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中和新说”改变了“中和旧说”中“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说法，将心贯通于性之未发与情之已发是为涵养工夫的落实做铺垫。朱子认为如果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则工夫只能从已发处下手，从而缺失了未发一段的工夫。将心贯通至性之未发处，就有了做工夫处，涵养于未发之前才能落实。1168年，朱子39岁作《已发未发说》，提出了涵养工夫如何安顿的问题；1169年，朱子40岁时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更加明确《已发未发说》中“涵养于未发前”的思想。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之时敬以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则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无失”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动，无复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躁迫浮露，无古圣贤气象，由所见之偏而然尔。程子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却指心体流行而言，非谓事物思虑之交也。然与中庸本文不合，故以为未当而复正之，固不可执其已改之言，而尽疑论说之误。又不可遂以为当，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①
  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程子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谓凡言心者则其为说之误，故又自以为未当而复正之，固不可以执其改文之言，而尽疑诸说之误，又不可遂以为未当，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②由引文可见，朱子在此两书中均检讨了此前以心为已发，以察识工夫为最初下手处，从而缺少了涵养一段工夫的问题。朱子认为如果缺少了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就有可能导致言语行事过于急迫肤浅，所以须将涵养工夫往前推至未发，使心在未发前就有做工夫处，由此未发前一段涵养工夫就有了下落。对于未发前涵养的表述，《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与《已发未发说》有不同之处。一是此前朱子认为未发前涵养是对“未发之中”的持守，使“气象”常存不失，如此则心已发时自然能达到和的状态。至《论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时，朱子提出涵养是平日之工夫，贯彻于未发已发，如果涵养的工夫做好了，则心不受私欲影响，如此则心在未发时自然为中，已发时无不为和。由此看来，朱子变化的关键在于对未发的认识有了不同，此前朱子将涵养理解为持守，即将涵养的重点放在未发时，而认为涵养于未发的工夫对已发的状态具有决定作用。并且，朱子此前将“未发为中”设定为一个既定的状态，而将此“气象”作为既定的存在进行存养。至《论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时，朱子以涵养工夫贯通未发已发的状态，从而将“未发之中”界定为未发前涵养之境界，从而取消了“未发之中”是一个既定的状态，设定了未发前涵养的境界，也对未发前做工夫做了必要性说明，而《已发未发说》则是持守一个既定的“未发之中”的状态，无法表达处持守而无失的必要性，避免了做工夫以中“执中”的危险。
  《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与《已发未发说》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朱子在《已发未发说》中反省了从已发处下手做工夫的问题在于“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动”，而在《论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却将此句删去。如此可见，朱子在强调未发时涵养工夫的重要的同时也并不想过分否定已发后做工夫的重要性。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朱子对程子的“凡言心者，皆指已发”的解释也出现了变化，其在《已发未发说》中提出程子言心皆指已发应该从心体流行角度而言，此与朱子“中和旧说”时将心指已发，将已发界定为“心体流行”的思想是相呼应的。但此时朱子已明确从思虑未萌已萌来区分未发已发，所以认为程子以“心体流行”解释已发有未当之处，并直言程子之说与《中庸》文本不合，其批评还是比较重的。至《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时，朱子取消了这一说法，还为程子的说法做了解释，认为程子言心为已发是将此心作赤子之心解，赤子之心为已发，缓和与程说的张力，朱子晚年又对此做了重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