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集注》编订前朱子有提出涵养能变化气质的说法，但是没有对气质做详细的讨论，朱子气质之性的认识来自二程与张载，孟子以性言才，伊川以气质之性对才做出解释，朱子又吸收了张载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形成了自己对气质之性的认识。朱子说：“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①在此朱子区分了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有不善，本然之性为善，但本性虽善，不做修养工夫无法成为实然之善。朱子也在《大学章句序》中提出：“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②又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③又说：“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④以上都说明了朱子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天命之性是本然之性，本然为善，因为气质之禀不能齐，所以每个人成德有早晚、有难易之分，但是如果能自强不息，坚持修养工夫，则最终超越气禀的限制，从成德的境界上说都是一样的。
  对于孔子言“性相近”，朱子也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①在此，朱子指出了天命之性是每个人都本然为善，但气质之性是善恶的区分，但是可以通过修养工夫来变化气质，如果习于善就为善，习于恶就为恶，如此每个人的气质之性有了区分。朱子引程子言性，认为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不同，如果言性之本然，则性即理，理无不善，这是孟子所言之性。除了天命之性即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朱子还以理气的关系区别了气质之性和“生之谓性”。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②
  朱子认为性是人得于天理，这就是天命之性，而“生”是人所得于天之气的。性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人与物的产生，都有各自的性，也有各自的气。如果从气的角度上说，则知觉运动，人与物是一样的。但如果从理的角度上看，人禀赋仁义礼智四性为全，而物没有，这是人性之所以纯善无恶，而为万物之灵的原因。朱子进一步批评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认为告子不知性就是天理，而只以气言性，所以做了杞柳湍水的比喻，其言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都是错的。告子只知道人与物都有知觉运动，但不知仁义礼智四性是人与物的区别。在此，朱子说明了性包含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层含义，不能只以气言性，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①前者指孟子，后者指告子，朱子虽未指出孟子言性不备，但告子只“以生之谓性”言性，显然没有以天命之性作为性的第一义。
  朱子在《集注》时期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考虑到气质之禀对人性的影响，是《仁说》后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也为《集注》后朱子对穷理工夫的重视，并为与陆学论辩确立了心性论基础。但是朱子在《集注》阶段对气禀的讨论还是比较有限的，局限于形气之上，还没有从心性结构去分析气禀的影响，对此，朱子晚年会有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