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朱子思想做阶段划分自古有之，如明代学者陈建将朱子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①，李绂不同意陈建，对朱子做了不同的早、中、晚三阶段的划分。②王懋竑将《朱熹年谱》分为四卷，貌似将朱子思想分为四个阶段，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③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分歧，是因为不同思想家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陈建、李绂围绕“朱陆异同”的主题进行划分，而王懋竑则基于其对朱子生平的考证进行划分。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以朱子年岁为参考，结合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将朱子思想发展做四个阶段划分。
  一 第一阶段：早年思想（22—39岁）
  朱子的早年思想阶段即学者研究朱子的起始阶段，对此前人有不同的说法和界定，如牟宗三论述朱子思想是从其11岁开始①，钱穆则明确将朱子早年界定为“从游延平前”，也就是24岁前。②陈来作《朱子哲学研究》将朱子“早年”界定于其从学“三君子”至李侗卒，即朱子34岁前。③本书将朱子成年后有了相关论述但尚在探讨阶段的阶段称为“早年思想”，本书将此阶段定为朱子22岁至39岁。
  对于朱子哲学思想的开端，学界一般以朱子24岁初见李侗为标志。如牟宗三以朱子24岁初见延平为朱子37岁前思想的第一阶段。④陈来亦说：“朱子早年思想演进，以从学李延平为关键，此在年谱皆已指明。”⑤他提出：“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了杨时二传弟子李侗。在李侗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⑥对于朱子思想的起始，除了朱子的学术交往之外，也可以从其最早的著述窥其端倪。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最早的著述是朱子校订《上蔡先生语录》，他说：“于三十岁（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成《上蔡语录》，此为朱子著述之最早者。”⑦然而初会李侗在30岁之前，显然不能成为探讨朱子思想的开端。除专著外，《文集》所载中尚有更早的论述，陈荣捷认为《文集》“由二十四岁（绍兴二十三年葵酉，1153）至易箦前一日致其门人黄干（1152—1221年），一生著述，除专著外，皆备于此”⑧。陈先生认为《文集》中最早的论述从1153年朱子24岁开始，但是没有具体指出朱子最早论述的内容是什么。后据陈来考证朱子《文集》中最早著述从1151年开始有八篇，如《题谢少卿药园二首》①、《晨起对雨二首》②、《残臈》③等，朱子最早通信开始于1155年，当年朱子有书信八封，如《答戴迈》④、《答林峦》⑤等。《语类》最早由杨子直所录，从乾道六年开始，所以《语类》所载皆为朱子41岁及以后。⑥由此看来，朱子思想的开端可从朱子22岁的诗作开始。
  朱子从24岁至34岁从学于李侗，1159年（30岁）校订《上蔡语录》⑦，1163年（34岁）编《论语要义》⑧、《论语训蒙口义》⑨、《延平答问》⑩，1164年（35岁）成《困学恐闻》，至37岁“中和旧说”（丙戌之悟）⑪，朱子自述：“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⑫所以可知以朱子37岁前思想为未定之说是比较明确的。对此，牟宗三说：“然在朱子，三十七岁前犹无‘的实见处’”⑬，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前，对于《中庸》《易传》所洞悟之实体、道体，虽亦有一仿佛之影子，对于《孟子》之本心，甚至《论语》之仁，亦似有一仿佛之影子，然契悟不真，用不上力。”①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以前，虽已确定以《中庸》（首章）、《大学》为入路，对于其内容，则大体只是笼统肤谈。其真切用功是在三十七岁以后。”②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37岁）。”③
  37岁至40岁是朱子思想的重要转折期，朱子1167年（38岁）与张栻讨论《中庸》未发已发要旨、先察识后涵养等说④，然而很快朱子又推翻了“丙戌之悟”和“先察识之说”，这点从朱子自述中可以看出；1168年，朱子39岁，成《二程遗书》；1169年，朱子40岁，提出“中和新说”（己丑之悟）⑤，他说：“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⑥可见，朱子自己也说其40岁时改变了此前的论说，明代刘洪谟在《朱子文集大全》序中说：“盖朱子四十以前，如《存斋记》、《答何叔京》二书，专说求心见心，是犹驰心之玄妙，未悟天理时语也。”⑦牟宗三也说：“四十岁以前犹未有此‘的实见处’也。”⑧他认为朱子“新说”后才开始确定其思想的基本架构也是依据朱子的《中和旧说序》做出的判断，他说：“至四十岁因与蔡季通问辨，忽然开朗……遂将此‘天命流行之体’拆散而转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①对此，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确立于己丑。”②可见，学界对朱子这一阶段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对于朱子37—40岁的未定之论，牟宗三将其称为朱子“‘中和旧说’的浸润和议论时期”，是对“中和问题”的参究和发展，他说：“在三十七至四十岁之间，朱子对于此‘天命流行之体’，寂感真几，创生之实体，并无真切而相应之契悟，只是仿佛有一个笼统的影像。”③陈来则说：“朱熹早年中和思想曾经有过两次重要演变（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④以上陈述都说明朱子早年未定之说应该包含37—39岁，所以本书亦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将朱子22—39岁的思想作为朱子思想的早期阶段，也可以叫朱子早年的“未定之说”。在此期间，朱子著述（大部分是书信）约二百六十一篇。⑤
