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和新说”时期，朱子以思虑未萌、思虑已萌来界定未发已发，又以动静言未发已发，以未发为性之静，已发为情之动，未发为静工夫，已发为动工夫，未发已发都要涵养，持敬无间断，敬成为彻上彻下的工夫，所以从动静上说，要求敬贯动静而无间。朱子说：“‘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①“中和新说”时期确立了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又因湖湘学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主张先察识后涵养，朱子认为湖湘学派偏向动的工夫，故朱子强调敬贯动静，不可偏废一方。
  孟子存亡出入之说，亦欲学者操而存之耳，似不为识此心发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谓敬者纯矣，纯则动静如一而此心无时不存矣。今也必曰动处求之，则是有意求免乎静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动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颜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识得便能守得”，则仆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体之而乐，则亦不患不能守。”须如此而言，方是颠扑不破、绝渗漏、无病败耳。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孟子的操存舍亡，出入无乡是希望学者通过操习来存心，并不是为了强调认识心之发动后的样子，而是为了保持心未发时本心之全体的样貌。如果能常常操习存心，则持敬工夫就做得纯熟。纯即无论动静都持敬，所以本心无时不存，也就是说敬贯动静，二者不能偏失一方。朱子提出张栻认为心为已发，工夫从已发处下手，所以必言在心之发动处做工夫，虽然是有意要避免工夫偏向静的一方，但是却不知反而偏向动的一方了，由此可知朱子《仁说》前常言静中持敬，主静存养是为了纠张栻之偏。朱子提出平日涵养工夫十分重要，也有一定难度，所以常常操存本心是德行在颜回以上的才能说，而张栻却认为能察识便能持守，则是将涵养工夫看得太容易了。朱子强调动静工夫皆不可偏废一方，如此做工夫才严密。次年朱子又致书张栻，通过动静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说明敬贯动静。
  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则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在此而已。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未发之前敬的工夫主要为了存养本心，已发之际，敬又常常在省察的工夫中发挥作用。等到存得本心的时候，虽然思虑未萌但知觉不昧，此是静中之动，这也是《易经》中说“复卦”能见天地之心的原因。《易传》解释“复能见天地之心”是指在发动的端绪处见天地之心，这是因为天地之心是静中有动，所以能在发动的开端见到天地之心。因为静中有动，所以有从动中能见静的依据。等到省察后，事物发动而符合品节，是动中之静，这是“艮卦”为什么说“不获其身，不见其人”的原因，因为动中有静，所以要从已发之动来看未发之全体。在此，朱子以“复卦”和“艮卦”分别说明了敬贯彻动静如何达到动中有静和静中有动。朱子认为如果能以敬在静中之动为主，则虽然心未发为寂静但常常能感通，能在已发后体察静中之动，则与万物感通也能寂静，持敬贯彻动静这是心未发已发多没有离开仁的原因，这也是君子能未发为中，已发为和的原因。这都是因为心在动静语默之间都是身体的主宰，仁是心的道路，敬是心的彰显，这彻上彻下的方法，是孔门的“本统”。因为敬贯动静，所以《仁说》前持敬成为为仁的主要工夫，也是因为敬贯动静，儒家修养工夫与坐禅就区别开来。
  二先生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俨若思。”又曰“事思敬”“执事敬”。岂必以摄心坐禅而谓之敬哉！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二程言敬的工夫必须贯彻动静，在无事时存本心之主宰，是敬的工夫；等到应事接物而酬酢不乱，也是敬的工夫，无论何时都要持敬，所以说要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思考有没有持敬，不能只认坐禅为敬。由以上分析可知，朱子从“中和新说”开始持续至《仁说》之前已形成了涵养于未发已发、持敬无间断、敬贯动静等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