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入仕，却淡于名利，安于退让，不因生活贫困而去刻意经营官宦生涯，始终坚持自己做人与当官的信念，以道德自律。这种安贫恬退的廉洁思想，是宋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一个缩影。
  一、朱熹廉洁思想之来源
  （一）来自庭训
  朱松（1097—1143）自小喜欢读书缀文，名冠乡里。政和八年（1118年）登第，入闽为当官。二十七八岁才与杨时门人萧顗游，又向罗从彦问道受业，学习《大学》、《中庸》等儒家学说，始捐旧习，学问价值指向是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朱松的理学思想与道德践履，深深影响着朱熹。朱熹颖悟早慧，在父亲严格要求下读书，自总丱读“四书”①——即读《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等儒家经典著作，“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②。孔子提倡“为己之学”，强调的是个体道德心性修养，要像古圣贤那样读书修养，使自己的学问道德充实完备。朱熹以“为己之学”为学问宗旨，便是受父亲启蒙教育影响最为核心而深刻者。朱熹十四岁时，父亲在病逝前语重心长地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①朱松的刻意安排，是要为朱熹身心与学业的成长铺平道路，为朱熹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朱熹还听说祖父朱森对生活的态度，即便贫穷潦倒，也不忘告诫后辈以读书为重：“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当家庭经济窘迫时，有人劝他改事生业，增加收入，得到的回答却是：“外物浮云尔，无庸有为也。使子贤，虽不荣，于我足。不然，适重为后日骄纵之资尔。”②朱森超脱名利、业儒求贤的立世大节，对朱松不附权贵有直接影响，也对朱熹安贫乐道产生间接影响。
  （二）来自师友
  朱熹受命到五夫屏山下从学武夷三先生，从三先生施教中加深对古人为己之学的理解，“十六岁便好理学”③。其中“籍溪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④。胡宪用古人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行为影响从学者，而其“箪瓢无改乐”⑤的精神，对朱熹是有影响的。朱熹人生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是三十岁前得到父亲同门友李侗先生教诲，“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⑥，知“静中气象”的意涵，不外慕走作。李侗是罗从彦门人，“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⑦。李侗去世后，朱熹与年龄相仿的何镐相识，受其“天资夷旷，廉静寡欲”①的影响。朱熹终身不忘明师良友的提携与砥砺。
  （三）得益圣贤
  朱熹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原典，明白道在六经，无须它求。又读张载、二程著作，确定了道德起源于天理之说。《论语·宪问》就是孔子回答门人“宪问耻”，认为“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②。朱熹从二程及其门人阐述孔颜之乐的文章中受益，以圣人道德修养为榜样，融会圣贤智慧。如“夫子自言疏食饮水，乐在其中”③，不仅如此，孔子还在《论语·雍也》中表彰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朱熹关注到《论语》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④“曾子之为人，敦厚质实，而其学专以躬行为主。故其真积力久，而得以闻乎一以贯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终身者，则固未尝离乎孝敬信让之规。而其制行立身，又专以轻富贵、安贫贱、不求人知为大”⑤。故朱熹《论语集注》中讲颜回“乐道又能安贫”。颜子不以贫乏改其乐而求其富，合乎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之要求。朱熹把圣贤安贫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伦理思想，用心加以体贴，并应用于生活实践。
  二、朱熹廉退赢得圣旨褒奖
  （一）廉洁自律
  朱熹能绍先父之训，“早践世科而益笃志于伊洛之学，安贫守道深山穷谷之中者三十余年”①。又笃信恩师教诲，“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②。朱熹在同安首仕归来，多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以人能弘道的精神，复古人忠厚廉耻之余风，紧随李侗致力于“崇节义，厉廉耻”的践行，做好“内圣修养工夫”。“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③！朱熹时刻不忘廉洁自律，并付诸实践，做到知行合一。
  （二）圣旨褒奖
  朱熹十九岁考取进士，入仕二十多年，除在泉州同安任主簿四年外，“闲居之日十居七八”④，期间不乏官员向朝廷推荐，朝廷也有意擢升，但朱熹淡于名利，安于退让。在乾道九年（1173年）六月里，在五夫家居的朱熹，突然接到建宁府杨由义派人送来一道尚书省札子。省札中说，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奉圣旨表彰：“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与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⑤朱熹觉得自己不当无功受禄，多次上状辞免改官，一再坚持，“将所准省札具状申使府寄纳军资库，及申尚书省，乞赐敷奏寝罢”。“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八个字，是对朱熹的道德评价，是有依据的。皇帝不轻易下圣旨，也就难以收回对朱熹的褒奖。而朱熹终生能躬廉退之节，并不负朝廷树立廉洁之望。
  （三）屡次辞官
  在宋代，读书做官，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也是无数寒门学子报效国家的最佳途径。入仕为官，有稳定俸禄养家，加官晋爵，不但收入可观，更能光宗耀祖。但不少人驰骛官场，奔竞求人，讨官要官，不排除为贫而仕。朱熹继承孟子“耻之于人大矣”的观点，将廉耻列为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①，并按儒家德性要求强化自身修为，为官则清廉，以洁身自好；退居则独善其身，不苟且循世。朱熹不但不求美差厚禄，还不断推辞朝廷的授官迁职，前后辞官达50多次，自言“平日辞官文字甚多”②，辞官文字见载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朱熹对道理看得透，在不能得君行道的前提下，就竭力请祠挂籍，在家从事著述与民间讲学，甘当朝廷储备官员，于公于私两便，是合乎天理要求的。
  （一）自警警人
  三、朱熹终身恪守不自毁廉隅
