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十岁时编订《上蔡语录》三卷，是其生平第一部著述，由此开始对二程以来道学著作的整理。后来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对初版进行再次重订。已有学者注意到谢良佐（字显道，号上蔡、逍遥先生，1050—1121）思想对朱子早年影响甚大①，但对朱子编订《上蔡语录》这项学术活动本身的研究还没有得到重视。兹篇所述，对朱子编《上蔡语录》所使用三种底本进行分析，以揭示从二程重要弟子谢良佐到胡安国、曾恬、朱震、符君等人的道学传承脉络，进一步通过探讨朱子获得三种版本的过程，两次编订与早年思想之间的联系，揭露出在问学李侗之外，朱子早年进入道学传统的另一个侧面，以补充对朱子早年学术活动的研究。
  一、朱子编《上蔡语录》三种底本
  今通行朱子编《上蔡语录》共三卷，据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所云：
  熹初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题曰《上蔡先生语录》。后得吴中板本一篇，题曰《逍遥先生语录》，陈留江续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孙少卿伋及天隐之子希元者”。二家之书，皆温陵曾恬天隐所记。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于公从子籍溪先生，题曰《谢子雅言》。凡书四篇，以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下篇四十七章，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独板本所增多犹百余章。然或失本指，杂他书……亦颇刊去，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①
  可知朱子所据以编《上蔡语录》的底本有三种来源，分别为括苍吴任抄写本（即“吴本”）《上蔡先生语录》一篇，胡氏家传写本（即“胡氏本”）《谢子雅言》二篇，吴中版本（即“曾本”，主要由曾恬记录，在吴中锓版刊刻）《逍遥先生语录》一篇。在这四篇中，以胡氏本上、下二篇为底本，即今《上蔡语录》卷上、卷中。其中卷上为胡氏本独有。卷中即《谢子雅言》下篇，内容与其他二本略同。但胡氏整理者以雅言文体损益曾恬记述形成，篇幅较为精约，所以在卷中各条下以曾本、吴本参校。括苍吴任写本，源出曾本抄录而成，今偶见于卷中校注语，但已不得其原貌，无法确知篇幅多寡。最后，以吴中版刻的曾本相较其他二本，又多出百余章，经朱子删订其中误入者，余下三十多章，即今传本卷下。
  朱子所编《上蔡语录》，主要记录者是胡安国、曾恬二人，而括苍吴任写本其实是抄录曾恬所记。但由于朱子编《上蔡语录》时采用的三种底本彼此之间差异较大，加上朱子在编校时所刊去章节又多，形成了今传本《上蔡语录》复杂的文本结构。既然三底本《上蔡语录》都出自胡安国、曾恬所记，下面以胡安国、曾恬问学谢良佐的活动为中心，来分析三种底本《上蔡语录》记录、抄写、刊刻时间与形成过程。
  （一）胡氏家传《谢子雅言》
  首先，考证胡氏本《谢子雅言》，即今本《上蔡语录》卷上的记录时间。
  胡安国稍早于曾恬问学上蔡，胡本的记录约在崇宁四年（1105年）至大观初年（1107年）间。据《朱子语类》载：
  （胡安国）后为荆门教授，龟山与之为代，因此识龟山。因龟山方识游谢，不及识伊川。自荆门入为国子博士，出来便为湖北提举。是时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从龟山求书见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书与上蔡。上蔡既受书，文定乃往见之。……既入县，遂先修后进礼见之。毕竟文定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满于游杨二公。①
  又据朱子作《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云上蔡“尝宰是邑（应城县），南阳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行部，过之”。②可知谢良佐为湖北德安府应城令时，胡安国因杨时书拜见于上蔡门下。据胡安国子胡寅所作《先公行状》，崇宁四年（1105年），拟差胡安国河北路学事提举。安国以奉亲便启奏，遂改差湖北路。③杨玉成、李根德两位先生据此胡安国于该年从学谢良佐，钟彩钧先生推断《上蔡语录》上卷约记录于此时。④但行状此下又云“到官，改使湖南”⑤，胡安国此年未在湖北路久任，遂改提举湖南学事。因此，此次与上蔡会见，安国应还未及详细问学，以《语录》上卷记录之夥，似不可能仅在此时间记录。
