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
  “中和旧说”时期，朱子以心为已发，涵养从已发处下手，所以持敬是已发后的工夫，但是持敬依然是大学工夫的基础，贯穿大学工夫始终。
  “敬”字之说，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亦须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诚意正心，及其诚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学处须是密察，见得后便泰然行将去，此有始终之异耳。其实始终是个“敬”字，但敬中须有体察功夫，方能行著习察。不然，兀然持敬，又无进步处也。观夫子答门人为仁之问不同，然大要以“敬”为入门处，正要就日用纯熟处识得，便无走作，非如今之学者前后自为两段，行解各不相资也。近方见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①
  朱子认为大学工夫中，格物致知需要进一步诚意正心，而到诚意正心时则不用回去做格物致知的工夫，格物致知作为“下学”的工夫需要严密体察，才能成为自觉的道德实践，这说明工夫有始终的区别，但是始终都离不开持敬。持敬当中必须有体察的工夫，才能将操习和体察落实为行动，否则如果只是持敬，则没有更进一步的地方。朱子提出虽然孔子答门人为仁之方有所不同，但最关键的还是以敬作为修德入门的工夫。朱子还提出要在日用工夫纯熟的时候以持敬为基础，如此日用工夫不会偏差，持敬如果能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则不会将持敬与大学工夫分为前后两段工夫。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子在“旧说”时期注重省察的作用，强调格物致知之后诚意正心工夫的必要性，但持敬是贯彻大学工夫始终的地位在“旧说”时期就已经确定。“中和新说”后朱子将持敬落实到未发前，如此更加明确了持敬工夫彻上彻下的地位。
  “中和新说”时，朱子确立了未发的地位，将持敬涵养落实到未发之前，如此持敬成为所有已发工夫的基础，也是在此阶段，朱子拈出了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为学工夫的基本架构，朱子说：“是以在昔君子之为学也，庄敬涵养以立其本，而讲于义理以发明之，则其口之所诵也有正业，而心之所处也有常分矣。”①由此可知，朱子在“新说”时期已经正式确立“持敬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的两大工夫路径，对此陈来也说：“王懋竑说朱熹‘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涵养进学两语，学问大旨立于此’，其实在己丑中和之悟的同时已经确立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的宗旨。”②朱子对为学宗旨的确立基本上以伊川为据。
  夫持敬用功处，伊川言之详矣。只云：“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又云：“但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不待先有所见而后能也。须是如此，方能穷理而有所见。惟其有所见，则可欲之几了然在目，自然乐于从事，欲罢不能，而其敬日跻矣。”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贤之言，如此类者亦众。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又承苦于妄念而有意于释氏之学，此正是元不曾实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将不攻而自破矣。①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伊川对持敬工夫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只要动容貌、整思虑，则此心便专一，自然生敬。动容貌、整思虑就是做工夫的地方，不是等到先有所见才能持敬。朱子认为必须先持敬，才能穷理，穷理而使理有发见。等到穷理而理见之后，则“可欲之几”就会明显起来，自然乐于从事，而在此过程中，敬的工夫也是每天增加。在此朱子说明了持敬先于穷理，而穷理也有助于持敬的道理。朱子引伊川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句话说明了持敬与致知的关系，即为学之道先从持敬开始，没有不持敬的致知，所以持敬贯穿致知始终。在此，因圣贤言敬，认为圣人言做工夫的妙处也只在一个“敬”字。如果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邪妄也将不攻自破。在此阶段，朱子以持敬对治人欲，而穷理是明理的工夫，所以朱子说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人欲自消在天理自明之后，如此表明在工夫入手处以持敬为先，而在工夫结尾处也以持敬为终，持敬贯穿穷理终始，这是朱子“持敬以穷理”的重要内涵。于是朱子修改了“中和旧说”时期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
