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45岁前因与湖湘学派论辩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在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讨论中倾向于强调持敬的优先性，但从45岁开始朱子注意到其与象山的分歧，所以在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论述中注意强调涵养不能离开穷理，1174年朱子在与吕祖俭两封书信中开始言陆学的不足。朱子说：“示喻缕缕具悉，但泛说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当放下，且玩索所读书，依本分持养为佳耳。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②朱子认为做工夫应以读书和持养为两大进路，但陆子静的思想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意思在内，朱子认为这与《中庸》先学问思辨然后再笃行的宗旨不相符合。朱子以《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问思辨为先，笃行为后来说明读书明理工夫的重要性，“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朱子首次对陆学的评价，意指陆学做工夫不重穷理，所以朱子又批评陆学为禅学，强调涵养重在操习存养。
  所示内外两进之意，甚善。此是自古圣贤及近世诸老先生相传进步直诀，但当笃信而力行之，不可又为他说所摇，复为省事欲速之计也。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操舍存亡之说，诸人皆谓人心私欲之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谓存者亦操此而已矣。①
  朱子认为涵养与进学作为内外两进的工夫是从古代圣贤至近世二程等诸老先生传承的方法，应当真实相信并尽力落实，不能被其他省事图快的学说动摇，这里的省事欲速之计是朱子对象山心学的评价。朱子进一步提出陆子静所言主旨全是禅学，只是将禅家的一些名称改变，很多人竞相传习，误导了后学者，而陆子静未必肯听其劝说，朱子表示很忧心。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到“全是禅学”，可见朱子对陆学的批评是一贯的，前者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后者批评其空言涵养。因为朱子提出所谓操舍存亡，很多人只知道人心私欲的产生是因为“放其心”，但是却不知道存心不仅是不“放其心”还要通过操习来存心，朱子在此所言已经可以看出其言涵养与陆学有不同，朱子认为操存涵养是通过操习而存心，这个操习可以在视听言动中也可以在格物穷理中持敬以存心，朱子认为很多人也暗指陆子静只将“不舍本心”理解为存养，如此存养只是内心的心灵活动，故朱子认为陆学“全是禅学”，此两封书信是朱子对陆学最早的判断，也成为朱子今后对峙陆学基本的立场。在此也说明朱子与陆学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上的分歧包含了涵养工夫本身的分歧以及对致知与涵养关系的认识的分歧。
  基于以上朱子对陆学的判定，次年五月朱陆鹅湖之会二人无法言合，不欢而散，论辩观点和内容被载入《象山年谱》。①其中将鹅湖之辩的立场归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意指朱子是先博文后约礼，象山是先发明本心再博文穷理。记录者所言没有错，朱子的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其言朱子先博文后约礼固然没错，这是朱子在中年时期所确立的知先行后的基本知行观，是朱子对大学工夫的入德次序的基本认识，但是在泛观穷理之前，朱子涵养为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象山年谱》中亦收入朱子多封与象山的佚信，其中有载朱子于淳熙二年鹅湖之会后曾致信象山做出反省，书信失佚，未载入《晦庵文集》。②因《象山年谱》为陆学后人所编，今人通过考证对比发现陆学后人为证象山与朱子之同，对《年谱》中所引朱子书信存在多处删改：“为证明对方服膺己说，朱熹、陆九渊在引录对方书信时，屡有删略文字以使对方文字看起来符合己意，此现象在陆氏后学修撰的《象山年谱》中尤为明显。”①《年谱》中所载鹅湖之辩的过程和内容恐被修饰，不作为朱陆异同研究的依据，亦不以《象山年谱》中所载朱子书信为据。鹅湖之会展现了朱陆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分歧，二者都没有自觉到对涵养工夫理解的分歧，更不可能意识到这也可能是造成对涵养与致知关系分歧的根源，朱子在对陆子静、杨敬仲的批评中其实默认江西所言涵养的方法与其一致，因为他只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却对他们的涵养工夫表示赞赏。