  又据胡寅撰《先公行状》，胡安国在“（崇宁）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可知崇宁五年（1106年），胡安国仍在湖南做官。但据《宋史》本传，安国再任湖南学事司后，不久后即因举荐与元祐党人有关人士得罪蔡京，“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⑥约于大观初年除名落职⑦，此后居于荆门侍亲多年。根据胡宪回忆，是时朱震也在荆门⑧，朱震早在建中靖国谢良佐兼西京竹木务时已及上蔡之门。那么此时既然同在湖北，必与胡安国一起问学上蔡门下。此外，《伊洛渊源录》载：“谢公尝语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①康侯即胡安国字，谢良佐所言“困厄如此”，应该就是指胡安国大观初年陷狱事。由此也可旁证，谢良佐大观初年仍在湖北，在朱震向其问学时，讨论胡安国落狱事，并对安国之人格表露欣赏。胡安国后来曾与朱震讲：“某之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虽定夫（游酢）、显道（谢良佐）诸丈人行，亦不以此谋之。”②盖亦出于此。因此，胡安国、朱震约于崇宁四年、大观初年时期（约11051107年稍后）在谢良佐门下同时问学。胡安国在此时记录谢良佐的语录形成了编撰《谢子雅言》的基础之一，并且卷上皆以“胡子”称呼胡安国，可知其本人尚不是最后的整理者，不过已经很难确定是谁最后整理了胡氏家传本《上蔡语录》。无论如何，胡安国记录的《谢子雅言》上篇大约记录于崇宁四年（1105年）时访上蔡以后，至大观初年后（约1105年起，至1107年稍后）罢官侍亲期间。
  （二）曾恬记《逍遥先生语录》
  其次，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曾恬记录部分，这部分今传本卷中每条都附录曾本。
  据韩元吉为曾恬之子曾崇（字希元，1115—1180）所撰墓志铭：
  虞部之子讳恬者，君父也，字天隐。方崇宁、大观间，天下学者趋时好，溺王氏新书，以弋声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锢诸儒之说，俾不得传。而天隐独欲探性命之理，从上蔡谢先生、龟山杨先生游，以讲明圣人之道，善类至今称之。③
  可知曾恬约在崇宁、大观年间问学于谢良佐和杨时门下，那么极可能是在湖北从学谢、杨。上考已知，谢良佐在崇宁年末、大观初年任湖北应城令。又据《龟山先生年谱》，杨时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赴荆州教授任，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荆南府，二十六日与上任教授胡安国交割。杨时在荆州做官至崇宁五年（1106年），中间尝至京师一次，十月二十日离荆州赴余杭县任，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才到余杭。④据行状所云，曾恬问学谢、杨时间在崇宁、大观之间，可知卷中曾本的部分也记录在湖北。另外，由于胡氏本《谢子雅言》的上篇为胡氏本独有，而下篇却包含了曾恬所记的语录。可知曾恬未曾见过胡安国记录部分，因此，其问学时间应比胡安国稍后①，约在杨时离开荆门后，即大观初年三月后，曾恬改而问学谢良佐门下。
  又今《上蔡语录》卷中（胡本、曾本共有）所录的对话，有“朱问”“石问”“朱曰”“黎云”“二人初见请教”等，可知同时在谢良佐处问学的除曾恬本人外，还有数人。由于朱震此时也在谢良佐处，其中“朱问”“朱曰”，很可能即指朱震。“黎云”可能是指胡安国的弟子黎明（字才翁），黎才翁是长沙人，盖与胡安国在崇宁四五年间典学湖南时结识。②
  另外，今本《上蔡语录》卷中所录的文本，并非全都是曾恬记录的。卷中的通行体例是每条先录胡安国精简过的语录，再以完整的曾恬语录附下。凡胡安国与曾恬完全一致的地方，皆省略曾本不录。但实际上，卷中最后所列第41条“诚是无亏欠”条，至48条“四十万人死于长平”条，这部分应是胡氏本所独有的。理由有二：第一，这八条单独列于最后，后面皆不以吴本、曾本校注，说明这八条可能是属于同一母本；第二，这八条语录中，凡有谢良佐出现，皆以“谢子”敬称。今按，胡氏本原名《谢子雅言》，卷上凡胡安国本人记录谢良佐语，多数以“谢子”敬称谢良佐，而可见的吴中版本曾恬记录中绝无此称呼。曾本题名《逍遥先生语录》，涉及谢良佐答语，或不记录称谓，或以“先生”称之，即逍遥先生之谓。据此可以判定，《上蔡语录》中凡出现以“谢子”称呼的数条，必出自胡安国记录，属于胡氏本独有。
  以上我们可以推定，今本《上蔡语录》卷中的曾本（括苍吴任写本，吴中版本部分），也是由曾恬于大观初年间（1107年后）在湖北记录的。但今传本卷中所录，并非全部出自曾恬记录，最后第41条至第48条是胡氏本独有的。
  （三）《逍遥先生语录》杂他书百余章
  今传本卷下的部分，源出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相较胡氏本《谢子雅言》多出来百余章。据朱子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初编时对卷下的描述：