  今且论“涵养”一节，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今人从前无此工夫，但见《大学》以格物为先，便欲只以思虑知识求之，更不于操存处用力，纵使窥测得十分，亦无实地可据。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古人在小学阶段就已完成涵养工夫，所以大学之道就从格物开始做起。但今人都普遍缺失了小学阶段的涵养工夫，又只看到《大学》中以格物为先，便以为只通过思虑知识就可以完成大学的修身工夫，更不去做操存本心的工夫，纵使将道理看得十分明白，也缺乏评判善恶的依据。朱子认为大学工夫前应该先做操存涵养的工夫，以补小学阶段本应该完成的涵养工夫。这个操存涵养的工夫就是持敬，敬是彻上彻下的工夫，格物致知是在持敬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的工夫。朱子在此说明了持敬是格物致知的前提，这与大学工夫与格物致知为始没有矛盾。同年，朱子针对胡广仲先致知后持敬的工夫思想，对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向来之论，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论敬云：“但存此久之，则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圣贤之言，亦莫不如此者。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敬是圣人为学始终最关键的工夫，表明持敬工夫出自孔门本统，进而对胡广仲先致知后持敬的观点提出质疑。古人为学的次第是由小学工夫进入大学工夫，在洒扫应对进退的学习中持守坚定本心，涵养纯熟之后再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所以《大学》中的工夫次第是在小学涵养工夫完成的基础上开始格物致知的工夫。但是因为现在的人没有做过一天小学涵养的工夫，就认为必须做致知的工夫以后持敬才能施行，如此则不知道格物以什么为主宰而能致其知。可见，朱子不仅从次序上说明持敬要先于格物，而且从作用上也说明了持敬是《大学》格物穷理的依据，朱子又引程子所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和“但存此久之，则天理自明”，来表明以持敬涵养作为修养工夫的下手处遵从了二程之说，说明了持敬是格物致知的前提，并且贯穿格致工夫的始终。“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与朱子言“持敬以穷理”说的都是一个意思。1177年，朱子作《大学或问》，又对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总结。
  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而不幸过时而后学者，诚能用力于此，以进乎大，而不害兼补乎其小，则其所以进者，将不患于无本而不能以自达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敬是圣人工夫之所以开始与完成的原因，小学工夫也要以持敬贯彻始终，否则不能涵养本原而在洒扫应对进退与六艺的学习中谨慎小心。大学工夫也要以持敬贯彻始终，否则不能进德修业而最终实现明德新民的目标。可见，持敬的彻上彻下不仅贯彻大学工夫始终，也贯彻小学工夫始终。朱子在此提出小学工夫对大学工夫的辅助意义，认为如果能在大学进德修业的过程中兼顾小学涵养工夫，则不用担心大学进德修业、明德新民的工夫没有根本，这就是大学工夫前必须先做持敬涵养工夫的意义所在，更进一步，朱子又解释了持敬为何能贯彻为学工夫的始终。
  曰：“敬之所以为学之始者，然矣。其所以为学之终也，奈何？”
  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乎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承接上文进一步阐述持敬贯彻为学始终的观点。因为持敬涵养是涵养本心之全体，由此确立一心为主宰的地位，所以持敬也是小学工夫的开始。如果知道小学工夫要依赖持敬作为工夫的开始，而大学工夫也要依靠持敬才能最终完成，如此就可以知道持敬工夫贯彻小学、大学工夫的始终。朱子认为以持敬为先，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之后再做格物致知的工夫，这个次第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此需要特别注意，朱子理解的“尊德性”是持敬涵养，而持敬涵养为本的地位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已经确立。朱子进一步提出，如果确立本心主宰的地位再去做诚意正心工夫以修身，就是《孟子》所说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①。孟子所言心之官则思，即“求放心”。如果确立本心主宰的地位再去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就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朱子认为《大学》中每一个工夫始终都不能离开以持敬作为前提，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并且这是大学工夫开始与完成的关键，由此可见持敬的地位。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在《或问》中将持敬与“尊德性”等同，在鹅湖之辩之前朱子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由此也说明《集注》《或问》之后，朱子更注重将“四书”中的工夫思想融会贯通，将“四书”中的思想做互相印证，将《论语》中的持敬与《中庸》中的“尊德性”、《孟子》中的“求放心”贯通，以持敬工夫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可见朱子虽然在“中和新说”时期已经确立涵养和致知两大基本工夫进路，但在《或问》后其工夫体系才可以说得到了完整的建构。
