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旧说”时期朱子认为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涵养工夫都为已发后，而察识是在已发之际下手，所以在涵养与察识的关系中，朱子与湖湘学派一样都重察识，认为要先察识后涵养。“中和新说”后朱子对涵养与察识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自1168年朱子作《已发未发说》开始，便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安顿涵养工夫。1169年朱子与湖湘学者通信就开始质疑张栻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次第，认为应该以持敬涵养为先，同年朱子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正式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在此基础上，1170年朱子在《与张钦夫》中明确提出“涵养先于察识”的观点，1171年朱子在《胡子知言疑义》中详细论述涵养与察识的关系，提出涵养先于察识、涵养与察识二者不可偏废的论点。在这一时期，朱子与张栻、林择之、胡广仲等人的书信往来对涵养与察识关系进行了集中讨论，其中，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第，涵养重于察识的观点一以贯之，这都针对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而发。
  （一）涵养先于察识
  在“旧说”时期，朱子看重察识工夫，认为已发之际的察识要先于平日涵养的工夫。1166年朱子在《答张敬夫书》中就可以看出朱子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理解受到“旧说”时期的心性思想的影响。
  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复，至于夜气不足以存而陷于禽兽，则谁之罪哉？……程子曰：“未发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养便是。”又曰：“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二先生之说如此，亦足以验大本之无所不在、良心之未尝不发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天理如果随处发见都没有停息，则体用都一致，则私欲就会灭亡，在此朱子言天理发见明显是已发后。朱子认为即使已发后心沉迷于物欲之中，但良心之端却能随着事情显现。如果能在此处致察识之功，然后操存涵养此端绪，则可以从端绪处通贯心之全体，使性恢复原本的面貌。可见朱子明确持先察识后操存涵养。朱子认为如果不能做察识工夫，则私欲消灭了还会反复生长，夜气也不能存而最终沦为禽兽。在此，朱子将察识工夫看得很重，认为察识是涵养的前提。朱子又引程子言未发之前不可求来说明涵养都在已发后，即平日涵养。朱子又引程子言“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来说明在已发之际察识工夫的重要性。朱子认为二程之语说明了已发之际的察识可以体验未发前大本无所不在，也说明了本心良心没有不显现的。在此可以看出朱子对察识工夫的重视，这都是基于朱子以心为已发，涵养被安顿在已发后而言。“中和新说”后涵养与察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1168年朱子作《已发未发说》开始，便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安顿涵养工夫。1169年朱子在与张栻、林择之、胡广仲等人的书信中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问题做了重新讨论。
  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未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诚如所谕，亦已报南轩，云择之于此无异论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说张栻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很坚定，这与张栻对未发已发区分的条理不够清晰有关，朱子认为如果张栻改变旧说，则对未发已发的安排就会妥当。张栻对未发已发的区分不够明确，其实就是朱子“旧说”时期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心性理论，如此心与性的区别不够明晰，察识、涵养都成为已发后的工夫，缺失了未发前一段工夫。所以朱子提出，“敬以直内”即持敬工夫是初学者最要紧的工夫，应该先落实持敬涵养。朱子又说已告知张栻、林择之，并且林择之没有不同意见。由此可知，朱子与林择之通信时已经形成了涵养先于察识的观点，在同年与林择之的多封书信中，朱子都在强调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第。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今曰即日所学，便当察此端倪而加涵养之功，似非古人为学之序也。……今乃谓“不先察识端倪，则涵养个甚底”，不亦太急迫乎？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古人从孩童之时所学三德三行，所做的洒扫应对进退的工夫，其实就是涵养的工夫，不能等到懂得察识心之端倪后再去涵养。但可以从涵养中体察端倪，则所察识的端倪都为己物，又在人伦日用中再加以涵养，则修养工夫自然纯熟。所以朱子在此提出的工夫次第是小学涵养—察识—平日涵养，朱子以小学工夫先于大学工夫的逻辑提出了涵养要先于察识。朱子认为林择之先察识端倪再做涵养工夫显然不符合古人为学的次序，古人先做小学工夫即涵养，再去格致省察。林择之认为不先察识则没有东西可以涵养，朱子则认为直接从已发处下手，工夫显得太过急迫，因为缺失了未发一段存养工夫，这是湖湘学派的通病，也是朱子在“旧说”时期的问题。
