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以仁为心至仁为心之德
  1172年，朱子43岁作《克斋记》，朱子在开篇就以天地生物之心释仁，以仁之体用言心之体用。
  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以人物得天地之心以为心释仁，将心与仁等同②，朱子在此明确以心言未发已发，未发以前四德皆具而为仁之体，发为四端而为仁之用，说未发之前，四德具焉，为心之体，已发后四端而为心之用，仁之体用与心之体用在此是一个意思，心贯彻未发已发，是心之“妙”的体现。正因为人心有此“妙”之能力，所以心才成为“众善之长”，成为主宰。之后朱子《仁说》完成，其中仍是延续《克斋记》中“仁体情用”的思想，但对心与仁的关系的表述有了变化。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在《仁说》中详细阐述了仁与心的关系，朱子以人心比附天地之心，朱子在此不将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直接等同于仁，而是将仁明确为“心之德”。朱子以仁为心之德，心包含四德之体用，心不能直接等同于仁，如此说明朱子《仁说》比《克斋记》更注重仁与心的区别。朱子在同年《答何叔京》中也明确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则见‘仁’字与‘心’字浑然一体之中自有分别，毫厘有辨之际却不破碎，恐非如来教所疑也。”①可见，朱子虽以仁与心为浑然一体，但还是将心与仁做了细微的分别，以心之德言仁，心除了仁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心是复杂的，而仁是纯粹的。朱子从《克斋记》到《仁说》的变化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陈荣捷先生曾说：“仁说一文，经过若干年之讨论，三更四改，然后成编，后复润色，总经十有余年，且为之图。显然于朱子心目中比太极、中和、王霸等论，更为重要。”②
  （二）心之体用通贯性情
  朱子在《仁说》中以人心比附“天地之心”，将仁、义、礼、智作为人心之四德来比附元亨利贞，提出“仁包四德”的观点。朱子进一步提出人心有四德，四德发而为情，人心该遍四德之体用而为心之“妙”。朱子最后又说“为仁之道”是将此天地生物之心即事即物，使情之未发时仁之体已具，情之已发时仁之用不穷，如果能存此心之四德，则善之源、行之本则没有不在的。朱子在此明确了情之未发为四德，为心之体，四德发而为情，为心之用的思想。朱子从四德与四端、情之未发已发、仁（心）之体用等方面区分了性与情，使性情的脉络更进一步清晰化。然而要注意的是，此时朱子未发已发和体用的说法与“中和新说”时有了变化。一方面，朱子延续“中和新说”以来从未发已发上区分性情的说法，但朱子此时对未发已发的表述不再继续《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的“喜怒哀乐之性发”与“喜怒哀乐之未发”①的说法，而是将“喜怒哀乐之性发”之“性”去掉，将未发与已发明确为“情之未发与情之发”，并与心之未发已发相呼应，这样就将“喜怒哀乐”更加明确到情的归属，使性情之辨更加清晰，突出了《仁说》中性情之辨的主旨。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在此时言未发已发有心与性情两个不同的表述，但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从心和性情两个层面言未发已发是不同的，因为在《仁说》中心之未发已发与性情之未发已发意思一样，朱子说“心之发为情”即等于“情之既发”；“心之未发”即等于“情之未发”，这是因为在《克斋记》《仁说》《答张钦夫论仁说》中朱子皆以“天地之心”释仁，心即仁，情之未发即性。朱子后来又更明确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寂然不动者是也，即此为天地之心，即此为天地之本。”②可见朱子在《仁说》阶段只是从“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已发为情”来说未发已发，如此未发已发和性情的关系就更明确清晰了。
  另一方面，朱子延续“中和新说”时以体用关系区分性情，在《仁说》中则是从心与性两个层面言体用，朱子先言四德之体用、仁之体用，又将天地之心与仁等同，以心之体用言情之未发已发。因为“天地之性”与仁同，所以“心之体用”实质上是“性为体，情为性之用”。所以，虽然朱子在《仁说》中有“性为体，情为性之用”与“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两种表述，但实质上是将心与性等同，所以朱子也将四德之体用与心之体用等同，故朱子在《仁说》中说“人心遍该四德之体用”，是继承了《胡子知言疑义》中“心主性情”的思想，但主要是为了将心之体用通贯性情，以心之体用合性之体用。同年，朱子又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仁无不统，故恻隐无不通，此正是体用不相离之妙。若仁无不统而恻隐有不通，则体大用小、体圆用偏矣。”①如此可见，朱子在《仁说》时期仁是与心等同，此“心”即“天地之心”，人心也是天地之心落在人身上而言，如“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为体，情为性之用”，都可以统到心来说，心之体用通贯性情是《仁说》时期心、性、情关系的基本观点。
