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中和新说”至《仁说》这段时期的心性论特色是摆脱湖湘学派“心为已发”的影响，从工夫论上46岁前主要与湖湘学派辩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朱子以心贯通未发已发，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批评湖湘学派缺失了未发前一段涵养工夫。基于对“未发前性之全体”的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要性也确立起来。
  前日“中和”之说看得如何？但恐其间言语不能无病，其大体莫无可疑。数日来玩味此意，日用间极觉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纯熟，而气象浮浅、易得动摇，其病皆在此。湖南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遗书》，多有符合，读之上下文极活络分明，无凝滞处。亦曾如此看否？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承认自己的“中和”之说在言语上可能有点问题，但大体上无须质疑。朱子又说自己以前体会到人伦日用之间的修养工夫比较吃力，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未发前涵养工夫没有做好，涵养工夫无法纯熟，而气象肤浅、意志容易动摇的原因都在此，而湖湘学派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看张栻的文字也是都缺少未发前一段工夫。朱子提出心贯通有无、未发已发、动静，所以工夫也是要贯通有无、该动静，才不会有所遗漏。如果只等到心发后再去省察，省察后再存心，则工夫做再多也不够。只有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则心已发后自然中节的多，不中节的少，体察的时候也能更加明白地审查自己，工夫有下手用力处。未发前落实了涵养工夫，则已发后察识工夫就有了依据。朱子认为如果能以这个观点去看《遗书》，则能与《遗书》相符合，读起来不会觉得有障碍。由此也说明，涵养于未发与涵养先于察识的思想是朱子中年时期对二程的基本继承。1174年，朱子与廖子晦通信时也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
  《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是说情之未发，无所偏倚，当此之时，万理毕具，而天下万物无不由是而出焉，故学者于此涵养栽培，而情之所发自然无不中节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是在说情之未发而为中时万理备具，这是天下万物生存发展的根据，所以学者在未发时就要涵养此“情之未发”，则情之所发就能自然中节。所以又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达道”的依据是“大本”，“达道”是对“大本”的实现，如此则说明了未发工夫对已发工夫的意义，说明了涵养于未发工夫的重要。在此朱子以《中庸》中的“情之未发”和“情之已发”的概念言未发已发，没有用心之未发和心之已发的成熟的说法，但不影响其言未发工夫的意义，朱子认为未发前本然的状态是中，而涵养工夫是对中的涵养，朱子指出了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要性。同年，朱子对“涵养于未发之前”与“求中于未发之前”做了区分。所示心无形体之说，鄙意正谓如此，不谓贤者之偶同也。然所谓“寂然之本体，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则未然。盖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义理而不妄动，则所谓寂然者当不待察识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顷刻之存，遽加察识以求其寂然者，则吾恐夫寂然之体未必可识，而所谓察识者乃所以速其迁动而流于纷扰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论“才思便是已发，故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可，而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亦是此意。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十分赞同吕子约的“心无形体”之说，此心与朱子《仁说》中的“天地生物之心”同义，朱子在《仁说》中以心之体用统贯性情，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可以说“心无形体”。但是，朱子不同意吕子约认此心为“寂然之本体”。朱子认为心操存涵养，所存的就是此心之本体，不用外求。如果操存涵养的工夫做到纯熟，则已发时心自然能合于义理而不妄动，这就是所说的寂然之本体不用等到察识就自然呈现显露的道理。在此，朱子依然强调未发前操存涵养是存心之本体。朱子认为吕子约是于顷刻之存，想要用察识工夫以求其寂然之本体，就是以察识工夫求未发之中，则“寂然之体”未必可以被察识，真的如此去察识，则察识工夫流于纷扰急迫。因为中属于未发的状态，用已发后的工夫去强求未发前的状态，就是“求中”。朱子引程子所言涵养于未发是可以的，“求中”于未发是不可以的，如此证明未发前持敬涵养工夫是察识工夫无法替代的。朱子在此也对未发已发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朱子遵从二程的观点，认为“才思便是已发”，思虑是朱子中年时期区分未发已发的重要标准。因为察识的工夫是需要思来完成的，所以察识不能替代持敬完成未发前的存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