  学者须是培养。今不做培养工夫，如何穷得理？程子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胶扰驳杂，如何穷得理？如它人不读书，是不肯去穷理。今要穷理，又无持敬工夫。从陆子静学，如杨敬仲辈，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穷理，须穷得分明。然它不肯读书，只任一己私见，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养工夫，便是五谷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陆子静杨敬仲有为己工夫，若肯穷理，当甚有可观，惜其不改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首先提出涵养对穷理的第一义，并引程子的观点对持敬方法做了说明，动容貌、整思虑的过程中会自然产生敬意，敬只是一心为主，就是专一。如果能存此一心，则天理自明，这是持敬对穷理的意义。但如果不做持敬涵养的工夫，则心容易为外物所扰，这也无法完成穷理的工夫。朱子提出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不读书，是因为不肯穷理，二是有人肯穷理但却事先不做持敬工夫，二者都有偏失。杨敬仲从学陆子静，持敬工夫做得很好，只是不肯穷理，如果肯去穷理，则穷理工夫会做得很好。朱子认为杨敬仲不肯读书求义，只是任由自己的意见，结果就如稊稗，不是五谷。朱子又同时提出如果不做涵养工夫，是五谷也不会成熟，那还不如稊稗。在此朱子提出涵养和穷理二者不能偏废一方，但是涵养为先、为重，不涵养弊病大于不穷理的弊病。在此朱子所言涵养与致知两进的观点为50岁后朱子对峙陆学又同时对峙浙中学者做了准备。次日朱子又肯定了陆子静、杨敬仲立下为己之学的志向，说明涵养工夫做得好，只是可惜不愿在穷理上做出努力。基于中年朱子46岁前与湖湘学派的论辩，朱子对涵养工夫有特别的强调，所以也对陆学重视涵养工夫比较肯定，哪怕鹅湖之辩之后，朱子还致信张栻肯定陆学气象甚好，但是基于朱子认为象山不重穷理，不注重致知的过程，其在知行观上必然与陆学产生分歧，这又成为朱陆分歧的又一大内容。由上分析可见，朱子在鹅湖之会前对陆学的判定已经确立了日后与陆学长期论辩的基本立场，淳熙二年（1175）五月鹅湖之会后八月朱子修订《近思录》，十二月开始作《朱子家礼》，故在47岁至49岁期间，朱子鲜少在书信中谈论此事，至50岁后开始与陆学展开集中的、正面的论辩。
  综上对朱子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考察中可知，朱子在“中和新说”后至《仁说》之前，偏向于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所以提出持敬贯彻大学工夫终始、持敬是穷理之本等重要观点，在《胡子知言疑义》后，朱子也开始注意格物穷理对私欲和气禀的作用，所以也强调持敬和穷理二者不可偏废，强调持敬和穷理互发，对致知和涵养践履的关系有关照，以上观点在朱子46岁前都已经确立，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于与湖湘学派论辩，所以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朱子更偏重于强调未发前持敬涵养的地位，朱子因此提出谨防支离的问题，也是在强调持敬工夫的优先地位，并不是针对陆学而发。但在《仁说》后朱子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开始转向对陆学的反思，此后所言更注重强调不能空言涵养，穷理工夫不可缺少，至鹅湖之辩时，朱子已经确立了涵养与致知关系同时对峙湖湘学派和陆学的基本立场。这也说明，朱子并没有因与陆学的辩论而轻视涵养工夫。相反，涵养工夫作为修养工夫的前提的立场是朱子在46岁前特别强调的重点。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作为鹅湖之辩的主题，二者的“尊德性”工夫其实是不同的，朱子在《或问》中已经明确“尊德性”是持敬涵养，而陆学所言“尊德性”是发明本心，由此可知二者对涵养工夫的分歧其实在“中和新说”朱子确立持敬涵养的地位时就已经产生，但当时二者论辩的重点并没有在“尊德性”上，而在于关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所以朱陆双方其实对朱陆之分在这点上是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