  （二）谨防支离：持敬为本
  朱子对支离的思考在“中和旧说”时就已经开始，38岁时朱子说：“‘仁义’二字，未尝相离。今曰‘事亲以仁，守身以义’，恐涉支离隔截，为病不细。”②朱子认为仁与义不能分开，如果只以事亲为仁，以守身为义，就是将仁义分为两截工夫，导致支离。同年，朱子又说：“所喻‘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③此前朱子认为多做察识工夫就能力行，察识是君子首要的工夫，但后来反求诸身则发现本心不够安稳，才意识到如果不先做求放心工夫，则工夫未免支离。此时朱子仍处于“中和旧说”阶段，受到张栻影响，认为涵养工夫在已发后下手，注重察识的作用，但此时已经提出应以持敬工夫为本，否则工夫陷于支离。同年，他对何叔京说：“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①在此，朱子将涵养工夫下落于良心发见处，但持敬仍然是其他工夫的前提，持敬为本的地位在“中和旧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1168年朱子作《观过说》，当时已是“中和新说”的酝酿阶段，朱子已提出涵养于未发之前的观点，不能等到已发后而观之，否则工夫陷入支离。
  盖言因人之过而观其所偏，则亦可以知仁，非以为必如此而后可以知仁也。若谓观已过，窃尝试之，尤觉未稳。盖必俟有过而后观，则过恶已形，观之无及，久自悔咎，乃是反为心害而非所以养心。若曰不俟有过而预观平日所偏，则此心廓然本无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养，乃豫求偏处而注心观之，圣人平日教人养心求仁之术，似亦不如此之支离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孔子的“观过知仁”是指通过观察人的过失也可以知仁，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观过这一个方法来知仁，观过只是知仁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朱子进一步从自身的体验提出观过不是观己之过，如果一定要等到人有了过错之后才去观察体悟，则过错和邪恶已经形成，通过观察已经来不及，只能自己懊悔自责，反而是伤害本心而不是养心。朱子提出观过的工夫具有滞后性，无法达到养心的目的。所以朱子提出不能等到有了过失再去观察平日所偏，不要只从心已发后为一偏的情况去观察，更应该在本心寂然无事时就直接下手做涵养的工夫，朱子指出孔子平日教人养心求仁的方法是不会如此支离的。在此，此心寂然无事其实就是未发前，朱子在此实际上是指出了未发前的涵养工夫要先于已发后的察识，如果没有未发前的涵养工夫为前提，则做工夫有支离之病。在《知言疑义》中朱子为了落实未发前持敬涵养为本的地位，也提出了涵养先于省察的工夫次第，否则陷入支离。当总体上说，朱子言支离更多的是为了强调持敬与穷理的关系中持敬为本的地位。
  敬义之说甚善，然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有所偏废，则德孤而无所利矣。“动静，仁智之体”对下文乐寿为仁智之效而言，犹言其体段如此耳，非体用之谓也。学者求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穷理之说，便是用力处。若欲动中求静，静中求动，却太支离，然亦无可求之理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中和新说”时期言敬义关系是为了说明涵养和省察的关系，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新说”时期朱子重点关注的问题，但在《知言疑义》朱子进行理欲之辨后，朱子也注意到格物穷理对治人欲和气禀的问题，所以提出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了持敬和穷理不可偏废的关系，偏废一方则不能成德，说明朱子已经确立涵养与致知作为工夫的两大路径。朱子又提出“动静，仁智之体”是针对下文乐、寿是仁与智的效用来说的，所以“动静，仁智之体”指动静是仁智的体段，居敬穷理就是达到仁与智的境界，二者是同时做工夫的，如果在动中求静，静中求动，即将仁与智分得太开，工夫太过支离。在此，朱子意指仁智一体，居敬穷理工夫是求仁智的工夫，不能以居敬为求仁，以穷理以求智，如果将持敬与穷理截然分成动静两个工夫则太支离，正确的关系应该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1173年，朱子又说：“要须先以万善之先名仁，而后可以用工致力。若所谓克己复礼、如见如承之类，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当一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离，失其全体）。”①在此，朱子提出必须确立仁体的先在性而后才可以做工夫，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之类都是做工夫的地方，但要注意未发前持敬涵养，否则会陷入支离。1174年，朱子更具体言不“专一”就是支离。