  前日“中和”之说看得如何？但恐其间言语不能无病，其大体莫无可疑。数日来玩味此意，日用间极觉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纯熟，而气象浮浅、易得动摇，其病皆在此。湖南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遗书》，多有符合，读之上下文极活络分明，无凝滞处。亦曾如此看否？①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感觉到日用间涵养工夫很吃力，后来才知道此心若有若亡，涵养不能纯熟，气象肤浅，容易动摇，这些问题的原因皆在于缺失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朱子又认为湖湘学者，除林择之外，胡广仲、张栻等人的问题也是如此。朱子说看张栻回信大抵也是缺乏未发一截的工夫。朱子认为心体贯通未发已发、动静，所以工夫也要贯通有无、动静才不会有缺漏。如果都必须等待已发后才去察识，察识后才存养，则要弥补未发这一段工夫做再多工夫都不够。朱子直接提出只有涵养于未发之前，如此则发处中节多，不中节少。如此，察识的时候也更明白，也更容易用力，这与“无本可据”之说大不一样。在此，朱子明确了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也明确了涵养先于察识的工夫次第，也说明了未发前涵养为已发之际的察识提供了依据的作用，使察识工夫更加明白也更有用力处，这都是朱子认为涵养重于察识的体现。朱子提出从“有本可据”的观点来看《遗书》，则这一思路与《遗书》相符合，没有冲突的地方，表态自己涵养先于察识思想与二程本旨相符合，为自己的说法提供合理性。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未发工夫的基础地位，是朱子言涵养与察识的关系的基本依据，朱子说：“‘主静’二字，乃言圣人之事，盖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义’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宾主尔。观此则学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须先有个立脚处，方可省察，就此进步，非谓静处全不用力，但须如此，方可用得力尔。”①主静指未发前的涵养工夫，朱子认为《太极图说》中“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中正仁义”四者有宾主之分，应以中、仁为主，以正、义为客，即以未发为主，以已发为客，未发是工夫的立脚处，先做未发工夫才能开始省察，以静中涵养为基础省察工夫才能有用力处，而湖湘学派所欠缺的未发一段工夫其实就是未发前的持敬涵养，朱子说：“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灭裂。”②1171年，朱子在《胡子知言疑义》中辨析五峰“先识仁体”的说法，提出涵养省察不可偏废，但是涵养更重要。
  熹按：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观孔子答门人问为仁者多矣，不过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焉尔，初不必使先识仁体也……夫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及其见而操之，则所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体未尝有一日涵养之功，便欲“扩而充之，与天同大”愚窃恐其无是理也。……熹谓二者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与此章之意正相反，学者审之则其得失可见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反对胡宏的“先识仁体”之说，他认为孔门教人求仁之方都是在事中涵养而自得，刚开始不必先识仁体，只要操存涵养不会间断，就是求放心，如果等到已发后再做操存工夫，则所操存的只是心发用后的一端，而非涵养本原全体，如果想从发用一端后扩而充之，与天理一致这是不可能的，在此朱子否定了“旧说”时期所认为的从已发之际的察识端倪可以扩充的观点。在明确二者先后次第的基础上，朱子还区分了涵养与省察的地位。朱子认为涵养与省察二者固然不可偏废，但是孔门教人持敬涵养比较详细，而教人省察则比较简略，由此可知持敬涵养的地位高于省察，而《知言》中详论省察略论涵养，与圣贤之意不符，在此朱子以孔门正统论辩湖湘学派重省察轻涵养。次年，朱子又批评胡广仲“识真妄”的说法，仍是继续强调要先落实持敬存养。朱子说：“来教所谓‘正要此处识得真妄’是也。然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②胡广仲对朱子说“正要此处识得是非真妄”即要先察识心已发后的是非真妄，而朱子认为须有平日的涵养工夫，遇到事时此心才能分辨得出是非真妄，朱子在此言察识要以涵养为前提。简而言之，朱子在“中和新说”后确立了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地位，是朱子《仁说》前考察涵养在工夫论中的地位的重点，主要针对湖湘学派而发。
  （二）敬行于省察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言涵养先于省察是指涵养工夫要落实于未发之前，省察作为已发后的工夫，当然在涵养之后，但是持敬还有已发后一段工夫，如此涵养与省察的关系还有已发后一段工夫与省察的关系需要考察，对此朱子常用“敬立义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说法来说明持敬先于省察，是省察的前提并且行于省察之中，强调敬是彻上彻下的工夫，但是未发前的所立敬之体是所有工夫的前提。
