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仁说》中以人心比附“天地之心”，将仁、义、礼、智作为人心之四德来比附元亨利贞，提出“仁包四德”的观点。朱子进一步提出人心有四德，四德发而为情，人心该遍四德之体用而为心之“妙”。朱子最后又说“为仁之道”是将此天地生物之心即事即物，使情之未发时仁之体已具，情之已发时仁之用不穷，如果能存此心之四德，则善之源、行之本则没有不在的。朱子在此明确了情之未发为四德，为心之体，四德发而为情，为心之用的思想。朱子从四德与四端、情之未发已发、仁（心）之体用等方面区分了性与情，使性情的脉络更进一步清晰化。然而要注意的是，此时朱子未发已发和体用的说法与“中和新说”时有了变化。一方面，朱子延续“中和新说”以来从未发已发上区分性情的说法，但朱子此时对未发已发的表述不再继续《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的“喜怒哀乐之性发”与“喜怒哀乐之未发”①的说法，而是将“喜怒哀乐之性发”之“性”去掉，将未发与已发明确为“情之未发与情之发”，并与心之未发已发相呼应，这样就将“喜怒哀乐”更加明确到情的归属，使性情之辨更加清晰，突出了《仁说》中性情之辨的主旨。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在此时言未发已发有心与性情两个不同的表述，但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从心和性情两个层面言未发已发是不同的，因为在《仁说》中心之未发已发与性情之未发已发意思一样，朱子说“心之发为情”即等于“情之既发”；“心之未发”即等于“情之未发”，这是因为在《克斋记》《仁说》《答张钦夫论仁说》中朱子皆以“天地之心”释仁，心即仁，情之未发即性。朱子后来又更明确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寂然不动者是也，即此为天地之心，即此为天地之本。”②可见朱子在《仁说》阶段只是从“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已发为情”来说未发已发，如此未发已发和性情的关系就更明确清晰了。
  另一方面，朱子延续“中和新说”时以体用关系区分性情，在《仁说》中则是从心与性两个层面言体用，朱子先言四德之体用、仁之体用，又将天地之心与仁等同，以心之体用言情之未发已发。因为“天地之性”与仁同，所以“心之体用”实质上是“性为体，情为性之用”。所以，虽然朱子在《仁说》中有“性为体，情为性之用”与“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两种表述，但实质上是将心与性等同，所以朱子也将四德之体用与心之体用等同，故朱子在《仁说》中说“人心遍该四德之体用”，是继承了《胡子知言疑义》中“心主性情”的思想，但主要是为了将心之体用通贯性情，以心之体用合性之体用。同年，朱子又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仁无不统，故恻隐无不通，此正是体用不相离之妙。若仁无不统而恻隐有不通，则体大用小、体圆用偏矣。”①如此可见，朱子在《仁说》时期仁是与心等同，此“心”即“天地之心”，人心也是天地之心落在人身上而言，如“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为体，情为性之用”，都可以统到心来说，心之体用通贯性情是《仁说》时期心、性、情关系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