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系统中的地位应当是研究朱子涵养工夫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地位的认识主要围绕早期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以及朱陆之辩中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考察。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朱陆之辩的主题，故更偏重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考察，因为持敬是涵养的主要工夫，所以对持敬与穷理的关系，学界研究已经比较透彻，结论比较清楚，存在争议较少，故研究成果本书不再列举。但对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学界的争论比较大。除此之外，由于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关注点都在持敬上，对其他的涵养工夫以及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较少，存疑较多。本书总结了学界对朱子诚意与致知、持敬与克己以及持敬与立志三个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一）诚意与致知的关系
  1．朱子重致知轻诚意
  以牟宗三为代表，他提出朱子诚意是外在的诚、他律的诚，这与他认为朱子的涵养是好习惯的养成而非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判断是一脉相承的。牟宗三认为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是“以知言诚”，认为这是朱子诚意工夫的局限，他说：“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粘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之，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①可见，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致知吞没诚意，朱子偏重致知一方。他又说：“但以此‘真知’说诚意，反过来亦可以说诚意只是知之诚。是则‘真知’与‘诚意’只是一事之二名，意之诚为知所限，而与知为同一。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②由此，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诚意只是知的落实，而不是行的落实。
  牟宗三又进一步说：“是即不得不承认‘意之诚’与‘知之真’为两回事。即是意之诚不与知之真为同一，朱子亦可让意之诚有独立之意义，然而知之机能与行之机能，在泛认知主义之格物论中，只是外在地相关联、他律地相关联，而行动之源并未开发出，却是以知之源来决定行动者，故行动既是他律，亦是勉强，而道德行动力即减弱，此非孟子说‘沛然莫之能于能御’之义也。”③由此，牟先生对朱子做出了“知行不一”的判断，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是“道德无力”。这就是为何牟宗三批评朱子的涵养是“空头涵养”，察识也是“空头察识”的原因，他认为二者都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涵养既空头，则察识亦成空头的。其着力而得力处只在‘心静理明’。涵养的心静故理明。……或在格物穷理处能逐步渗透或静摄那存有之理。此即成全部向外转……此种察识只能决定（静摄地决定）客观的存有之理，而不能决定吾人内部之本心性体。其涵养所决定的，是心气质清明，并无一种超越之体证。其察识所决定的，是看情变之发是否是清明心气之表现，亦非是看本心性体之是否显现。”①
  2．朱子重诚意
  钱穆与牟宗三不同，钱穆在《朱子新学案》第2册中又专门讨论了“朱子论涵养与省察”②，钱穆认为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朱子工夫论的严密性，他说：“朱子自所主张欠了分数为自欺之根之说，虽非《大学》文本之意，而节去之终为可惜，乃移置于此。……然朱子之说，终始本末一以贯之，兼顾并到，互发互足，则遥为细密而圆满，可遵而无病。有志之士所当明辨审择也。”③钱穆认识到朱子对诚意思想的重视，也对朱子晚年修改诚意的工作做了肯定，他说：“朱子易箦前三日改此‘一于善’三字为‘必自慊’三字，乃与下文注语言‘诚意者自修之首’一句义指相足，工夫始无渗漏。此其用意，可谓精到之至。……是岂单标孤义，杜塞旁门，所谓易简工夫之所能相比拟乎？”④显然，钱穆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工夫，甚至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优于象山之易简工夫。
  陈来提出朱子晚年仍持“致知在诚意之先”的立场，并且陈来提出这是朱子晚年与象山的区别，他说：“朱熹晚年，陆九渊死后，陆氏门人包显道率人至闽来学，朱熹一见面就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如某便谓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这里朱熹认为陆氏本意未尝不教人作圣贤，但不读书穷理，无法了解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这样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①可见陈来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思想，并认为这是朱子优于象山的地方，他说：“朱熹后来意识到，关于气质对人的意识的影响，由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不能自发地达到道德完善（意不能在自诚），以及必须通过长久的认识和磨炼才能去除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方面才是陆学失误真正重要的问题。”②陈来进一步提出，象山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而朱子在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后更强调做工夫的重要性，这是朱子思想的进步之处。
  针对牟宗三对朱子的诚意是“知而不行”的判断，方旭东认为西方哲学在处理“知而不行”问题时，或强调认知，或强调意愿／意志，或归结于非理性自我，而在程朱（尤其是朱熹）这里，这些思考以一种综合的面貌呈现，他认为朱子“知而不行”的“知”只是一种“浅知”，不是“真知”，“真知”之“真”是从“知”的效果上讲的，强调“真切不虚”。这种“真知”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身实践的亲知，求知或致知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道”或“见理”的道德践履。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③方旭东显然注意到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注意到朱子的诚意工夫是要贯通知行。
  （二）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
