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韩国性理学者对陈淳思想并未完全肯定，这里再举几例：
  陈淳将恻隐规定为气，韩国学者认为这句话对气的强调太过了，讲到了理的范围。如修溪李升培（1768—1834）指出：“昔陈北溪以为恻隐气，而所以能是恻隐理也，虽不见非于朱门，而退陶犹疑其侵过理界分。”②对此，韩元震也认同，“然某亦尝疑恻隐气也一语，太主张气字，不无侵过理界分。宏仲非之，似不为无理。”③
  除了上文提及对《北溪字义》里面观点的不同意见外，就“仁义礼智信”条也有不少批评：
  陈北溪曰，仁是此心生理全处，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绪方从心中萌动发出来，自是恻然有隐。由恻隐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爱。故仁乃是爱之根，而恻隐则根之萌芽，而爱则又萌芽之长茂已成者也。
  按，孟子以恻隐言仁之端，程子朱子以爱言仁之用，恻隐与爱，虽二名而实一物。恻隐虽就初动处言，然到那及物处，亦是恻隐。而所谓爱者，亦只是这个物事，无二体无先后，非始以恻隐而后方成爱也。今以萌芽长茂分言，则是情有两节而爱不足以尽仁之情，恐非程朱论仁之本意也。
  又曰，所谓“心之德，爱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专言而其体也。爱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
  按，言仁有专偏之异，故专言而以心之德为体，则其用以恻隐之贯四端者为情。偏言而以爱之理为体，则又以爱之发为用。今以专言者为体而偏言者为用，则体全而用偏，体大而用小，恐不成造化矣。①
  文中所列举两段陈淳的话，皆出自《北溪字义》的“仁义礼智信”条。李大山对这两条均有批评。
  此外，芝村李喜朝（1655—1724）对陈淳“智只是心中一个知觉处”也有怀疑，即“且考《仁说》，只云仁包乎智，而无知觉是智之用云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