  “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体素立，则省察之功亦无自而施也，故敬义非两截事。①
  由上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持敬工夫贯彻未发已发，未发前心为敬之体，持守本心不失，心之体与敬合为一体，已发后随事省察，敬之用则行于省察之中。如果没有未发前立下敬之体，则省察不能独自实施，所以敬义不是两截事。在此，朱子以省察是敬之用行焉，又以敬义非两截事来说明敬之体与省察的关系，说明朱子以省察为义的工夫，敬义非两截事，有点把省察和敬之用笼统而说，即似乎将省察与已发后持敬视为一个工夫。无论如何，朱子以“敬立义行”说明了未发前持敬是已发后省察的依据，也指出了已发后持敬与省察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更准确来说敬之用要行于省察之中，省察才能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持敬与省察不是两截工夫。1170年，朱子将敬行于省察之间的意思就表达得比较明确了。
  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心在动静语默中都为身体的主宰，这是因为君子持敬于动静语默而没有间断。未发之前，持敬主要是为了存养本心，已发之际持敬也要通行于省察工夫中。因为有了未发前的持敬工夫，则本心之全体存而不失，如此已发后省察因为有敬的发用才有了善恶的标准，朱子以“敬立义行”说明了未发前持敬是已发后持敬的依据，表明持敬是彻上彻下的工夫，也说明了省察工夫离不开持敬，已发后持敬仍然是省察的依据。同年朱子在《中庸首章说》中再一次以敬义关系来说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
  盖敬以直内，而喜怒哀乐无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义以方外，而喜怒哀乐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义夹持，涵养省察无所不用其戒谨恐惧，是以当其未发而品节已具，随所发用而本体卓然，以至寂然感通无少间断则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②
  “敬以直内”就是未发前的致中工夫，“义以方外”就是已发后的致和的工夫，“敬义夹持”说明了涵养与省察都要用戒慎恐惧的方法，这是因为未发前已经具备发用后的品次节目，已发后随事发用但本体已立，未发已发工夫在寂然与感通之间都没有间断，所以能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在此朱子以敬为未发前涵养，义为已发后省察，认为未发前涵养和已发后的省察都是必须做的工夫，可以同时使用戒谨恐惧的方法。这说明朱子对已发后涵养与省察的工夫方法的区分还比较笼统，因为照朱子所言，“义以方外”就是省察工夫，也是敬的发用，似乎将省察工夫与已发后持敬涵养工夫为一个工夫，如此可以印证朱子言敬义非两截事不仅要表达持敬贯彻未发已发无间断，也要说明持敬与省察不是两个工夫，这与朱子在这一时期将戒惧与慎独都归于涵养工夫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他说：“方未有事时，只得说‘敬以直内’。若事物之来，当辨别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义不是两事。”①在未发前只需要持敬以达到内外一致，但已发后事物来时，应当分辨是非对错，就不能只做一个敬的工夫，还要做义的工夫，这个义的工夫就是省察，所以敬义不是两件事，已发后持敬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要行于省察之中，在辨明是非之后再落实为道德行动，在此朱子其实说明了省察对于持敬的辅助作用。持敬与省察在“中和新说”阶段的关系比较紧密。《集注》后朱子将慎独和诚意的完成落到省察上说，所以省察工夫的地位有了提升，与此相应，朱子在《集注》中将戒谨和恐惧区分为未发前涵养和已发后省察，这也说明朱子对省察与持敬从工夫方法上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
  （三）戒慎与慎独
  1．戒惧与慎独：涵养
  戒惧即戒谨恐惧，慎独出自《中庸》，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将戒惧和慎独都归于涵养工夫，1169年朱子在与林择之通信中说：“《中庸》彻头彻尾说个谨独工夫，即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之意。”②朱子认为《中庸》从头到尾只说了谨独工夫，即所谓未发前敬而无失，已发后平日涵养。如此可见，朱子认为谨独工夫就是涵养工夫，后来朱子将谨独改为慎独，慎独工夫须贯彻未发已发。
  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但不能慎独，则虽事物未至，固已纷纶胶扰，无复未发之时，既无以致夫所谓中，而其发必乖，又无以致夫所谓和。惟其戒谨恐惧不敢须臾离，然后中和可致，而大本达道乃在我矣。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中庸》中的“中和”是道之体用，从人身上说是未发已发，如果不能慎独，则在未发前事物没有来临，则心受到外物干扰，不能致中，更不要说等到已发之后能致和了。只有时时刻刻不能离开戒谨恐惧，才能致中和。可见，朱子认为慎独就是涵养，慎独要在未发前就要落实。朱子此处以“戒谨恐惧”解释慎独，二者皆为涵养工夫。所以慎独工夫和持敬工夫一样要贯彻动静，朱子说：“慎独须贯动静做功夫始得。”②以慎独为涵养是朱子40岁时的观点，41岁时朱子在《中庸首章说》中提出“涵养省察无所不用其戒谨恐惧”③，说明朱子认为“戒谨恐惧”是涵养省察的方法，“戒谨恐惧”可以是涵养也可以是省察。由此可见，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将戒惧和慎独都归入涵养工夫中，戒惧可以是涵养也可以是省察，《集注》编订后，朱子正式将慎独归入省察的工夫。