  “克己复礼”来自《论语·颜渊》中的一段，是孔子训示颜回如何为仁的方法，颜回在孔门中地位很高，克己复礼思想得到后世学者推崇。朱子和象山皆言克己的重要，朱子在《仁说》中就提出了克己工夫，象山言“义利之辨”也重克己工夫。历史上亦有持“朱陆晚同”观点的学者以克己工夫合同朱陆，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然朱子晚年，乃有见于学者支离之弊……而陆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之语，见于奠东莱之文。……或乃谓朱陆终身不能相一，岂惟不知象山又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诚。”①钱穆则认为朱陆二人对克己工夫的态度不同，其以《语类》中朱子与陆子寿论“克己复礼”②指出：“朱子主张教人克己复礼，谓众人皆有此病，须克之乃可进。二陆兄弟主张心即理，不喜言克己，故复斋以此归朱子，而朱子以此答之。但尚未辨到克己复礼工夫是一是二。”③钱穆又说：“朱子晚年好提克己工夫，然恐不仅为象山一派所不喜，即一般学者，殆亦多抱颜子地位何待克己之疑。”④可见，钱穆认朱子晚年更重克己，而陆学则不喜克己，这是朱陆言克己的分歧。
  钱穆还注意到朱子言克己与敬的关系的变化，他说：“朱子提出《论语》孔子告颜渊以克己，以为求仁之要，一言而举，此意当在其辨已发未发而提出程门敬字之后。”⑤钱穆认为朱子提出克己在提出主敬之后，克己工夫的提出改变了朱子本来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他说：“于伊川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项外，特增入克己一项，几于如鼎足有三。”⑥钱穆还提出朱子言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了三变，他说：“伊川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此注乃以《论语》孔子告颜渊问仁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显已把孔门心法转移了地位。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后来又在《朱子新学案》中详细分析了朱子言克己的变化，他认为朱子46岁时对于克己工夫的认识是：“克己、复礼分作两项说，又谓克去己私了，正好着精细工夫，则克己工夫只是初步。……殆此时朱子仍遵程说也。”②钱穆提出：“朱子五十以后……以克己与敬与致知并列为三，而必先言伊川所以只言涵养不言克己之意，然后始言涵养克己亦可各作一事。”③他说：“朱子年六十以后，乃始于克己工夫表出其十分重视之意。”④又说：“及其年过六十，乃始明白以克己工夫放在持敬工夫之上。”⑤可见，钱穆认为朱子越来越重视克己，认为朱子60岁后对克己工夫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持敬，最后钱穆提出朱子改变了以涵养和致知为两个工夫架构，并以克己为第一等工夫，他说：“伊川所谓敬义夹持，涵养致知须分途并进，其实也还落在第二等。须如朱子所发挥颜子克己工夫，乃始有当于圣门为学之第一等工夫。”⑥可见，钱穆认为朱子对克己的重视已超过了持敬，由于学界对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关注得不多，钱穆的观点没有引起很多讨论，但朱子晚年后的工夫架构是否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需要对朱子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做脉络化的梳理才可知晓。
  （三）持敬与立志的关系
  对于朱子立志工夫的研究，学界关注得十分少，但钱穆对朱子立志工夫有较早的注意，他认为：“朱子特拈立志一项，已在晚年。朱子立志的工夫是为了补居敬工夫之缺”①可见，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时提出立志工夫是为了补充持敬工夫的不足。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提出立志工夫是其晚年工夫思想更加通达的体现，他说：“此谓闲时不吃紧理会，不仅陆学轻视学问有此弊，即专务居敬，不兼穷理，亦必有此病。而朱子尽把来归在不曾立志上，此见朱子晚年思想之力趋简易而又更达会通处。”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工夫之缺在于专务居敬，没有兼顾穷理，而朱子晚年把成德失败归于立志工夫，这是朱子晚年思想简易又通达的表现。钱穆又说：“徒尚立志，不务向学，诚是偏颇。然徒知庄敬持养，而不重立志，亦是有病。故朱子教人相资为益。后人徒言程朱言居敬，此皆未细读朱子书，故不知朱子晚年思想之不断有改进处。”③钱穆认为朱子晚年重立志，是二程言敬与象山言立志的结合，是晚年工夫思想严密的体现，而这与朱子晚年的心性论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他说：“朱子晚年又论志与意之分别，提出意属私，故须诚意，志则能立便得，更无有立伪志者。理学家中，惟朱子最善言心……惟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于理学家中为细密而周到，细看上列诸章自见。”④由此可见，钱穆从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的重视看到朱子晚年心性论的完善，从而认为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为严密，对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做了肯定。
  在此基础上，钱穆又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对比，钱穆认为虽然朱子言立志有承袭象山的部分，但朱陆二人的立志工夫有本质的不同，他说：“象山教人立志，朱子晚年亦教人立志，此见朱子肯兼取陆学之长。但陆学只言立志，不言学，故朱子特举五峰说以救其弊。此见朱子之博采，亦见朱子立言，必斟酌而达于尽善之境。”⑤钱穆认为朱子晚年言立志是朱子取陆学之长的体现，但陆学言立志有弊即在于只言立志，不言“道问学”，所以朱子取五峰之说，将立志与问学相互补充，这是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完善的体现。但是钱穆强调朱子晚年虽重立志但不是转从陆学，他说：“是朱子晚年虽履告学者以立志，终不得谓是转从陆学。”①钱穆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区别，他说：“象山教人立志，似只重当下行处。朱子谓人不立志则不肯闲时吃紧理会，则偏重知一边说。此两家同言立志而意趣有别也。”②可以看出，钱穆认为陆学言立志偏向行，朱子言立志偏向知，这是二者言立志的区别，是否如此也要对朱子立志工夫做细致的梳理才可知晓。唐君毅亦注意到朱陆二人言立志的不同，他认为朱子对立志的重视不如象山，他说：“朱子晚年又尝谓：‘从前朋友来此，某将谓不远千里而来，须知个趣向，只是随分为他说个为学大概。看来都不得力。今日思之，学者须以立志为本。’然只以趣向为志，似不够分量。观朱子于五峰所谓‘志立乎事物之表’之一义，亦实未能如象山之重视。”③唐君毅认为朱子虽然重视立志，但只是立乎事物之表，但重视的程度不如象山。可见钱穆、唐君毅均注意到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但二人对朱子言立志工夫都有不同的评价，至于晚年朱子对立志工夫重视的程度如何，其与持敬的关系如何，二人的判断是否中肯，需要对涵养与立志关系的脉络进行梳理后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