  主一只是专一，盖无事则湛然安静而不骛于动，有事则随事应变而不及乎他，是所谓主事者乃所以为主一者也。观程子书中所论敬处，类集而考之，亦可见矣。若是有所系恋，却是私意，虽似专一不舍，然既有系恋，则必有事已过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离畔援，与主一无适非但不同，直是相反。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所谓“主一”就只是做到“精神专一”，无事时本心湛然安静而不会乱动，有事则随事应变而不被他物影响，这就是所说的能主宰万物的原因在能以一心为主宰。朱子提出从二程论敬都可以看出以上道理，如果心有所牵绊和留恋的地方就是私意产生，看起来好像专一但既然有了牵绊和留恋的事物，则一定受到万物影响使心不为身之主宰，如此就是支离，与主一无适的状态截然相反。以上朱子所言谨防支离基本上围绕持敬与穷理的关系展开。《仁说》后朱子注意到其与陆学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的重大分歧，重点开始向陆学强调穷理的重要。
  （三）居敬穷理互发
  由前文分析可知，持敬为本不仅说明了持敬在穷理之前、持敬贯穿大学工夫始末，还说明了持敬为格物穷理立下了善恶的标准作为依据。朱子中年阶段将持敬工夫抬得很高，但是没有取消穷理的作用。相反，朱子同时强调居敬和穷理二者不能偏废。
  然尝闻之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实学者立身进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盖未尝不交相发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者，又不过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诞怪谲、不近人情之说也。……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引程子“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提出涵养与致知是立身和进步的关键，并且这两个工夫是互相发明的。然而孔子教人持敬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而致知又不过是读书和在应事接物中寻求其中的道理，并非近世一些荒诞怪谲的说法。朱子提出读书的方法应该循序渐进，而在文义之间体验操存涵养与践履是踏踏实实的，然后才能心静理明。如果不在格物中操存践履，则即使读书再多，也对成德没有帮助。在此，朱子提出了不能离开穷理空言持守和践履，要在穷理中存养和践履。同年，朱子又说：“持敬正当自此而入，至于格物，则伊川夫子所谓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之属，无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显明之功而必搜索窥伺于无形无迹之境，窃恐陷于思而不学之病，将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进于日新矣。”①朱子认为格物工夫从读书、应事等地方完成，如果只是停留于思考则完成不了格物穷理的工夫。1172年，朱子又言穷理居敬不可偏废，朱子书：“敬义之说甚善，然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有所偏废，则德孤而无所利矣。”②同年，朱子又提出要两进涵养与致知的工夫，但持敬为本的地位不能改变。
  熹承谕向来为学之病，足见高明所进日新之盛，一方后学蒙惠厚矣。然以熹观之，则恐犹有所未尽也。盖不务涵养而专于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于涵养，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养之功以补其所不足，窃恐终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内外之道。必也尽弃今日之所已知而两进夫涵养格物之功焉，则庶乎其可耳。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湖湘学派问题仍在于不注重涵养而过于偏重致知，这是湖湘学派问题的根源。因为缺失了未发一段涵养工夫，导致致知的工夫也无法“惟精”，最终无法落实为践履，朱子认为如果不先涵养就直接做致知的工夫，则无法达到身心、内外相一致，最终其所知无法落实为涵养践履，无法达到知行合一。这与朱子言“敬立义行”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道德实践的发动离不开格物明理的工夫，也离不开持敬涵养的工夫，这就是朱子言主敬力行的主旨。所以朱子建议胡广仲抛弃没有以持敬涵养为是非前提的已知之理，只有补上未发前的持敬涵养，才能达到身心内外合一，正是因为如此，涵养与致知工夫一定同时进行才行，最终完成自觉的道德实践。朱子又以小学和大学工夫的次第关系来说明居敬与穷理是互相配合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谓博学详说非初学事，则大不然。古人之学固以致知格物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则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习而已，是皆酬酢讲量之事也，岂以此而害夫持养之功哉？必曰有害，则是判然以动静为两物，而居敬、穷理无相发之功矣。大抵圣贤开示后学进学门庭、先后次序，极为明备，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说以为至当，殊非浅陋之所闻也。①
