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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说》后朱子依然与张栻围绕心性情的不同理解做了许多辩论，在《集注》编订的同年朱子又提出应把心之主宰的地位作为情与欲区分的标准，朱子引入对情与欲的问题的讨论，是对心性情之辨的进一步丰富。
  熹谓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动，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则天理人欲之判、中节不中节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盖虽曰中节，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节者乃心尔。今夫乍见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恻隐之心，此情之动也；“内交”“要誉”“恶其声”，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恻隐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动而遽谓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时，心虽为未发，然苗裔发见却未尝不在动处，必舍是而别求，却恐无下功处也。①
  由上引文可见，朱子认为与物发生感通的是心，而后动者是情，情与性的关系是情根于性而由心主宰。如果心为主宰，则情之动无不中节，当心在情之动时失去主宰，则情流于人欲，这就不是情正常的状态。所以天理与人欲、中节与不中节的区别只是在于心有没有居于主宰地位。虽然说中节是情之中节，但情之所以为中节是因为心是情的主宰，所以情才能中节。朱子在此强调四端是性之四端，四端是情，但不直接等于人欲。对于四端，朱子又补充说心与物没有发生感通时，四端已在发动处了，所以四端为情，如果不在四端处做工夫，则工夫恐怕就没有下落的地方。朱子此处对性与情做了区分，又以心之主宰对情与欲也做了区分，说明朱子在《仁说》后心性情理论是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同年，朱子与张栻还论及人心与私欲的分别。
  人心私欲之说，如来教所改字，极善。本语之失，亦是所谓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义见不到也。但愚意犹疑向来妄论引“必有事”之语亦未的当，盖舜禹授受之际所以谓人心私欲者，非若众人所谓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则虽云本是道心之发，然终未离人心之境，所谓“动以人则有妄，颜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间”者是也。既曰有妄，则非私欲而何？须是都无此意思，自然从容中道，才方纯是道心也。①
  由上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张栻“以人心为私欲”，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本原”的地位，朱子认为尧舜时期所说的“人心私欲”并非现在众人所说的“私欲”，但还是可以认识到以人心为私欲的原因。虽然说人心本是道心所发，但最终没有离开人心的范围，也就是常说的“如果发动则有妄动可能”，像颜回这样的圣人也有不善的时候，正是这个原因。既然有了妄，那不是私欲是什么呢？必须是没有一丝私欲，自然符合中道，才是纯的道心。在此，朱子区分了道心和人心，也对人欲的来源做了说明，解释了“人心惟危”的原因，为涵养工夫的必要提供了心性论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