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日本历史上是否曾实施过“科举考试”？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讨论。事实证明，日本的平安时期不仅积极引进唐朝律令，制定了开科取士的制度，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内实施选拔考试，录取了一批贵族子弟进入官僚机构。那么作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日本幕府下属的昌平坂学问所是如何推行考试，采取了什么样的程式，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首先，基于历史传承的立场，江户时代幕府施行的“学问吟味”事实上与中国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以大众化的社会阶层为对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它是以隶属于幕府的旗本、御家人乃至其子弟，也就是“直系武士”为对象的学术性考试。与这样的“学问吟味”同步进行的，是“素读吟味”的定期考试。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不过“素读吟味”并不是吟诵中国古典，而是以7～14岁的幕府臣僚的子弟为对象，以测试生员的学习水平与基本素质为目的，一年举行一次的口述考试。反之，“学问吟味”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性考试，其实质是一场带有了竞争性质的，以考究学问为核心的选拔性考试。其目的是进一步奖励正统学问，扩充幕府臣僚。
  “学问吟味”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确立下来，首先源自宽政二年（1790年）松平定信进行的“宽政改革”，至1792年，幕府设立昌平校，延请朱子学者，举行朱子学讲义。至1794年，举行第二次“学问吟味”（实质上为第一次），自此一直延续到庆应四年（1868年），先后累计实施了十九次。不过通过该考试之后，实质上并不是直接授予官职，而是还需要接受所谓“番入”（BANIRI），即针对考试及第者的品行、学问、武艺、父辈的任职等为内容的录用考核，而后才可被录用为“吏僚”。①就此而言，日本的“江户版”科举制与唐朝“叙位任官”，即官吏选拔的科举制度不同，更为接近于以奖励学问、推动教育为目的的褒奖名誉的方式。不过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以“素读”为手段的读书方式，结合“素读吟味”“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不论是昌平坂学问所还是地方藩校、名家私塾，基本上皆采取了这样的考核方式，因而使来自中国的学问或者知识在整个江户时代获得了“均质化”的推广与普及。②
  其次，基于科举程式的立场，昌平坂学问所可谓是采取了日本前所未有的考试程序，代表了江户时代日本选拔人才程式的新发展。具体而言，昌平坂学问所自宽政四年（1792年）开始实施“学问吟味”考试，就程序与科目而言，应该说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基本保持了一致。“学问吟味”分为“初试”与“本试”，“初试”就是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本试”；“本试”分为“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分别考试经义、历史、作文。前者持续一天，后者持续四天。就此而言，“学问吟味”基本上承袭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江户时代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学问吟味”的笔试技巧的书籍，也就是“辩书”，即《学问所御试辩书并御达书》。所谓“辩书”，就是面对以经书的一章为题目的考试内容之际，要求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来加以阐述。具体而言，“章意”就是阐述章节大意，“字训”就是就出现的字句展开训诂解读，“解义”就是详细解读原文，“余论”就是引用其他章节或者书籍来加以穿插论述。这样的一种固有的答题方式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以朱子学为核心、以“八股文”为格式的科举考试，带有了规范性的功能。①
  最后，站在思想文化的立场，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实施的教育，是以武士为对象，以朱子学的经典为教材，以“学问吟味”为评价基准的官办教育。因此，朱子学被称为“官学”，成为幕府落实学问所——藩校——乡学——手习塾（寺子屋）的系统学校构想，引导国民教育、推动伦理道德建设的一大工具。不过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到了幕府末期则受到来自一批开明武士的深刻批判。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话》（1855年）之中，批判江户时代推行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学问观”，武士皆以立身处世为目的。②后世的一部分学者亦批判这样的教育方式犹如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曾注重考试者的训练或者实践。因此提倡要推动作为“训练”的考试，或者突出这样的考试应该区别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将重点放在考察“有德之人”的品行与行动。由此可见，“学问吟味”在深入贯彻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学问教育，以科举考试为蓝本的考试程式的同时，亦不免形成了日本走向西方式的近代化的一大“反动”，成为阻挡日本接受西方学问，走向西方化的一大“阻碍”。
  不过“朱子学”为什么会成为日本近代的“绊脚石”？“科举制度”为什么会成为西方人乃至日本人所批判的中国文化的“三大祸害”？③在此，本论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实质上就存在着一大疑问。简言之，即这样的批判大多是站在西方学问的立场，站在把西方的文明史观作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大前提下而展开的。事实上，朱子学的思想突出了“大义名分”的观念，构筑起日本前近代的“尊王”思想的前奏。④朱子学的教育方式不断深入日本的民间阶层，构筑起日本接受西方学问的文化基础，乃至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①换言之，尽管日本不曾实施“纯中国化”的科举制度，但是“学问吟味”不管是在人才理念、教育方式、考试科目、评价基准，皆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真正地发挥出了引导教育、培养人才、选拔能吏的考试功能，故而可以站在一个“东亚”的、“科举文化圈”或者“朱子学文化圈”的立场来重新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