  2．戒慎与慎独：涵养与省察
  《四书章句集注》时期，朱子仍然以戒惧为涵养工夫，对《论语》中“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④，朱子解释说：“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①可见，朱子认为戒惧是无时无刻都要做的工夫，朱子以戒惧解释“不动而敬”，以戒惧为涵养工夫。《集注》后，朱子对慎独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朱子把慎独从涵养归入省察，并以戒慎与慎独的关系来说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
  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②
  引文为朱子解《大学·诚意》，诚意并不是在《集注》中提出，朱子在《胡子知言疑义》中为了说明“尽心须假存养”的问题，引入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工夫关系进行说明，朱子说：“以《大学》之序言之，则尽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养性者，诚意正心之事，而夭寿不貮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③可见在“中和新说”时期，朱子以诚意为涵养工夫，但在《集注》中朱子对诚意偏重于从省察上去解释，将诚意归入了省察。朱子认为“意”是心之所发，诚意是对“意”之善恶的去伪存真的工夫，对恶的厌恶就好像厌恶恶臭，对善的喜欢就像喜欢美色，真实地落实善意，真实地去除恶意，如此做到不自欺，自足于内心。诚意是诚得无一丝之伪，是不苟且、不随便地做人，其中有没有做到十分的真实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无法知道。所以朱子提出要在诚与不诚之间十分谨慎，特别要在几微之处审查检验，在几微处审查即谨独的工夫。如此可见，诚意需要通过省察和慎独完成，如此诚意在《集注》中被归入省察工夫。除了《大学章句》之外，朱子在《中庸章句》中也提出慎独需要通过省察完成。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独是别人不知而自己独知的心境与场景，在心的幽暗之处，一些细微的事情虽然没有明显的迹象但却有了萌芽，别人不知道却只有自己知道，这叫“人虽不知而己独知”，所以有德行的人常常戒惧，而在几微之处又要更加谨慎，如此将人欲遏止于将要萌发之时，不要使私欲滋长于隐蔽和微小的地方，导致偏离正道太多。在此，朱子一改中年早期将慎独解为涵养，在此将慎独解为“遏人欲于将萌”，即与诚意工夫相通，慎独被归入省察的工夫，而戒惧先于谨独，实际已将戒惧和慎独分为两个工夫。朱子接下来解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②一句将戒惧清晰界定为未发前的持守涵养，并将慎独诠释为省察的工夫，他说：“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③可见，朱子认为戒惧是致中，谨独是致和，戒惧是未发前静中持守的工夫，是“一”，谨独则是应事接物之处的工夫，是“精”。由此朱子通过对戒惧、慎独的区分解释了“惟精惟一”，戒惧是未发前的持敬存养，而谨独则是已发后的省察。朱子还在此章结尾总结说：“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①意思是说《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说明了性之全体全备于身，次言存养省察之要即阐发了戒惧与慎独的重要，《中庸》中戒惧与慎独的关系其实就是涵养与省察的关系。
  对于朱子在《集注》中将诚意与慎独从涵养中分离出来归入省察的变化，亦有学者指出：“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②但亦有误解朱子的慎独为涵养的观点存在，牟宗三说：“《中庸》言慎独固亦含有‘平日涵养’之意，但亦不只是伊川与朱子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之意。盖朱子所谓涵养是空头的，并无察识体证之意在内，而《中庸》之言慎独则正是在不睹不闻之中自觉地要面对森然之性体而体证之。”③可见，牟宗三没有注意到朱子在《集注》中是以省察解释慎独，还停留于朱子将慎独解释为涵养阶段。牟宗三又说：“朱子于此看出《中庸》比《乐记》为密，此不错，但其讲‘慎独’到致中和，却只把慎独套在其先涵养后察识之格式中看成只是空头的涵养，此即非《中庸》慎独之原意。慎独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本质的工夫，此是由曾子之守约战兢而开出者。《中庸》之由慎独到致中和只是由形式地说更进一步而为落实地说、具体地说而已，其义理间架是一也。故慎独决非只是平时之涵养，决非涵养、察识分属中之空头的涵养。龟山不失此意，延平亦不失此意。只到伊川‘在中’之说乃丧失此意，至朱子之先涵养后察识尤丧失此意。”④由此可见，牟宗三判朱子解慎独为涵养，又因其判朱子的涵养是“空头”涵养，故批朱子将慎独解为已发后平日涵养、空头涵养，与慎独作为自觉的道德行动意不符，这是对朱子的错解。实际上正是基于朱子注意到省察对自觉的道德实践的作用，朱子才将诚意从存养工夫中分离出来，将慎独从戒惧持养中分离出来，并以省察作为诚意和慎独工夫完成的关键方法，就落实了诚意和慎独作为自觉的道德实践之意，并且，朱子晚年之后对诚意与慎独有进一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