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旧说”时期，朱子看重察识工夫，认为已发之际的察识要先于平日涵养的工夫。1166年朱子在《答张敬夫书》中就可以看出朱子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理解受到“旧说”时期的心性思想的影响。
  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复，至于夜气不足以存而陷于禽兽，则谁之罪哉？……程子曰：“未发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养便是。”又曰：“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二先生之说如此，亦足以验大本之无所不在、良心之未尝不发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天理如果随处发见都没有停息，则体用都一致，则私欲就会灭亡，在此朱子言天理发见明显是已发后。朱子认为即使已发后心沉迷于物欲之中，但良心之端却能随着事情显现。如果能在此处致察识之功，然后操存涵养此端绪，则可以从端绪处通贯心之全体，使性恢复原本的面貌。可见朱子明确持先察识后操存涵养。朱子认为如果不能做察识工夫，则私欲消灭了还会反复生长，夜气也不能存而最终沦为禽兽。在此，朱子将察识工夫看得很重，认为察识是涵养的前提。朱子又引程子言未发之前不可求来说明涵养都在已发后，即平日涵养。朱子又引程子言“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来说明在已发之际察识工夫的重要性。朱子认为二程之语说明了已发之际的察识可以体验未发前大本无所不在，也说明了本心良心没有不显现的。在此可以看出朱子对察识工夫的重视，这都是基于朱子以心为已发，涵养被安顿在已发后而言。“中和新说”后涵养与察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1168年朱子作《已发未发说》开始，便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安顿涵养工夫。1169年朱子在与张栻、林择之、胡广仲等人的书信中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问题做了重新讨论。
  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未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诚如所谕，亦已报南轩，云择之于此无异论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说张栻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很坚定，这与张栻对未发已发区分的条理不够清晰有关，朱子认为如果张栻改变旧说，则对未发已发的安排就会妥当。张栻对未发已发的区分不够明确，其实就是朱子“旧说”时期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心性理论，如此心与性的区别不够明晰，察识、涵养都成为已发后的工夫，缺失了未发前一段工夫。所以朱子提出，“敬以直内”即持敬工夫是初学者最要紧的工夫，应该先落实持敬涵养。朱子又说已告知张栻、林择之，并且林择之没有不同意见。由此可知，朱子与林择之通信时已经形成了涵养先于察识的观点，在同年与林择之的多封书信中，朱子都在强调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第。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今曰即日所学，便当察此端倪而加涵养之功，似非古人为学之序也。……今乃谓“不先察识端倪，则涵养个甚底”，不亦太急迫乎？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古人从孩童之时所学三德三行，所做的洒扫应对进退的工夫，其实就是涵养的工夫，不能等到懂得察识心之端倪后再去涵养。但可以从涵养中体察端倪，则所察识的端倪都为己物，又在人伦日用中再加以涵养，则修养工夫自然纯熟。所以朱子在此提出的工夫次第是小学涵养—察识—平日涵养，朱子以小学工夫先于大学工夫的逻辑提出了涵养要先于察识。朱子认为林择之先察识端倪再做涵养工夫显然不符合古人为学的次序，古人先做小学工夫即涵养，再去格致省察。林择之认为不先察识则没有东西可以涵养，朱子则认为直接从已发处下手，工夫显得太过急迫，因为缺失了未发一段存养工夫，这是湖湘学派的通病，也是朱子在“旧说”时期的问题。
  前日“中和”之说看得如何？但恐其间言语不能无病，其大体莫无可疑。数日来玩味此意，日用间极觉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纯熟，而气象浮浅、易得动摇，其病皆在此。湖南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遗书》，多有符合，读之上下文极活络分明，无凝滞处。亦曾如此看否？①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感觉到日用间涵养工夫很吃力，后来才知道此心若有若亡，涵养不能纯熟，气象肤浅，容易动摇，这些问题的原因皆在于缺失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朱子又认为湖湘学者，除林择之外，胡广仲、张栻等人的问题也是如此。朱子说看张栻回信大抵也是缺乏未发一截的工夫。朱子认为心体贯通未发已发、动静，所以工夫也要贯通有无、动静才不会有缺漏。如果都必须等待已发后才去察识，察识后才存养，则要弥补未发这一段工夫做再多工夫都不够。朱子直接提出只有涵养于未发之前，如此则发处中节多，不中节少。如此，察识的时候也更明白，也更容易用力，这与“无本可据”之说大不一样。在此，朱子明确了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也明确了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第，也说明了未发前涵养为已发之际的察识提供了依据的作用，使察识工夫更加明白也更有用力处，这都是朱子认为涵养重于察识的体现。朱子提出从“有本可据”的观点来看《遗书》，则这一思路与《遗书》相符合，没有冲突的地方，表态自己涵养先于察识思想与二程本旨相符合，为自己的说法提供合理性。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未发工夫的基础地位，是朱子言涵养与察识的关系的基本依据，朱子说：“‘主静’二字，乃言圣人之事，盖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义’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宾主尔。观此则学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须先有个立脚处，方可省察，就此进步，非谓静处全不用力，但须如此，方可用得力尔。”①主静指未发前的涵养工夫，朱子认为《太极图说》中“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中正仁义”四者有宾主之分，应以中、仁为主，以正、义为客，即以未发为主，以已发为客，未发是工夫的立脚处，先做未发工夫才能开始省察，以静中涵养为基础省察工夫才能有用力处，而湖湘学派所欠缺的未发一段工夫其实就是未发前的持敬涵养，朱子说：“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灭裂。”②1171年，朱子在《胡子知言疑义》中辨析五峰“先识仁体”的说法，提出涵养省察不可偏废，但是涵养更重要。
  熹按：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观孔子答门人问为仁者多矣，不过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焉尔，初不必使先识仁体也……夫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及其见而操之，则所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体未尝有一日涵养之功，便欲“扩而充之，与天同大”愚窃恐其无是理也。……熹谓二者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与此章之意正相反，学者审之则其得失可见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反对胡宏的“先识仁体”之说，他认为孔门教人求仁之方都是在事中涵养而自得，刚开始不必先识仁体，只要操存涵养不会间断，就是求放心，如果等到已发后再做操存工夫，则所操存的只是心发用后的一端，而非涵养本原全体，如果想从发用一端后扩而充之，与天理一致这是不可能的，在此朱子否定了“旧说”时期所认为的从已发之际的察识端倪可以扩充的观点。在明确二者先后次第的基础上，朱子还区分了涵养与省察的地位。朱子认为涵养与省察二者固然不可偏废，但是孔门教人持敬涵养比较详细，而教人省察则比较简略，由此可知持敬涵养的地位高于省察，而《知言》中详论省察略论涵养，与圣贤之意不符，在此朱子以孔门正统论辩湖湘学派重省察轻涵养。次年，朱子又批评胡广仲“识真妄”的说法，仍是继续强调要先落实持敬存养。朱子说：“来教所谓‘正要此处识得真妄’是也。然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②胡广仲对朱子说“正要此处识得是非真妄”即要先察识心已发后的是非真妄，而朱子认为须有平日的涵养工夫，遇到事时此心才能分辨得出是非真妄，朱子在此言察识要以涵养为前提。简而言之，朱子在“中和新说”后确立了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地位，是朱子《仁说》前考察涵养在工夫论中的地位的重点，主要针对湖湘学派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