  独板本所增多犹百余章，然或失本指，杂他书，其尤者五十余章。至诋程氏以助佛学。……故窃不自知其固陋，辄放而绝之，虽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辞也。其余所谓失本指、杂他书甚者，亦颇刊去，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①
  朱子将吴中版本多出来的百余章分为三部分：（一）刊去诋毁程氏以助佛学的五十余章；（二）刊去或失本指、杂他书甚者，约二十余章；（三）余下的三十余章，即今传本卷下部分。
  在乾道四年（1168年）所作《谢上蔡语录后记》，对其中诋毁程氏以助佛学的五十余章做出说明：
  因念往时削去版本五十余章，特以理推知其决非先生语，初未尝有所左验，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后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学者吕祖谦得江民表《辨道录》一篇。读之，则尽向所削去五十余章者，首尾次序，无一字之差。然后知其为江公所著，而非谢氏之语益以明白。②
  可知多出来五十余章即抄录者误将江民表的《辨道录》抄入。其中籍溪先生入都，指绍兴三十年（1160年）六月胡宪入京赴馆供职。吕祖谦在此年六月至八月间向胡宪问学。③胡宪从吕祖谦处得江民表《辨道录》，确证下卷所删去五十余章乃江氏所著。据此，胡宪应该将朱子所编订本并其删去者携带入京，很有可能于此时交予吕祖谦一份。此后，吕祖谦教学者时，多令人看《上蔡语录》，以启发学者向学之心。④
  对于所窜入的江民表《辨道录》一事，朱子在《语类》中还有说明：
  《上蔡语录》论佛处，乃江民表语。民表为谏官，甚有可观，只是学佛。当初是人写江语与谢语共一册，遂误传作谢语。唯室先生陈齐之有辨，辨此甚明。⑤
  又据《宋元学案》卷二九所记：
  《上蔡语录》多佛语，先生读之，知其为江表民语，凡若干条。当时有钞上蔡、民表语合为一帙者，遂并以为上蔡之书而人莫知也。①
  今存陈长方（字齐之，1108—1148）所著《唯室集》《步里客谈》都是《永乐大典》辑佚本，其“辨论”一文已佚，无法得知其辨中细节。但由于陈长方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我们可以知道吴中版本混入江民表的错误，在其抄写过程中就已经存在，而且此误必在绍兴十八年之前。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曾恬在绍兴十八年（1148年）“通判台州将终更”，期间曾“行县至黄岩”。既而为秦桧所诎免职，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以主管台州崇道观终。②又根据《泉州府志》所记载，曾恬“绍兴中仕至大宗正丞，秦桧当国，恬自守不为诎。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寓常熟僧刹，有《上蔡语录》二卷。”③因此可以知道，曾恬自落职后，晚年居常熟僧刹。由此也可看出，曾恬的学问已经落入禅学，与佛教有密切往来，在他的记录被人传抄的过程中，混入江民表的佛语，也不足为怪了。
  另外，据朱子引述，陈留江续之所作的《逍遥先生语录序》“云得之先生兄孙少卿伋及天隐之子希元者”④，吴中版本的来源除曾恬之子曾崇外，还有属于谢伋（字景思，1099—1165）的一部分。谢伋父亲谢克家，为谢良佐从子。谢克家为南宋初相，与秦桧恶，自从秦桧再相以后就落官，谢伋侍父居黄岩，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始外迁任职。⑤曾恬应该是在这次行县黄岩的期间，拜会了谢伋，并从谢伋处获得了部分谢良佐的语录，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部分当即今传本卷下所剩余的三十余章。另外，据嘉靖《常熟县志》所记，江续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至常熟任县丞⑥，吴中版本的正式刊刻时间应在此年，曾崇（字希元）为曾恬守丧期间所刊刻⑦，并请江续之作序。
  至于括苍吴任的写本，只能确定其出于曾恬记录本。但由于吴任的资料流传甚少，其抄写始末已经无法确定。
  （四）张拭跋本《上蔡语录》
  以上我们分析了朱子编《上蔡语录》所采用的三种底本。尽管如此，在朱子所收《上蔡语录》系统之外，南宋前期还流传有其他谢良佐门人记述的《上蔡语录》。张栻曾作一篇《跋符君记上蔡语录》：
  符君生于远方，及游京师，乃能从上蔡谢先生问学，得先生一语，随即记录。今传于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谓有志于学矣。予谓当表而出之，以为远方学者模楷。故附志于兵部侍郎胡公铭诗之后，使来者当有考焉。①
