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1850—1916）曾经指出，“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②作为中国文化的“变异体”，日本在传承中国文化之际尽管采取了有所选择的态度予以取舍，但始终保持了大方向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对策则》一书所印证的，正是日本借助中国文化这一“母体”来阐释针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同时通过援引日本自身的文化经典，而将自身的文化思想纳入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之下。尤其是在《对策则》中，针对日本古典中的《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一类的引用与诠释，无不借助了朱子学的理论与思想。换言之，日本文化即使是作为“变异体”，依旧遵循了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大义名分”，成为中华母体文化的一大延续。
  以《对策则》为核心，我们审视东亚科举文化圈、审视日本科举学之际，亦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推行的“学问吟味”实证性地论证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演绎与发展，尤其是以“学问吟味”为标志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亦可以看到日本学者针对科举制度，尤其是针对日本接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否定与批判。③因此，作为实证性的文献资料，《对策则》展现了以朱子学为平台、以科举考试为形式、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异文化间的真正对话，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回味与反思作为“东亚”传统的科举考试，作为“东亚”文明体现的“科举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