  （三）不以善（心）为已发
  在《仁说》中朱子首先以未发已发、体用的区别明确了性情关系，接着又以对未发之性的强调确立了自己的性善论。朱子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②朱子提出“为仁”的方法是将天地生物之心即事即物而在，如果能使此仁体与事物同在，在情之未发时仁体具于心而为善，情之已发时亦能发为善，这句话突出了朱子对“天地之心”的重视，此“天地之心”就是未发之性，朱子认为性是善之源，性为未发之善，“以善言性”是朱子性善论的依据。同年，朱子在《答张钦夫》“论仁说”中就质疑张南轩“以善为已发”，而没有认识到性是未发之善的问题。
  熹详味此言，恐说“仁”字不著。而以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见，恐亦未安。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是皆人性之所以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为众善之长，虽列于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①由引文可见，朱子反对张钦夫“以仁为已发”，朱子认为人刚出生为静的状态时已具备仁义礼智四德，此四德根于心而未发，四德是理，是性之德，等到已发时，四德便发为四端，可从四端之善中看到四德此善之本源，这就是所说的情是性之发。朱子认为从“情是性之发”中可以看到人性之所以为善的原因，这就是“乃若其情，可以为善”。而仁就是天地生物之心，所以仁能为众善之长，虽然性有仁义礼智的条目之分，但此四性都不在仁之外。由此可见，朱子一方面以未发已发进行性情之辨，另一方面又以性情血脉相通来说明性善论。虽然此时朱子未作《孟子集注》，但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对《孟子》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诠释的基本观点。朱子说：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②朱子在此指出张栻是因为没有看到“情为性之发”，所以对“未发”不够重视。基于这种认识，朱子进一步质疑《知言》中“善为已发”的说法。
  《知言》之书，用意深远，析理精微，岂末学所敢轻议？……但鄙意终有未释然者……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为不善者，窃原其意，盖欲极其高远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也。所谓极其高远以言性者，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而惟恐夫已发者之混夫未发者也。所谓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谓善为已发也。所谓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者，既于未发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便无着实道理，只成一个空虚底物，随善随恶，无所不为。①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此本龟山所闻于浮屠常总者，宛转说来，似亦无病。然谓性之为善未有恶之可对则可，谓终无对则不可。盖性一而已，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对恶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别天理于人欲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从性之未发而言，“为善”则从性之用而言，四端之情发而中节称“为善”。朱子在此强调性与情虽有未发已发的不同，但是二者在善的意义上血脉相通，本无不同。朱子认为性情本善是孟子言“性善”的本义，而二程并未改变孟子的“性善说”。《知言》的主旨“不以善恶言性”有三个弊端：一是将性言之过高，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可能会使已发之情混入未发之性，使性情无法分辨；二是将善皆列为已发，而不以善言性，是不知性是善之本然，如此名性有失妥当；三是不知未发之前性为善，如此则性中没有实理，成为空虚，如果性随善随恶，杂而不纯，就不能成为善之本原，成为善之依据。所以朱子认为湖湘学派“好恶性也”之说，皆是告子之性，而非孟子之所言之性。朱子在此反对《知言》中的“善为已发”实际上与此前《胡子知言疑义》中质疑胡五峰以心为已发，在工夫上失了“未发时一段涵养工夫”是相互呼应的。朱子认为胡宏以善恶言性，而认善为已发，不知善是性之本然，从而失了孟子言性善之本义。朱子此处重在强调性情相通的关系是为了说明其与孟子言性善思想相符，并为二程性善论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