁，顺《图说》‘而主静’之意，谓：‘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又谓：‘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但从四十八至六十四止，他作了四篇濂溪祠，阐扬周氏思想，却没有一处提到静，也可窥见词宗消息。至伊川谓‘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又谓‘言静则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谓‘若言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尤为元晦四十三岁以后谨守不失，且视此为儒、释大防之一，深以言静为戒。”①徐复观认为朱子对主静态度的转变主要来自二程的影响，他说：“伊川晚年由静转向敬，也反映出他是以动为人生的基本态度……因此一转换，便更加强了他在工夫中在‘事’上用力的意味。二程本来都是主张在事上用力的，伊川以‘主一无适’言敬，即是专注于一事而心无旁骛，所以敬主要切合在事上说。这便给元晦最大的影响。”②由前文分析可知，更准确地说朱子在50岁后不言主静，主要原因并不是受到二程的影响，因为中年时期朱子已知二程“不言静，只言敬”，但仍然提出“以静为本”，这是因为中年时期集中于与湖湘学派的论辩，针对湖湘学派欠缺未发前一段涵养工夫，朱子的主要任务是要证明涵养于未发前的重要性，故以主静作为论证的依据。二程的操存涵养之说固然是朱子对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中晚年后朱子也没有改变操存涵养的工夫思想，可见朱子中晚年对静的态度发生变化显然与二程关系不大，重点还在于中晚年时期朱子关注与陆学的分歧，认为陆学不重视求理而导致工夫过于“一超直入”，由此容易陷入禅学的弊端，所以朱子45岁后对主静工夫有很强的防范意识，50岁后基本不言主静工夫，朱子将静限定在工夫后的境界，不以主静言持敬，以持敬为操存涵养的方法，对于求放心也从持敬上去理解，并与佛老的“定心”进行区别，基本上都是针对陆学而发，这也说明了朱子的涵养工夫思想以孔门为宗的特色。对此，徐复观就提出朱子不言主静只言持敬说明了朱子的学术脉络继承于孔子，他说：“这是了解朱元晦的人格与学问的大脉络。这也正式承继孔子的大脉络。《论语》中便有二十一个‘敬’字，而‘执事敬’‘修己以敬’最有概括而深切的意义。”①
  需要注意的是，徐复观认为朱子不言主静是因为否定了濂溪的主静之说，实际上并不是。朱子对主静的警惕是反对以静中体验为涵养的主要方法，强调操存涵养，并没有取消静的境界义。朱子59岁时与陆学进行“无极太极”之辩，当时李守约认为《太极图》主静之说出于道家，朱子说他是“比会江西一士人”②，并批评他说：“江西士人，大抵皆对塔说相轮之论，未尝以身体之，故敢如此无忌惮而易其言耳。《敬斋箴》云：‘须臾有间，毫厘有差。’须臾之间以时言，毫厘之差以事言，皆谓失其敬耳，非两事也。”③在此，朱子批评李守约与陆学一样，不做持敬工夫，才会将主静之说列入道学，这是朱子对周敦颐主静之说的维护，静只要以主敬为前提，仍然是儒家立场，所以朱子并没有否定静坐工夫的意义，而是同样地将静坐涵摄于主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