  胡公者，指胡铨（字邦衡，1102—1180），胡铨与张栻父张浚有深交，绍兴末、隆兴间与张栻有两封书信往来②。据《宋史》本传，胡铨隆兴二年（1164年）除权兵部侍郎，“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③。张栻此跋以兵部侍郎称胡铨，殆作于隆兴二年（1164年）。是年张栻与朱子初识未久，由于朱子对初编本不甚满意，张栻应该不知朱子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编订《上蔡语录》一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一有《答符君俞》书信一封，以“某白解元符生”抬头，讨论“中庸之道”等儒学话题，可见符君俞是胡铨弟子辈。④又《诚斋集》载有杨万里与符君俞、胡铨子胡季永等人的和诗⑤，也可证符君俞乃胡铨子侄辈。而谢良佐最晚卒于宣和三年（1121年），符君俞不可能来得及在京中从游谢良佐。符君俞当即张栻《跋》中所谓符君传于家中的后人，因向胡铨问学，特出示家传《上蔡语录》，请胡铨作铭诗纪念。张栻因胡铨之铭诗而作跋，但对符君名号不甚了了，因而未详其名。无论如何，张栻所跋本《上蔡语录》今已失传，且未入朱子编订系统之中，这是明确的。
  以上通过对胡安国、曾恬、朱震、符君等人从学谢良佐的分析，揭示出谢良佐作为程门主要弟子，在传授二程道学思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也进一步勾勒出二程后学的发展脉络。而胡安国、曾恬所记录的谢良佐问答语录，也使得谢良佐的思想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了朱子借以编订《上蔡语录》并上溯北宋道学思想的中介。
  二、朱子编《上蔡语录》源委
  朱子获得三种底本《上蔡语录》的时间先后分别是括苍吴任写本《上蔡先生语录》，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胡宪处获得胡氏家传本《谢子雅言》。其中对朱子影响最大的是胡氏本，最终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月以胡氏本为基础，编成《上蔡先生语录》，请并胡宪为之作跋。以下分析朱子苦读《上蔡语录》的源委，并通过编订《上蔡语录》的过程，讨论胡宪、李侗对朱子的不同影响，借以说明朱子早年思想的另一侧面。
  （一）朱子初读《上蔡语录》时间考辨
  关于朱子获得括苍吴任写本的时间，吴任于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年）在莆田孔氏家任私塾教授，是年朱子曾为其作《跋孔君家藏唐诰》一文。①束景南先生据此认为“吴任以其《上蔡语录》写本示朱熹当在同时”。又以曾恬为泉州人，认为朱子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来泉州后，从曾氏之家得吴中版本。②但是综合韩元吉为曾恬子曾崇所撰行状，卫泾为曾恬孙曾耆所撰墓志③，曾氏一族的曾恬后人，已经迁至常熟，不居泉州。另外，根据朱子早年书信中对谢良佐的记述来看，朱子精读《上蔡语录》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夏以后，其获得《上蔡语录》的时间也不可能早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
  其实，在朱子留下的早年材料中，有两处可以确证朱子读《上蔡语录》的时间。
  首先，是朱子早年有关忠恕问题的讨论，朱子前期未得到上蔡忠恕说，其后与范如圭书信中以上蔡谢良佐之说为自己忠恕一贯说佐证。由此可以推出朱子读《上蔡语录》的大致时间。
  朱子从同安主簿离任，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出发，至二十八年春到达崇安后，即往延平拜见李侗问学。三月归来后，朱子与范如圭、胡宪等书信往返讨论“忠恕”之道（同时还有李侗、刘玶、吴耕老等人），但自己的说法始终得不到范、胡二人的认可。《朱子语类》记载：
  曾子说忠恕……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惟侯氏、谢氏晓得。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①
  据此可知，在这场讨论的初期，朱子尚未得知谢良佐关于“忠恕”的说法，未能引以为证，也就是此时尚未获见《上蔡语录》。按，谢良佐关于忠恕的意见，分别见《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胡本），卷中第10条（胡本、曾本都记，曾本较详细）以及卷下第17条（曾本），另有一段见《论语解》②。朱子在编订《论语精义》时，在“一以贯之”章，先后分别收入了谢良佐《论语解》，《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和卷中第10条（未录曾本）。朱子在《与范直阁》第二书③“伏丰赐教获闻”一书中说：
