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术史上对朱子思想的研究至中华民国时期出现一个较大的转向，即对朱子的研究重点从工夫论走向心性论，乃至宇宙观，并最终由此对朱子思想做出优劣的判定。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华港台新儒家多持“尊陆贬朱”的立场，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劣于象山的涵养工夫，最终延伸到思想系统的优劣。牟宗三说：“心之仁不待仁外之敬以求之也，仁体即敬也。此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非心、仁、敬三者之关联义也。由此关联义而见其为静涵静摄系统，而非创生直贯之纵贯系统也。”②牟宗三认为朱子与象山之区别在于“横贯”与“纵贯”系统的本质不同，朱子属于“静涵静摄系统”，朱子的涵养工夫是好习惯的养成，非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若如朱子所论，只于空头的察识外，知尚有未发时，故复补之以空头的涵养，此虽亦可得力，然所养成者只是不自觉的好习惯，以此为本只是外部的空头涵养工夫之为本，非内部的性体本心之实体自身之为本也。”③如此，牟宗三最终将朱子的涵养工夫判定为外在的道德实践的养成，也就是说是被约束和训练而成的德行，而非心内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然此尊德性显然是经验地、外在地。推之，其一切敬的工夫亦都是经验的、外在的。以朱子持身之谨，克制之严，自是尊德性，然是经验地尊、外在地尊，故乏自然充沛之象。”①最终，对朱子的涵养工夫做了经验的、外在的判定。
  基于这样的理解，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属于小学工夫，不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而是通过习惯和练习完成的，他说：“朱子以小学教育即为‘做涵养底工夫’，此即为空头的涵养。此是混教育程序与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工夫而为一，而不知其有别也。……即‘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亦仍是不自觉的自然生长，还仍不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事。”②又说：“其所意谓之涵养只是一种庄敬涵养所成之好习惯，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养习，只是类比于小学之教育程序，而于本体则不能有所决定，此其所以为空头也。”③最终以“空头涵养”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出价值判断。牟宗三基于这样的判定，他认为朱子的涵养并非承于孟子正统，最终对朱子做了“别子为宗”的判定，他说：“是以朱子如此讲空头的涵养以遮‘先识端倪’之本体论的体证，实是混习惯与自觉为一。此皆非孔子讲仁、曾子讲守约战兢、孟子讲本心、《大学》讲诚意、《中庸》讲慎独、致中和之本意。……朱子如此讲涵养显然不够。”④以至于最终，牟宗三对朱子的整个道德体系都做出了“歧出”的判定，他说：“其本体论的体证（体悟）所体证体悟之太极却只成致知格物之观解的，此非延平之静坐以验未发气象之路也，亦非明道‘须先识仁’、五峰‘先识仁体之体’之本体论的体证也，此其所以为歧出也，此其所以终于为他律道德之本质系统，而非自律道德之方向系统，所以终于为静涵静摄系统，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而非本体宇宙论的、即活动即存有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之纵贯系统也。”①综上分析可知，牟宗三判定朱子道德系统为“他律道德”“歧出”“别子为宗”等，这都与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直接相关的。
  牟宗三对朱子涵养乃至整个道德系统的判定在学界有很大影响，也影响到后世学者对朱子涵养思想甚至思想系统的判定，现今许多中国港台一系学者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定仍从牟宗三先生之说②，大陆学者亦有此种说法。可以说以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继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定论”，但是此种观点是牟先生自己的创说，是否合乎朱子涵养工夫的本义，实在是有必要做进一步商榷，学界至今对牟宗三判朱子涵养工夫为“他律”之说的也少有回应。要解决以上问题，都需要从朱子涵养工夫本身入手，并对朱子涵养工夫与心性论的关系、涵养工夫与气禀的关系、涵养在其他工夫中的地位等做客观的、全面的梳理才能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