  二 第二阶段：中年思想（40—48岁）
  对于朱子中年时期的界定，学界也有若干个观点，比如牟宗三认为朱子37岁时已是中年，他说：“人生三十七已进中年，不可谓少。”⑥但牟宗三所说中年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中年，本书以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朱子开始确立自身的思想系统，说明朱子进入中年时期的思想阶段。朱子40岁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⑦、《已发未发说》⑧、《答张钦夫书》“诸说例蒙印可”⑨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的确立，“中和新说”代表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中和新说”后朱子确立了心性论的架构、未发已发说、涵养先于省察的进路，标志朱子心性与工夫思想的基本确立。对于“中和新说”确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王懋竑认为：“按《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皆在已丑之春，盖乍易旧说，犹多有未定之论。……《中庸或问》又谓涵养之功至，则其发也无不中节，又似删却已发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论也。《中和旧说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诸说，则其所见已不同矣。”①王懋竑又提出朱子于1169年的《答林择之》②的三封书信也是“早年未定之论”，他说：“皆辨先察识后涵养之非，而于涵养特重于已发工夫，未免少略……‘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自然发见昭著，不待别求，’是皆早年未定之论，而后来所不取也。”③王懋竑认为朱子40岁时的著名论说均非“定论”。相反牟宗三却十分肯定“中和新说”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王懋竑所谓‘未定之理论’，无一可通”④。并认为《中和新说》“条贯整齐，朱子学之为静涵静摄系统以及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俱定于此，此乃朱子终身不变者”⑤。他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中和新说”之后就为定论了，他说：“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⑥陈来则认为朱子“中和新说”代表朱子哲学完整地确立和真正成熟，他认为：“至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⑦又说：“（朱子）40岁的己丑之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也与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①但是陈来并没有如牟宗三一样认为“中和新说”是定论。朱子在“己丑之悟”的次年（41岁）便作《中庸首章说》②，乾道七年（42岁）又作《胡子知言疑义》③，乾道八年（43岁）又作《仁说》④、《乐记动静说》⑤，对已发未发重新分辨、对心性情做细致的辨析，这都说明朱子对心性论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对此陈来说：“（朱子）此时比己丑之悟时更加明确地用‘未发’‘已发’来规定性情之间的关系。”⑥陈来对朱子40—43岁的状态评价说：“从庚寅到壬辰的思想发展，朱熹明确确认中庸本旨是未发为性，已发为情。”⑦其实，朱子43岁至50岁是朱子思想最高产的阶段，于1172年（43岁）成《论语精义》⑧、《孟子精义》⑨、《资治通鉴纲目》⑩、《西铭解义》⑩，《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成⑫，又于1173年（44岁）成《太极图说解》⑩、《程氏外书》⑩、《伊洛渊源录》⑩，继续修改《仁说》⑩。由此可见，朱子40—44岁是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懋竑认为此时朱子才定下为学之宗旨，王懋竑《朱子年谱》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最早起于1173年朱子44岁。①陈来也说：“自乾道五年己丑之悟到乾道九年癸巳《伊洛渊源录》成，四年之间是朱熹哲学思想建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②朱子1175年（46岁）时与张栻、吴翌、吕祖俭等人对心的工夫展开论辩作《观心说》③，与吕东莱合编《近思录》④，《近思录》的编订意义重大，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四十以后，注《太极图说》，辑《近思录》，渐悔前非。”⑤陈荣捷先生则认为《近思录》“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选集。其思想乃朱子本人之哲学轮廓”⑥。同年朱陆会于鹅湖，此时朱子的为学宗旨、思想体系已经基本确立，朱子依自身的为学宗旨和学术规模与陆学展开关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论辩，对此钱穆提出：“鹅湖初会时，朱子之思想体系与其学术规模已大体确立。”