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39岁时作《已发未发说》，便对此前的说法进行了调整，次年又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进一步明确对未发已发的阐述。在“中和新说”时期，朱子将未发已发界定为心之“体状”，此“体状”包含了“体段”与“状态”两个方面的含义，如此心贯通了性之未发和情之已发两个状态，将涵养工夫落实在未发之前。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之云，遂目心为己发，而以性为未发之中，自以为安矣。比观程子文集遗书，见其所论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说虽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而未发已发命名未当，且于日用之际欠却本领一段工夫，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因条其语而附以己见，告于朋友，愿相与讲焉，恐或未然，当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即性也”，此语极未安。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如天圆地方。……右据此诸说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①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然观程子之书多所不合，因复思之，乃知前日之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工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①
  由引文可见，《已发未发说》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的表达有相似之处，但《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言语精练并且对此前的说法有一些重要改进。两者皆认为此前“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说法有失妥当，都对此前将未发描述为“此心流行之体”进行了修正，而以思虑未萌与思虑已萌作为未发已发的判断标准，将未发已发界定为心的不同状态和阶段，从而将此前心皆指已发而言贯通至未发已发两个阶段来说。对此，陈来也指出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将未发已发明确诠释为“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②，他说：“按照朱熹己丑反复综合程颐各种说法所得到的理解，‘已发’是指思虑已萌，‘未发’是指思虑未萌。”③与此相应，朱子对“中”的解释也由“中是性”的说法改变为“中者状性之体段”。朱子将“中”明确解释为心未发时不偏不倚之状态，而不再将“中”等同于性。
  《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与《已发未发说》有一处重要的不同，朱子将未发从“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改为“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不再言“中”可从“心体流行之处”见，说明朱子对“心体流行”这一说法的抛弃。而对未发已发的诠释，朱子则引进了“体用”的概念来说明，朱子以“思虑未萌”即“心之未发”解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又提出未发时为“寂然不动之心之体”，此时“天命之性体具”。可见，朱子此时是将“心之体”与“性体”等同，朱子又以“心感而遂通”释“喜怒哀乐之性发”为心之用；以“未发之中”释性之德，即未发工夫的境界；以“已发之和”释情之德，即已发工夫的境界；以“中和”说明了未发已发两段工夫的境界，说明朱子心之体用言未发已发，以未发已发来区分性情。朱子说“喜怒哀乐之性发为情”，可知朱子将《中庸》未发已发思想诠释为“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发为情”，又将心之未发与情之未发等同，将心之已发与性之发等同，由此将《中庸》未发已发与思虑之未萌已萌的未发已发贯通，为言心之未发已发与心之体用的贯通做了铺垫，这是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对未发已发思想脉络明晰化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虽然以心之体用区分性情，以未发已发区分性情，但心体用与心之未发已发还没有贯通，未发已发并没有明确落到心上，所以此时心、性、情三者还没有统贯起来，对此陈来也说朱子此时“并没有明确说明喜怒哀乐未发即是性，已发即是情，未发之性是心之体，已发之情为心之用”①，但值得肯定的是，朱子此时已将“喜怒哀乐已发”理解为情，陈来也指出：“喜怒哀乐已发则是指现实情感。”②朱子这一时期形成了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已发为情，以未发已发分辨性情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