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未发已发说》和《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之后，朱子于1169年《答张钦夫》中进一步明确未发已发的思想，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理论的正式确立。正如朱子所说：“然比观旧说，却觉无甚纲领，因复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矣。”①朱子认为在这一时期对未发已发、性情的阐释进一步条理化、清晰化，因为认识到心的主宰地位，最终明确了未发为性，为心之体，已发为情，为心之用，心贯通未发已发的基本观点。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在《答张钦夫》中开篇便提出心有知觉运用的能力，所以心为主宰。接着朱子以动静言心之已发未发，仍是延续《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以心之状态解释未发已发的思想，以思虑未萌释心之未发，以思虑已萌释心之已发。与此前不同的是，朱子此时以“一性浑然”释中，为心之体、性之静；以七情发用释心之用，为情之动，从而明确了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思想。在此，朱子没有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所言“喜怒哀乐之性发”“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说明未发已发，也就没有以“性发为情”的思想来解释《中庸》之未发已发，而是将思虑未萌与一性浑然，思虑已萌与七情发用相对应；将未发之中与心之体，已发之和与心之用相对应，也就不再以“不偏不倚”释中。同年，朱子在《中庸首章说》中亦不再以“不偏不倚”释中，但仍以“喜怒哀乐”言未发已发，以“性之体”言中，以“性之用”言和，他说：“天命之性浑然而已。以其体而言之则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则曰和。”①在此，朱子仍是以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已发为情，性是体，情是性之用的思路解释未发已发和体用关系。
  如此可见，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言未发已发、体用关系是从两个层面上说的，对此陈来也指出：“己丑之悟所谓未发已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心的未发已发，一是指性情的未发已发。这两方面并不是一回事。”②然而朱子在《答张钦夫》中则避免从两个层面上言未发已发，而是将未发已发统一到心上说，并且从性之静、情之动言心之未发已发。更进一步说，朱子将未发已发落实在心上说，是因为朱子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后朱子又在《答张敬夫问目》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子思之为此言，欲学者于此识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欤？”①可见在此，心之未发为性，心之已发为情，心贯通未发已发，心之体用贯通性情的观点十分明确。心贯性情的观点确立起来后，心的主宰作用也明确起来，如此为涵养贯通未发已发的思想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