  若夫曾子所言发明“一贯”之旨，熹前书一再论之，皆未蒙决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犹天道至教，四时行，百物往，莫非造化之神，不可专以太虚无形为道体，而判形下者为粗迹也。此孔子所谓“吾无隐乎尔”者，不离日用之间。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隐，则是正以道为无形，以日用、忠恕为粗迹。故曾子于此指以示之耳。此说虽陋，乃二程先生之旧说，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①
  此信写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戊寅五月，朱子见“与范如圭久论不谕”，又引新说，并以二程、上蔡为据。盖此时因思考忠恕问题，正苦读《上蔡语录》。前述朱子四月二日《与范直阁》第三书里，只援用二程为说，未谈及上蔡。《语类》也记载朱子起初未见上蔡说，而此信却明确以上蔡为据，可知朱子定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五月间获得《上蔡语录》，赖以熟读。
  其次，《语类》有一条材料也详细的指示了朱子苦读《上蔡语录》时间必在绍兴二十八年。
  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②
  本条是余大雅所记。大雅所录在淳熙五年（1178年）以后，上推二十年，正好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束景南先生认为此条所记当上推二十余年在绍兴二十六年（丙子，1156年，朱子27岁）前后③，束先生臆朱子从泉州曾氏家族得《上蔡语录》，故有此误。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知，同安期间朱子并未得到《上蔡语录》详阅，且曾恬这一分支已外迁常熟，并且吴中板刻本很可能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春夏间，朱子不可能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就已读到。因此，束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盖朱子沉思《论语》“一以贯之”章的忠恕问题，乃在同安最后一年时因官闲之余，阅读十数家《论语》注而来。同安归来正式问学延平门下后，受道学正传，而忠恕一贯章的主旨就是“夫子之道”，所以朱子必致意苦心思考这章。因此，朱子从《上蔡语录》中获得明道、上蔡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与自己苦思若有所合，不免欢欣鼓舞，益加用功，以至数次精读。
  （二）从胡宪处得《谢子雅言》
  另外，根据与胡宪有关的材料，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朱子从胡宪处获得《谢子雅言》的时间。那么朱子具体何时从胡宪处获得《谢子雅言》呢？据朱子《后序》所记，朱子从胡宪处得胡氏《谢子雅言》在三底本中时间为最后。根据朱子《与范直阁》第三书：
  四月一日，领所赐教帖……又得胡丈来归，朝夕有就正之所，穷约之中，此亦足乐也。迫于亲养，夏末须为武林之行，计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①
  是书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月二日。②胡丈即指胡宪，书中云“又得胡丈来归”，由此可知，胡宪在绍兴二十八年四月前不在崇安。范如圭时在江西，以朱子信中语气来看，胡宪此行必是久出远门，如是寻常出行，朱子必不会如此琐碎。按，胡寅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冬十月卒于衡州③，胡宪此次出行极可能是前往衡州。以衡州与崇安距离计算，胡宪应当是在二十七年（1157年）春左右接到讣告，前往衡州吊唁胡寅，并在衡州胡氏居住了一段时间，在二十八年（1158年）春开始返回。三月末抵达崇安，朱子即急切前往请教。
  胡宪居衡州期间，与朱子曾有书信往来，讨论忠恕。朱子《与范直阁》第一书云：“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一贯’之说甚力……熹窃谓此语深符鄙意。”④该信中云“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知作于绍兴二十八年三月间。其中提到的“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之说”，见于朱子《答吴耕老》一书，书云“胡丈昔年答黄继道问‘一贯’义云……”⑤追述胡宪早年答话。盖朱子此时沉思“忠恕”，记忆昔年问学胡宪时的场景，由此致信衡州问安，并顺便向胡宪请教“忠恕”问题。胡宪答信约写于离开衡州出发前，朱子三月从延平回来，刚好收到来信。胡宪在此次衡州之行获得胡氏家传《谢子雅言》写本二卷。