  朱子认为古人固然以致知格物为先，但格物致知开始的时候一定涵养于小学工夫之中，小学工夫就是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习与练习，都是以敬交际应酬、研习思量的过程，这对持敬存养是很有帮助的。在此，朱子也确立了致知前的持敬涵养工夫是前提的地位，朱子又提出如果认为小学阶段的工夫不利于持敬，则动静就被区分太开，而居敬、穷理就没有了互相发明的工夫。朱子言居敬、穷理互发，是为了表明居敬与穷理不是可以独立完成的工夫，需要互相配合。朱子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耳。”①穷理与持敬两个工夫要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如果没有致知则无法进一步涵养，但如果没有持敬穷理也无法达到知至而意诚的境界，居敬与穷理应当各自发挥自己的功用，也应当交互使用、互相配合。在此朱子其实强调的是居敬和穷理两个工夫是同时进行、互相成就的关系，缺失了一方，另一方的工夫也不可能完成。
  （四）批陆：涵养不离进学
  朱子在45岁前因与湖湘学派论辩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在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讨论中倾向于强调持敬的优先性，但从45岁开始朱子注意到其与象山的分歧，所以在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论述中注意强调涵养不能离开穷理，1174年朱子在与吕祖俭两封书信中开始言陆学的不足。朱子说：“示喻缕缕具悉，但泛说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当放下，且玩索所读书，依本分持养为佳耳。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②朱子认为做工夫应以读书和持养为两大进路，但陆子静的思想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意思在内，朱子认为这与《中庸》先学问思辨然后再笃行的宗旨不相符合。朱子以《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问思辨为先，笃行为后来说明读书明理工夫的重要性，“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朱子首次对陆学的评价，意指陆学做工夫不重穷理，所以朱子又批评陆学为禅学，强调涵养重在操习存养。
  所示内外两进之意，甚善。此是自古圣贤及近世诸老先生相传进步直诀，但当笃信而力行之，不可又为他说所摇，复为省事欲速之计也。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操舍存亡之说，诸人皆谓人心私欲之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谓存者亦操此而已矣。①
  朱子认为涵养与进学作为内外两进的工夫是从古代圣贤至近世二程等诸老先生传承的方法，应当真实相信并尽力落实，不能被其他省事图快的学说动摇，这里的省事欲速之计是朱子对象山心学的评价。朱子进一步提出陆子静所言主旨全是禅学，只是将禅家的一些名称改变，很多人竞相传习，误导了后学者，而陆子静未必肯听其劝说，朱子表示很忧心。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到“全是禅学”，可见朱子对陆学的批评是一贯的，前者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后者批评其空言涵养。因为朱子提出所谓操舍存亡，很多人只知道人心私欲的产生是因为“放其心”，但是却不知道存心不仅是不“放其心”还要通过操习来存心，朱子在此所言已经可以看出其言涵养与陆学有不同，朱子认为操存涵养是通过操习而存心，这个操习可以在视听言动中也可以在格物穷理中持敬以存心，朱子认为很多人也暗指陆子静只将“不舍本心”理解为存养，如此存养只是内心的心灵活动，故朱子认为陆学“全是禅学”，此两封书信是朱子对陆学最早的判断，也成为朱子今后对峙陆学基本的立场。在此也说明朱子与陆学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上的分歧包含了涵养工夫本身的分歧以及对致知与涵养关系的认识的分歧。