  朱熹熟读儒家经典，从中汲取营养，当看到孟子所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欢得不得了，难以用言余表达。进而领会孟子所言“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含义，逐步树立“人须是有廉耻”的道德理念。朱熹依古圣贤所教的为人之道去做，不贪恋钱财与官爵，更不做贪图富贵利达、声色货利者，虽极贫贱，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朱熹“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③，不自毁廉隅，做到“贫而乐”“贫而无怨”“贫而无谄”。朱熹与门人因说贫，曰：“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惠，此则断然不可！”④也就是俗话所说“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未必正确，必须慎思，不取、不为，否则就会违背真道义。朱熹说：“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⑤朱熹用廉隅比喻人方正、刚直，用墙壁比喻明确界限，认为人具有正直的品格和识别能力，就可以成就大事业。朱熹告诫门人：“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⑥朱熹展开理欲、义利、是非之辨，就是要门人和士友明是非，知抉择，牢牢守住道德底线，不要走进死胡同。
  （二）守法拒诱
  人们常言，世界之大，诱惑无处不在，但主要来自官爵与金钱甚至女色的诱惑。朱熹不断辞官，能抵挡来自官位与俸禄的诱惑。朱熹在金钱面前，同样具有拒绝力。朱熹针对诸司送往迎来折送钱，而令行不止，发表看法：“上下视法令皆为闲事，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几番行下，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本无忌日，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纪纲，人人玩弛，可虑！可虑！”①有门生问朱熹官场中互送祝寿礼的事：“在官所，还受人寿仪否？”朱熹说：“否。然也有行不得处，如作州则可以不受，盖可以自由。若有监司所在，只得按例与之受。盖他生日时，又用还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②师生又论监司巡历中受折送之事，朱熹说：“近法，自上任许一次受。”黄榦说：“看亦只可量受。”朱熹说：“某在浙东，都不曾受。”③因此，尽管朱熹在官场生活有身不由己的感受，但在郡守和监司任上，没有借自己庆寿而收礼。而双亲早就去世，无需借口忌日而敛财，始终心里坦荡，不受人情困扰。
  （三）世人楷模
  朱熹以民本思想为廉政思想之基石。朱熹作为地方官员，总是爱惜由百姓交纳上来的官钱。朱熹说：“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遗，并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问胥辈，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定例，看甚么官员过此，便用甚么例送与之，却得公溥。后来至于凡入广诸小官，如簿、尉之属，个个有五千之助，觉得意思尽好。”④朱熹实施公款使用改革，使得资助过往官员有章可循，从制度层面控制浪费，就是控制腐败。
  当然，朱熹为官时间短，长期过着贫穷生活，不但没有沉沦，而且以弘道为己任，赢得生前生后名。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1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江元适书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00页。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〇，《屏山先生刘公墓表》，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67页。 ②朱松：《韦斋集》卷十二《先君行状》，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83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2页。 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挽籍溪胡先生》，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⑥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江元适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00页。 ⑦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17页。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知县何公圹志》，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43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6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1页。 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55页。 ①傅自得：《韦斋集序》，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19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1页。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申建宁府状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79页。 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辞免改官宫观状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75页。 ①王健：《儒学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7页。 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书画象自警》，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05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2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1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9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8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4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