  由此，我们推测，朱子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从同安离任回崇安的路途中经过莆田，从吴任处获得《上蔡语录》写本。但由于一回家即前往延平李侗处问学，还未仔细阅读吴任提供的写本。此后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五月以后获得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并成为他思考“忠恕”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约在同时稍后，胡宪见朱子对《上蔡语录》如此感兴趣，遂将从衡州带回的胡氏本《谢子雅言》交由朱子整理。由于胡氏本对谢良佐思想的记录最为提纲挈领，启发了朱子对忠恕的思考，朱子在三本中最为推崇胡安国所记的《谢子雅言》。最终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以胡氏本为底本，初编成《上蔡语录》三卷，并请胡宪作跋。以这次编订为中心，谢良佐、胡安国到胡宪的这一条道学脉络对朱子早年的影响，得以彰显出来。（三）李侗赠朱子《上蔡语录》抄本源委
  朱子编订《上蔡语录》作为生平第一项活动，主要是在胡宪的指导下，与李侗的关系不大，甚至由于对初编本不完全满意，未向李侗谈及此事。讨论《上蔡语录》与李侗的关系，可以客观地看待李侗在朱子早年思想扮演的角色。
  根据《延平答问》记载，在朱子初编《上蔡语录》后二年（1161年），李侗曾向朱子提供一种抄本《上蔡语录》。可是朱子既已亲自编得语录，延平为什么要抄录一本赠予朱子呢？其中源委有待考证。
  李侗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八月七日书中云：“谢上蔡语极好玩味……今抄得一本矣。谨以奉内，恐亦好看也。”①可知李侗曾经抄录《上蔡语录》一本赠给朱子。此事因《延平答问》辛巳八月七日书时间记录之误，实际乃发生在壬午年（1162年）八月七日。其中曲折颇多，陈来先生认为：“按此辛巳八月书（绍兴三十一年），乃承壬午六月书（绍兴三十二年）。故二书之年必有误，疑辛巳八月书本为壬午八月书。”②将该信系年于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年）③，顾宏义先生也持同样观点。④
  束景南先生将此书分为五书，并认为有四书非作于辛巳。其中“（《上蔡语录》）今已钞得一本矣。谨以奉内，恐亦好看也”一段，束先生认为此札必作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月朱子编《上蔡语录》之前，否则李侗不必抄本奉内。①束先生并据此认为朱子编《上蔡语录》乃在李侗、胡宪二人共同指导之下，二人均曾向朱子提供版本。②束先生之说未免失之赘，盖有误。其实朱子编订《上蔡语录》与李侗无关。李侗晚年因二子之请，入江西铅山，由此获得江西或者盗印朱子初编《上蔡语录》，一读之下，对上蔡之学甚为赞叹，由此抄录一本赠送朱子。以下详考。
  据朱子撰《延平行状》记载：
  晚以二子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先生不得已为一行。自建安如铅山，访外家兄弟于昭武，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归。③
  李侗长子李友直任铅山县尉，次子李信甫任建宁府建安县主簿，延平晚年因二子之请，曾至建宁、江西一行。那么李侗此行始于何时呢？
  据《延平答问》录辛巳五月二十六日书“某村居，一切如旧”，知五月底尚未起行。辛巳中元后一日书云“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谨俟凉爽，可以来访”，此信十分简短，应是路途中所作。因此，李侗七月中在从延平至建安的路途之中。又据《延平答问》辛巳（实壬午）八月七日书云“某归家，凡百只如旧……家人犹豫未归”④，由上可知，李侗晚年建安、江西之行始于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七月，至壬午（1162年）八月才回。
  其中朱子应李侗邀请，在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年）春至建安向李侗问学。⑤朱子此次问学近一月，此后李侗即往江西铅山长子处。李侗与朱子书信中，第一次谈及《上蔡语录》出现在壬午年（1162年）六月十一日书，其中有云“上蔡先生语，近看甚有力”①，推测是时李侗在江西铅山新得《上蔡语录》。按，《延平答问》中只有壬午（1162年）六月十一日、壬午（原误辛巳）八月九日二书数次谈及《上蔡语录》，李侗在信中所引用谢良佐语共5次，均出自今传本卷上（即原胡氏本《谢子雅言》上篇）。胡氏本此前属于胡氏家传，在朱子编人初订本之前，不太可能外传。朱子在乾道四年（1168年）所作《谢上蔡语录后记》云：
