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界对朱陆异同的判断多是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去讨论，所以学界在对朱陆涵养异同研究中不免要对二者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进行讨论。牟宗三认为朱陆的差异是二者思想系统的不同，他说：“依吾人现在观之，‘陆氏之学与朱子合下不同’此诚然也。但此不同根本是孟子学与《中和新说》之不同。”①牟宗三认为朱陆不同是朱子的“中和新说”与孟子“求放心”思想的根本不同，朱子“中和新说”确立涵养思想，牟宗三意指朱子涵养思想与孟子“求放心”不相契，而象山从孟子，这是朱陆二人涵养不同的原因。牟宗三又从朱子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判定朱子涵养工夫是经验的、外在的道德实践，而象山则是自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尊德性琐碎委散于道问学之中，全幅心力集中于道问学，而尊德性则徒见其随道问学而委散，而不见其直承天心仁体之提挈，此所以象山观之，并未尊得起。朱子亦觉此病，故认从象山游者，于践履上皆有气象可观，而自己之门人，则虽读了许多典策，却无甚挺拔处。……凡此种道问学中之尊德性，皆是经验的、外在的，惟赖戒慎于风习名教而不敢逾越以维持其尊德性；此是消极地尊，并非积极地尊。盖其主力在知识典策，故其所成亦在此。……是则朱子之途径实是道问学之途径（为学日益），于学术文化自有大贡献，而于成圣成贤之学问（为道日损）则不甚相应也。”②在此，牟宗三明确认为朱子重“道问学”而轻“尊德性”，认为朱子的“尊德性”工夫受到“道问学”的限制而成为“道问学”中的“尊德性”，是经验的、外在的、他律的“尊德性”，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所以朱子在“道问学”工夫上有很大贡献，但相比“尊德性”，真正实践工夫就差很多了。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对朱陆二人的工夫进路做了判定，他说：“朱子与五峰、象山之异，根本是顺取之路与逆觉体证之路之异，并不是笼统地‘自下面做上去’与‘自上面做下来’这单纯的两来往之异，亦不是从散到一与从一到散之异。”③基于牟宗三对朱子“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认识，牟宗三认为朱子的“下学而上达”是“逆觉体证”，象山是“顺取”，象山的成德路径优于朱子。
  唐君毅认为朱陆的不同首先在于工夫的不同，而工夫的不同首要是涵养工夫的不同，而二者涵养工夫不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对心与理关系认识的不同。唐君毅说：“吾人谓朱陆异同之第一义在二贤之工夫论，唯在此工夫论之有此异同，而朱陆乃有互相称许之言，亦不免于相非。至在朱子晚年之言论，如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辑，其非议陆子之言尤多。”①他认为朱子晚年多非陆学，而朱陆不同的第一义在于工夫的不同，这种工夫的不同又首先在于涵养的不同，他说：“其早年鹅湖之会中，于尊德性道问学之间，各有轻重先后之别，不能即说为根本之不同甚明。而朱子与象山在世时讲学终未能相契，其书札往还与告门人之语，或致相斥如异端者，乃在二家之所以言尊德性之工夫之异，随处可证。”②可见，唐君毅认为鹅湖之会时，朱陆二人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各有轻重先后之别，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先、为重，象山以“尊德性”为先、为重，他又认为二者终未能归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尊德性”工夫的不同，亦即涵养工夫的不同。唐君毅对朱子的判断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其指出朱陆二人的不同最终归于“尊德性”工夫上，而这种不同又决定了朱陆二人思想系统的不同，这为朱陆异同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唐君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朱陆异同”争论的根源最后都转向心与性理的问题上，他说：“整庵与阳明之宗主不同，然其以朱陆之异在心与性之问题则一。下此以往，凡主程朱者，皆谓陆王之重心，为不知格物穷理而邻于禅。如陈清澜《学蔀通辨》，论朱陆早同晚异，陆学唯重养神，张武承《王学质疑》，亦疑阳明言非实理也。王学之流，则又皆明主心与理一。……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①
  唐君毅还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和朱止泉著“朱子未发涵养辨”一章，并认为二者“皆谓朱子之未尝不先尊德性、务涵养而重践履，而合乎陆子”②。唐君毅反对二人以涵养工夫合同朱陆的观点，他说：“今如缘二贤皆重涵养，谓朱陆本无异同，则又将何以解于朱陆在世时论学所以不相契之故？又何以解于后世之宗朱或宗朱陆者，其学风所以不同之故？以此言会通朱陆，抑亦过于轻易。”③唐君毅认为朱陆涵养工夫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二者心与理的关系不同，心性论的不同导致工夫上无法合同。他说：“此其义与象山之言工夫，唯在剥落去人心之病障，以自复其本心，而发明其本心，以满心而发之旨，初无大不同；而在与其宇宙论上或泛论工夫时看心之观点，明有不一致处。”④他又认为阳明契于象山心即理之说，而判定朱子“心理为二”是因为他“已知朱陆之异，不在尊德性与否，而在所以尊德性之工夫与对心理之是一是二之根本见解之异同上”⑤。他提出朱陆异同应该从心性论上找原因，他说：“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⑥从唐先生的观点可知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的异同需要到朱陆二人的心性论上去寻找，同样，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离不开朱子的心性论，朱子涵养工夫变化的原因也要回到心性论上去寻找。
  钱穆对朱陆涵养工夫的异同有较多研究，他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提出朱陆二人都有未发涵养这一层工夫，他说：“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①可见当时钱穆认为朱陆都有未发涵养工夫，似以二者涵养为同，钱穆又认为清儒对“朱陆异同”的争论都在文字之间考证求索，故没有看到二人之同。后来，钱穆又提出朱陆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不同，他说：“象山可谓能开示学者以为学有本之道，而朱子尤必进之以本末精粗之一贯。两人间所以终不能相悦以解。后人以象山之非朱，遂疑朱子为学，只在博览精考。或疑朱子论学之有本，乃与象山交游后晚年之所悟。则试考之淳熙乙未鹅湖相会以前朱子论学之经过，亦可以见其言之无稽矣。”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重“尊德性”，而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一贯，二者不能为同。钱穆提出认为朱子只重“道问学”是因为没有看到朱子的“尊德性”工夫早在鹅湖之会前就已确立，并且对“尊德性”的重视持续至晚年。钱穆说：“乃后之尊朱者，又必谓朱子是时尊德性之学已熟，‘今觉得未是’一语不可泥。在此以前，朱子亦极注意尊德性工夫，常作反省，常自以为未是。及其晚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何尝不可自觉未是。且朱子所自以为未是这，似指其教人方面，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两边相比，不免于若此。其谓未是，却不是要专重尊德性，不重道问学。”③钱穆以颜回赞美孔子的话来形容朱子晚年的工夫境界，这本是朱子称赞颜回的话，朱子说：“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④他认为朱陆皆重“涵养”，强调朱子对涵养工夫的重视从鹅湖之会前直至晚年，只是朱子在教人时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才使世人造成了误解。
