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涵养本原是朱子在《知言疑义》时期就提出的说法，涵养本原是基于朱子对性善的地位的认识，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朱子在《集注》编订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仍然不断以涵养本原说明涵养的重要性，在《语类》《文集》中对本原也有许多讨论，主要针对湖湘学派不重未发前涵养工夫而发。中晚年后朱子继续辨析胡宏“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说法，重视天理与人欲的分辨，提出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与人欲的说法，确立了本原即天理的地位。
  问：“‘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盖行处容或可同，而其情则本不同也。至于体、用，岂可言异？观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学，大率于大本处看不分晓，故锐于辟异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如说性，便说‘性本无善恶，发然后有善恶’。‘孟子说性善，自是叹美之辞，不与恶为对。’大本处不分晓，故所发皆差。盖其说始因龟山问捴老，而答曰：‘善则本然，不与恶对。’言‘本然’犹可，今曰‘叹美之辞’，则大故差了！”①
  朱子对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天理与人欲“同行异情”是可以的，但“同体异用”的说法就错了。因为体用来自于一源，如果其用不同，则其体也是不同的。所以天理与人欲的不同是本原上的不同，即体上的不同，更别说发用了。朱子认为五峰的问题在于不识“大本”，即性善为本，认为性本无善无恶，所以在工夫上不重视涵养本原。五峰认为性发用后才有了善恶之分，所以孟子言性善是叹美之语，不与恶相对，这都是不识性善这一大本的体现，所以工夫上缺失了对性体的涵养。朱子此处对五峰的批评仍然延续“新说”时期的观点，湖湘学派重省察、轻涵养，将涵养工夫落实在省察之后，朱子认为是“发处皆差”，所以涵养本原应先于省察。朱子进一步指出湖湘学派不重涵养本原的原因在于“不辨天理人欲”，不识大本，即没有确立性善论的基础，这与朱子中年时期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朱子认为能识得“天理人欲之辨”就能识得天理本原，而天理本原就是义利之辨，在应事接物前确立是非、善恶的标准是涵养本原的重要性所在。1180年，朱子又对李叔文强调性善之说，再辨胡宏认为孟子说性善，是叹美之辞。
  但向来所说性善，只是且要人识得本来固有，元无少欠，做到圣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弃。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药以除深锢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叹美之辞，乃胡氏说，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须论，但看孟子本说足矣。此不是要解说“性”字，盖是要理会此物善恶，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迟疑耳。①
  朱子认为所谓“性善”就是要人认识到此善之性是本来固有的，所固有之性没有欠缺，未发前为性体之全，如果最终能做到圣人，就是符合本来之善性，是恰到好处。但如果达不到完善的境界，就是自己对本来之善性的放弃。所以朱子提出孟子引成覸、颜渊、公明仪等人的话就是教人立下成圣的志向，鼓励人做工夫要勇猛向前，不放弃自身本来的善性，就像人服下猛药来治多年的顽疾，不可以放松警惕。也就是说，如果人能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善性而立志成德，其实这就是涵养本原，在此朱子引入了立志的工夫，说明朱子注意到立志的作用。朱子最后提出五峰所说的“叹美之辞”与孟子本意不合，可以去看孟子本来的说法，孟子性善说的重点不在理会性是什么东西，而在理会性本然为善还是为恶，以及你信不信的问题。如果首先确定了对性善的信仰，做工夫就不会迟疑，其实也无须另外再做立志的工夫。在此可以看出，朱子言成德首先在于本原处辨天理人欲，即基于对性善的自觉，这就是涵养本原。其次才是立志勇猛精进，这是对涵养本原的补充。确立对性善的信仰，如此就能做到不放弃自身的本性，这就是本原处辨善恶、义利，就是涵养本原的作用。
  熹之鄙意，窃愿德功放下日前许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应接处实下功夫，理会个敬肆义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读书，即且读《语》《孟》《诗》《书》之属，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据处看取道理体面，涵养德性本原，久之渐次踏着实地，即此等说话须自见得黑白，不须如此劳心费力矣。①