⑦陈来则提出：“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⑧由此可见，朱子于40—46岁完成了大部分的思想建构，但从“轮廓”“大体”“基本思想”等表述来看，不能认为46岁时朱子思想建构已完成，因为两年后1177年（48岁）朱子成《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⑨，删定石墪所编《中庸集解》，更名为“中庸辑略”⑩，同年又编成《诗集传》⑪。以《集注》《或问》的编定为标志，朱子完成了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整体建构，确立以《大学》作为学术规模，并贯通《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理论体系，也正式标志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对此牟宗三认为“朱子在‘中和新说’和《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①似乎言之过早，因为朱子注重《大学》工夫是在《集注》《或问》之后。陈来认为：“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②所以，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48岁《集注》编订后标志其思想体系正式确立。
  三 第三阶段：中晚年思想（49—59岁）
  《集注》的形成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但很多问题依然继续展开。《集注》编订后，朱子对《集注》中的许多问题依然在讨论和修改，可以说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贯穿自己的一生。如《语类》中载：“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尽。旧来说作意或未诚，则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说从诚意去。”③这说明朱子改《大学章句》“正心”章至少是在《集注》修订三年以后了。朱子53岁时去信任伯起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后便寄去。”④57岁时，朱子去信程正思说：“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说之不明，方略改定，正与来喻合。”⑤同年，朱子又去信胡季随说：“恭叔所论，似是见熹旧说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处有未尽耳。当时旧说诚为有病，后来多已改定矣。”⑥同年，朱子再去信詹帅书说：“《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论语》《孟子》二书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则鄙拙幸无今日之忧久矣。”①1187年，朱子58岁，他去信程正思两封，第一书说：“告子‘生之谓性’，《集注》虽改，细看终未分明。近日再改一过，此处觉得尚未有言语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细看，他时相见，却得面论。……‘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删去旧论，似已简径。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请看详之。”②第二书说：“《孟子》中间又改一过，不记曾录去否，今恐未曾，别寄一本。”③同年，朱子也去信董叔重说：“书中所喻两义，比皆改定。《大学》在德粹处，《孟子》似已写去矣。……今所改者，亦其词有未莹或重复处耳，大意只是如此也。”④朱子还去信周叔谨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⑤59岁时，朱子去信黄直卿说：“《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仔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⑥可见，朱子在《集注》修订后的十多年间还在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分别进行大量的商榷修改，朱子在这一时期与黄商伯、蔡季通、吕伯恭、黄直卿、吕子约、程正思、王子合、向伯元、陈同甫、刘德华等人的书信达二百一十多篇，其中大量讨论到《集注》的相关问题，花费大量心力。朱子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功不多，50岁时再定《太极通书》①，57岁时成《易学启蒙》②、《孝经刊误》③，58岁成《小学》④。可见在49—59岁，朱子并没有过多的思想著述，其主要精力主要集中在修改《集注》与《或问》，可以说是对其中年时期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修正和完善，对此朱子自己也说：“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⑤
  四 第四阶段：晚年思想（60—71岁）
