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仁说》中朱子首先以未发已发、体用的区别明确了性情关系，接着又以对未发之性的强调确立了自己的性善论。朱子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②朱子提出“为仁”的方法是将天地生物之心即事即物而在，如果能使此仁体与事物同在，在情之未发时仁体具于心而为善，情之已发时亦能发为善，这句话突出了朱子对“天地之心”的重视，此“天地之心”就是未发之性，朱子认为性是善之源，性为未发之善，“以善言性”是朱子性善论的依据。同年，朱子在《答张钦夫》“论仁说”中就质疑张南轩“以善为已发”，而没有认识到性是未发之善的问题。
  熹详味此言，恐说“仁”字不著。而以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见，恐亦未安。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是皆人性之所以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为众善之长，虽列于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①由引文可见，朱子反对张钦夫“以仁为已发”，朱子认为人刚出生为静的状态时已具备仁义礼智四德，此四德根于心而未发，四德是理，是性之德，等到已发时，四德便发为四端，可从四端之善中看到四德此善之本源，这就是所说的情是性之发。朱子认为从“情是性之发”中可以看到人性之所以为善的原因，这就是“乃若其情，可以为善”。而仁就是天地生物之心，所以仁能为众善之长，虽然性有仁义礼智的条目之分，但此四性都不在仁之外。由此可见，朱子一方面以未发已发进行性情之辨，另一方面又以性情血脉相通来说明性善论。虽然此时朱子未作《孟子集注》，但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对《孟子》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诠释的基本观点。朱子说：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②朱子在此指出张栻是因为没有看到“情为性之发”，所以对“未发”不够重视。基于这种认识，朱子进一步质疑《知言》中“善为已发”的说法。
  《知言》之书，用意深远，析理精微，岂末学所敢轻议？……但鄙意终有未释然者……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为不善者，窃原其意，盖欲极其高远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也。所谓极其高远以言性者，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而惟恐夫已发者之混夫未发者也。所谓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谓善为已发也。所谓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者，既于未发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便无着实道理，只成一个空虚底物，随善随恶，无所不为。①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此本龟山所闻于浮屠常总者，宛转说来，似亦无病。然谓性之为善未有恶之可对则可，谓终无对则不可。盖性一而已，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对恶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别天理于人欲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从性之未发而言，“为善”则从性之用而言，四端之情发而中节称“为善”。朱子在此强调性与情虽有未发已发的不同，但是二者在善的意义上血脉相通，本无不同。朱子认为性情本善是孟子言“性善”的本义，而二程并未改变孟子的“性善说”。《知言》的主旨“不以善恶言性”有三个弊端：一是将性言之过高，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可能会使已发之情混入未发之性，使性情无法分辨；二是将善皆列为已发，而不以善言性，是不知性是善之本然，如此名性有失妥当；三是不知未发之前性为善，如此则性中没有实理，成为空虚，如果性随善随恶，杂而不纯，就不能成为善之本原，成为善之依据。所以朱子认为湖湘学派“好恶性也”之说，皆是告子之性，而非孟子之所言之性。朱子在此反对《知言》中的“善为已发”实际上与此前《胡子知言疑义》中质疑胡五峰以心为已发，在工夫上失了“未发时一段涵养工夫”是相互呼应的。朱子认为胡宏以善恶言性，而认善为已发，不知善是性之本然，从而失了孟子言性善之本义。朱子此处重在强调性情相通的关系是为了说明其与孟子言性善思想相符，并为二程性善论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