  基于以上朱子对陆学的判定，次年五月朱陆鹅湖之会二人无法言合，不欢而散，论辩观点和内容被载入《象山年谱》。①其中将鹅湖之辩的立场归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意指朱子是先博文后约礼，象山是先发明本心再博文穷理。记录者所言没有错，朱子的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其言朱子先博文后约礼固然没错，这是朱子在中年时期所确立的知先行后的基本知行观，是朱子对大学工夫的入德次序的基本认识，但是在泛观穷理之前，朱子涵养为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象山年谱》中亦收入朱子多封与象山的佚信，其中有载朱子于淳熙二年鹅湖之会后曾致信象山做出反省，书信失佚，未载入《晦庵文集》。②因《象山年谱》为陆学后人所编，今人通过考证对比发现陆学后人为证象山与朱子之同，对《年谱》中所引朱子书信存在多处删改：“为证明对方服膺己说，朱熹、陆九渊在引录对方书信时，屡有删略文字以使对方文字看起来符合己意，此现象在陆氏后学修撰的《象山年谱》中尤为明显。”①《年谱》中所载鹅湖之辩的过程和内容恐被修饰，不作为朱陆异同研究的依据，亦不以《象山年谱》中所载朱子书信为据。鹅湖之会展现了朱陆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分歧，二者都没有自觉到对涵养工夫理解的分歧，更不可能意识到这也可能是造成对涵养与致知关系分歧的根源，朱子在对陆子静、杨敬仲的批评中其实默认江西所言涵养的方法与其一致，因为他只批评陆学不重穷理，却对他们的涵养工夫表示赞赏。
  学者须是培养。今不做培养工夫，如何穷得理？程子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胶扰驳杂，如何穷得理？如它人不读书，是不肯去穷理。今要穷理，又无持敬工夫。从陆子静学，如杨敬仲辈，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穷理，须穷得分明。然它不肯读书，只任一己私见，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养工夫，便是五谷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陆子静杨敬仲有为己工夫，若肯穷理，当甚有可观，惜其不改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首先提出涵养对穷理的第一义，并引程子的观点对持敬方法做了说明，动容貌、整思虑的过程中会自然产生敬意，敬只是一心为主，就是专一。如果能存此一心，则天理自明，这是持敬对穷理的意义。但如果不做持敬涵养的工夫，则心容易为外物所扰，这也无法完成穷理的工夫。朱子提出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不读书，是因为不肯穷理，二是有人肯穷理但却事先不做持敬工夫，二者都有偏失。杨敬仲从学陆子静，持敬工夫做得很好，只是不肯穷理，如果肯去穷理，则穷理工夫会做得很好。朱子认为杨敬仲不肯读书求义，只是任由自己的意见，结果就如稊稗，不是五谷。朱子又同时提出如果不做涵养工夫，是五谷也不会成熟，那还不如稊稗。在此朱子提出涵养和穷理二者不能偏废一方，但是涵养为先、为重，不涵养弊病大于不穷理的弊病。在此朱子所言涵养与致知两进的观点为50岁后朱子对峙陆学又同时对峙浙中学者做了准备。次日朱子又肯定了陆子静、杨敬仲立下为己之学的志向，说明涵养工夫做得好，只是可惜不愿在穷理上做出努力。基于中年朱子46岁前与湖湘学派的论辩，朱子对涵养工夫有特别的强调，所以也对陆学重视涵养工夫比较肯定，哪怕鹅湖之辩之后，朱子还致信张栻肯定陆学气象甚好，但是基于朱子认为象山不重穷理，不注重致知的过程，其在知行观上必然与陆学产生分歧，这又成为朱陆分歧的又一大内容。由上分析可见，朱子在鹅湖之会前对陆学的判定已经确立了日后与陆学长期论辩的基本立场，淳熙二年（1175）五月鹅湖之会后八月朱子修订《近思录》，十二月开始作《朱子家礼》，故在47岁至49岁期间，朱子鲜少在书信中谈论此事，至50岁后开始与陆学展开集中的、正面的论辩。
  综上对朱子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考察中可知，朱子在“中和新说”后至《仁说》之前，偏向于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所以提出持敬贯彻大学工夫终始、持敬是穷理之本等重要观点，在《胡子知言疑义》后，朱子也开始注意格物穷理对私欲和气禀的作用，所以也强调持敬和穷理二者不可偏废，强调持敬和穷理互发，对致知和涵养践履的关系有关照，以上观点在朱子46岁前都已经确立，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于与湖湘学派论辩，所以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朱子更偏重于强调未发前持敬涵养的地位，朱子因此提出谨防支离的问题，也是在强调持敬工夫的优先地位，并不是针对陆学而发。但在《仁说》后朱子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开始转向对陆学的反思，此后所言更注重强调不能空言涵养，穷理工夫不可缺少，至鹅湖之辩时，朱子已经确立了涵养与致知关系同时对峙湖湘学派和陆学的基本立场。这也说明，朱子并没有因与陆学的辩论而轻视涵养工夫。相反，涵养工夫作为修养工夫的前提的立场是朱子在46岁前特别强调的重点。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作为鹅湖之辩的主题，二者的“尊德性”工夫其实是不同的，朱子在《或问》中已经明确“尊德性”是持敬涵养，而陆学所言“尊德性”是发明本心，由此可知二者对涵养工夫的分歧其实在“中和新说”朱子确立持敬涵养的地位时就已经产生，但当时二者论辩的重点并没有在“尊德性”上，而在于关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所以朱陆双方其实对朱陆之分在这点上是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