  历史上对“朱子晚年”界定不一，由此也造成对朱子晚年思想有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复会于南康，议论之际，必有合者。……盖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归之渐云。”⑥可见，程敏政以朱陆南康之会作为“朱陆晚同”的开始，南康之会时朱子52岁，也就是说在程敏政这里似乎以朱子52岁为晚年。而阳明作《朱子晚定论》，认为朱子晚年觉昨日之非，但未对“朱子晚年”有时间上的说明。后陈建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⑦为标志，作为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⑧，似是以朱子56岁开始为朱子晚年。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明确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⑨。王懋竑校定《朱子年谱》四卷，“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①，并说：“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②，似是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阶段。近世朱子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刘述先、陈荣捷、陈来等都对“朱子晚年”有过相关讨论，但没有对“朱子晚年”的时间有明确的界定。本书以朱子60岁序定《大学章句》作为其思想进入晚年阶段的标志，60岁朱子与象山也结束了无极太极之辩③，并重新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子对《集注》和《或问》中的许多问题长期思考和修订的结果。所以60岁开始，朱子的生命进入了人生最后的十一年，从思想意义上说朱子人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朱子思想最成熟的阶段。
  朱子晚年阶段对著述集中在经学的研究上，1192年（63岁）成《孟子要略》④，1196年（67岁）成《仪礼经传通解》⑤，1197年（68岁）成《韩文考异》⑥、《周易参同契考异》⑦，1199年（70岁）又成《楚辞集注》⑧。由此可见，朱子晚年阶段注重对经学思想的阐发，但对《集注》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工夫问题，朱子的讨论没有停止，这在朱子晚年的书信和《语类》中大量呈现。在此期间，朱子与黄干通信多达七十一封，与蔡季通通信多达六十六封，另与刘季章、吴伯丰、刘智夫、巩仲至等各二十余封。《语类》中所载朱子晚年时期与门人、友人讨论问学达五十九人，⑨其中记录了大量朱子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讨论和说法的修订，对此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年近六十，注《论》《孟》，注《学》《庸》，益加精进。此时议论加意磨勘，于正谊明道中犹防计功谋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务底于平，不敢以己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将革矣，犹改《大学》‘诚意’章，绝无私护意。”①可见，朱子对《集注》的讨论和修改持续其一生。
  朱子晚年尤重视对《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的工夫论的讨论和修改。朱子在序定《大学章句》的同年便致信李守约：“《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概已改定，多如所论。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②1190年（61岁）致书张元德说：“《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③又说：“《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④1191年（62岁）致郑子上两封书信，第一封信说：“‘知至意诚’一段来喻得之。旧说有病，近已颇改定矣。其他改处亦多，恨未能录寄也。”⑤第二封信说：“《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⑥同年致书黄直卿：“《大学》向所写者，自谓已是定本，近因与诸人讲论，觉得絮矩一章尚有未细密处……此番出来，更历锻炼，尽觉有长进处。向来未免有疑处，今皆不疑矣。”①1193年（64岁），朱子修订《四书集注》，由曾集刻版于南康（南康本）。②故朱子于1194年（65岁）便去信吴伯丰告诉自己对“南康本”的修改情况，他说：“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义理无穷，尽看尽有恨，此衰年来日无几，不能卒究其业，正有望于诸贤。”③1195年（66岁）朱子又致书吴伯丰说：“《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论也。”④同年亦致书孙敬甫说：“《大学》向来改处无甚紧要，今谩注一本，近看觉得亦多未亲切处，乃知义理亡穷，未易以浅见窥测也。”⑤又于1196年（67岁）致书孙敬甫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大学》亦有改定数处，未暇录去。”⑥1197年（68岁）去信万正淳说：“《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⑦1199年（70岁）朱子又致书刘季章说：“《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⑧可见朱子从60岁到70岁都没有停止对《集注》修改讨论，甚至朱子多次说过改定，他终究无法停止对《集注》的修订，至朱子去世前三日，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①朱子60岁后对心性论和工夫论等诸多观点出现新的说法，体现其对此前思想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是朱子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