  朱子劝说江德功放下许多“玄妙”的工夫，在日用中存养本心，在应接处分辨义利、是非、得失，这就是涵养本原。朱子又提出若要读书，就读圣贤之书，平实容易，道理明白，还有圣贤的事迹作为依据，这样也可以涵养本原。涵养本原就是涵养德性本原，就是涵养性之全体。涵养是在事中涵养，读书求义当中也可以涵养德性本原。本原就是性与天理，是人心遵循的道德准则，如果不去涵养本原就无法分辨义利得失，如此就会陷入事功的问题。
  示谕汉唐初事，以两家论优劣则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则其本领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黾勉，亦正是渠欠阙处，吾辈正当以圣贤为师，取其是而监其非，不当以彼为准则也。今人只为不见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议论见识往往卑陋，多方迁就，下梢头只是成就一个私意，更有甚好事！①
  朱子认为汉唐之学与三代之学相比，在根本上有所欠缺，汉唐之学没有确立以圣贤作为判断得失的标准，朱子认为这是“不见天理本原”，就是欠缺涵养工夫。所以朱子认为不应当以汉唐之学为准则，今人也只是因为不识天理本原，所以在义利之辨时没有标准，又着急求取功名，所以议论、见识皆卑陋，只是为了满足私意，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朱子批评汉唐之学事功其实是隐晦地批评浙中学者，同年他说：“所论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书奉告者，非论其人也，乃论吾学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谓彼全无本原根柢，则未知吾之所恃以为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复以见教。”②这是朱子在与吕祖俭讨论象山心学的问题，二者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吕祖俭批评朱子也有不周到的地方，并劝告朱子要善于学习陆学中好的地方，朱子则认为是吕祖俭不识本原，不知朱子为学的本原，即朱子认为吕祖俭误解朱子是因为他不知涵养本原的重要性。朱子与潘叔昌、吕祖俭所讨论的汉唐事功、义利之辨的观点也延续到后面与陈亮的汉唐之辨①，也涉及朱子从不重涵养工夫的角度对浙学的批评。次年，朱子再次致信吕祖俭讨论本原的问题，并澄清本原是“爱之本”，但不是“善之本”，强调本原就是性之全体。
  向来鄙论之所以作，正为如此。中间钦夫盖亦不能无疑，后来辨析分明，方始无说。然其所以自为之说者，终未免有未亲切处。须知所谓纯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着实处也。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更须细意玩索，庶几可见耳。②
  在信中可见朱子与吕祖俭对张栻的判断一致，但朱子认为吕祖俭的表达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朱子认为纯粹至善是指天地生物之心，如此善才能落到实处，也就是说至善之性要落到心上才有安放之处，朱子要表达的是善这个词是形容性的词，为虚词。所以朱子认为吕祖俭将“性之德”改为“心之德”是可以的，但将“爱之本”改为“善之本”则不可以，因为善是虚词，须落到心上才能为实，而性是天理本原，是情的本原，也就是爱的本原，故不可将“爱之本”改为“善之本”。次年朱子与吕祖俭又论涵养本原，表明涵养本原不只是未发前的持敬涵养，涵养本原在日用中也可以落实。朱子说：“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①朱子强调涵养本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在本原中分辨天理人欲，本原得到涵养，则能在义利之间做好抉择，如果不能涵养好本原，则可能受到私意、人欲的影响而流于事功权谋，最终导致异端之学兴起。
  所示《孟子》数条，大概得之，但论心处以为此非心之本体，若果如此，则是本体之外别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体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处非解释之误，乃是本原处见得未明，无个涵泳存养田地，所以如此，更愿察之也。世学不明，异端蜂起，大率皆便于私意人欲之实而可以不失道义问学之名，以故学者翕然趋之。②
  朱子认为程正思论心不是本体是有偏颇的，此“论心处”是指其与董叔重所说的“论心之存亡”③。程正思认为心若不存就不是心之本体，但朱子认为如此则是在心之本体之外再有一个走作不定之心，如此则有两个心。朱子认为孔孟教人都没有舍弃本心来做工夫，本心就是性善，就是本原。朱子认为正是因为程正思不见本原，所以不能知道性在心中，涵养本原就是存此本心而不失，所以程正思也就不知此本心就是存养的地方。正因为没有涵养本原，所以无法在义利之辨之间做抉择，如此世间才有了异端邪说，大部分是打着道义问学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了成全自己的私意、人欲，在此朱子批评功利之学的产生就是因为欠缺了涵养本原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