  顷年校定《上蔡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恨焉。②
  由此可知，朱子对初编本其实尚未满意，还未定稿，未经同意就被人传刻于江西。从《延平答问》收录的书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壬午年以前，在延平与朱子的书信中从未谈及上蔡，这是又一旁证。既然朱子对自己初编尚不满意，自然不太可能向李侗汇报初编事情。结果，李侗却在江西铅山县长子处闲居时，偶然获得了或者在江西的盗刊本，所以延平特抄录一本赠与朱子。这就是李侗抄录本《上蔡语录》的始末。
  以上的分析显示，朱子编《上蔡语录》这项学术活动与李侗之间的联系不大，甚至初编完成后也未与李侗谈及。这次编订主要是出于朱子自身对忠恕问题的兴趣，还有胡宪所提供胡氏家传文献的材料基础。这也告诉我们，即使在同安归来以后，朱子在问学李侗之外，也保持着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并且也不能忽略胡宪在这一时期对朱子的影响。
  三、朱子两次编订《上蔡语录》与早年思想
  朱子初次编订《上蔡语录》的直接动机，是整理诸说以获得对道学的正确理解。在得到吴任写本、吴中板本后，又从胡宪处得到胡氏家传本《谢子雅言》，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版本。但是诸本之间差异较大，不仅在记录上有繁简之别，而义理上更是精粗错乱，甚至诋毁二程以助佛氏。在诸说之间，何去何从，朱子不免茫然。由此，朱子通过整理《上蔡语录》，因而启发了早年两个对重要问题的思考。
  （一）初次编订与忠体恕用
  初次编订前夕，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初《答刘平甫（前日奉闻）》书中，已经向刘玶（字平甫，1103—1185）直言自己整理旧书的目的：“恐众说纷纭，未能自决，即且整理旧书如何？”①从中可以看出朱子此时面对众说无从去取的心态，整理旧书即成为朱子整理道学和决断诸说去取的一种方法。
  前考朱子受谢良佐的忠恕说启发而苦读《上蔡语录》，其中记载明道、上蔡的观点：
  问：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其心？曰：“昔有人问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谓之恕心？”先生曰：“充扩得去则为恕心。”如何是充扩得去底气象？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充扩不去时如何？曰：“天地闭，贤人隐，察此可以见尽不尽矣。”②
  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③
  朱子与范如圭讨论忠恕，苦读《上蔡语录》，在二程、上蔡的启发下，最后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五月向范如圭提出自己当时的总结看法：
  忠恕则一，而在圣人、在学者则不能无异。此正犹孟子言“由仁义行”与“行仁义之别”耳……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但圣贤所论，各有所为而发。故当随事而释之，虽明道先生见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为一也。……此说虽陋，乃二程先生之旧说，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④
  对比明道、上蔡与朱子关于忠恕的看法，显然是有距离的。上蔡谢良佐认为忠恕犹如形影，朱子虽苦读上蔡书，但将忠恕析为一体二用，认为忠恕在本体上一致，都属于天道，但在为学工夫上，却将圣人、学者的工夫一分为二。
  不过数年后，朱子《答柯国材》一书中进一步补充了自己的忠恕说：
  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反复玩味，当自见之。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敬笃钦”以下，尤不干事。彼盖各言入道之门，求仁之方耳，与圣人之忠恕道体本然处初不相干也。①
  柯国材，即柯翰，乃朱子官同安期间结识，是书约作于乾道元年（1165年）中。②在这封信里，朱子对明道、上蔡书再次详细阅读，“忠恕便是道之全体”与上述朱子旧说无异，但否定旧说中将圣人、学者一分为二的说法，认为旧说只是求仁之方，并非道体本然处。朱子经数年思考忠恕，并最终提出“忠体而恕用”，实为早年思想重要的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朱子对上蔡谢良佐的推崇甚至超过了杨时。隆兴元年（1163年）《答汪尚书（癸未六月九日）》一书中云：