  陈来明确反对以涵养合同朱陆，他认为朱子在己丑后，“确认了心有未发之时和已发之际，强调已发时须省察，未发时更当涵养，以未发涵养为本，敬字贯通动静，这些都说明朱学中本来包含着重视涵养的一面。己丑后至壬辰《仁说》之辩论，朱熹心性哲学的体系已全面形成并日趋成熟，他的心为知觉、心具众理、人心道心说以及主敬穷理、涵养进学的方法的确立使他与稍后的陆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所以，在鹅湖之前朱熹根本不是‘未会而同’，相反，他自己早已走上了一条与陆学完全相反的为学道路，从鹅湖前后开始，他对陆九渊的一切公开反驳，都是他自己的学问主张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结果”①。在此，陈来认为朱子在《仁说》后涵养的基本方法和立场与陆学的涵养工夫从根本上出现了区别，所以朱陆涵养工夫是不能为同的。陈来在对朱陆之辩的书信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朱子对象山的攻击是因为发现了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淳煕乙巳后，朱熹不再称陆学持守收敛之功，更多地开始强调其狂妄粗率之病而表示忧虑。”②可见，陈来认为朱子56岁后不再肯定陆学的涵养工夫，反而对其狂妄粗率之病表示忧虑，其转变的原因在于意识到自身与象山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朱熹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即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但朱熹之尊德性与陆学不同，不是专求发明本心，而是取伊川‘涵养须用敬’，强调主敬功夫。在外则庄整齐肃，于视听言动、容貌词气上下工夫；在内侧则主一无适，常切提撕，不令放佚。故从朱熹看，陆门学者专求什么顿悟本心，而把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纳入礼教范围方面却毫无作用，以致‘颠狂粗率尔于日用常行之处不得所安’成为陆门的一个普遍流弊。这一点是朱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注意和考虑过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陆学越来越感到不安，以致最终对陆学转而采取了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①如此可见，陈来认为朱子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并不是偏重“道问学”一方，但他指出朱陆二人“尊德性”的工夫是不同的，象山的涵养是发明本心，朱子则是主敬涵养，以前没有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的弊端在于专务本心而失去礼法的制约，但在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没有礼的规范后才对象山采取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此，陈来指出认识到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是朱子56岁后对陆学激烈批判的原因所在，陈来认为这种不同是朱陆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即否定了“朱陆晚同说”。陈来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其指出了朱陆涵养方法的不同，朱子是主敬涵养，也指出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必定会影响到他对工夫论的诠释，也体现在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之中，这都有待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学界已对朱子涵养工夫的部分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已经提出了一些代表性观点，但由于学者们研究主题的不同，导致研究程度不一、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研究不够全面的情况，如对朱子中年时期涵养工夫的确立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整个脉络的发展则缺少关注；对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和其他工夫的关系则较少注意；对心性论和涵养工夫都各有研究，但对二者的关联则较少注意。这都说明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空间很大，研究价值很高。再者，由于几位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学者对本专题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涉及人物和思想的优劣判定，所以，可以说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许多结论有待进一步追究和检查。本书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将以时间为线索，对朱子不同阶段关于涵养的主要观点和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进行详细梳理，以对朱子涵养工夫有系统的了解。在对工夫论的研究中，以“工夫不离本体”为思想指引，进一步探寻朱子每一时期工夫思想的变化与心性论的关系，将朱子心性论的发展与工夫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勾勒出朱子思想发展的整体样态。与此同时，以朱子在不同时期与湖湘学、浙学、陆学及程门后学等著名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为暗线，一方面对朱子在每一时期涵养工夫的特点做理论和现实上的说明，从而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进行立体化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从朱子与其他学派学者的思想碰撞中寻找独属于朱子本身的思想特色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