  谢子虽少鲁，直是诚笃……惟其所趣不谬于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闻。而其所闻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语录》《论语解》之属详考即可知矣。……龟山却是天质粹美，得之平易。③
  一直以来的研究，普遍认为朱子在此时正逐渐接受从龟山到延平的道南一脉。但是以《上蔡语录》的编撰为中心，我们却发现了朱子对谢良佐的认可程度并不低于杨时。而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来评价谢良佐力行所得的思想，正好显示出朱子这一时期的义理倾向。这使得他逐渐在忠体恕用说的基础下，走向了上蔡的性体心用说。
  （二）性体心用与再编《上蔡语录》
  “性体心用”为谢良佐心性论的代表观点：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①
  而朱子在乾道年间与何叔京的书信中，即曾指出：
  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识而体之尔……性、心只是体、用，体、用岂有相去之理乎？②
  而在《答张敬夫》第三十五书③，也提出：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④
  以上所引朱子二书，显示出朱子在接受谢良佐性体心用说的基础上，与得自李侗的未发、已发说相结合，提出了以性为未发、心有未发的心性论思想。而其思想的实质内涵，仍然是谢良佐的性体心用说。这显示出朱子对谢良佐义理的把握，已从以道体本然为主的忠体恕用说，转向了心性论层面的性体心用说，从而奠定了乾道丙戌之悟有关中和旧说的心性论基础。陈来先生已敏锐地指出“程门中谢显道即主性体心用，朱熹29岁时（引按，实际为30岁）编定《上蔡语录》，故朱熹性心体用思想与谢氏当有一定关系。……他对谢氏这一思想是十分熟悉的”。⑤不过直接将性体心用与30岁时第一次编订联系起来，其实忽略了朱子接受谢良佐思想的动态历程。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朱子在整理《二程遗书》的过程中，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年）再次编订了《上蔡语录》定本。这次修订主要是收入了谢良佐与胡安国手柬。
  以上通过以两次编订《上蔡语录》为中心，分析朱子的忠体恕用说和性体心用说，我们可以发现从谢良佐到胡安国、曾恬、朱震，经由胡宪传承至朱子的一条思想脉络。
  四、结语
  昔黄宗羲曾云：“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语录》尝累手录之。语者谓‘道南’一派，三传而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当等龟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岂因后人为轩轾！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时妄志于学，颇藉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则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①
  上蔡谢良佐为程门四子之一，在二程弟子中可谓与杨时不分轩轾。黄宗羲甚至将谢良佐视为程门第一高弟，认为上蔡开朱子先河。但相比杨时而言，谢良佐及其门人，在朱子学的研究中，多少显得身影寂寥。本文对谢良佐与胡安国、曾恬、朱震等讲友、门人的考察，勾勒出了二程后学传承到朱子的另一侧面。
  事实上，片面强调李侗与道南学派在朱子早年思想的作用，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学李侗八年之久的朱子，在李侗甫一去世的同年，即经由张栻开始走向了湖湘学？将编订《上蔡语录》这项学术活动置入朱子早年思想的视域中，考察朱子在编订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多样学派取向与复杂的思想历程，正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目的。事实上，朱子始终未对李侗谈及自己编订《上蔡语录》，但这次编订对朱子早年至中年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以来，胡宪在朱子早年思想中的意义被低估了。然而胡宪的意义，并非像李侗一样，经由思想传承来凸显。作为朱子接触胡氏家传文献媒介的胡宪，正是在朱子对谢良佐及其门人的认知与继承中，发挥出了不下于李侗的作用。
  总之，通过这些分析，要强调的是朱子早年思想的立体性与独立性。编订《上蔡语录》这项活动显示出朱子早年道学思想有多向的维度，并非传统看法中所认为的：从武夷三先生，再由李侗启发弃佛归儒，转而接受胡宏、张栻湖湘学，最后回归道南的单线发展。朱子编撰《上蔡语录》以得自胡宪的胡氏家传本为主要底本，并请胡宪为之作跋，揭示出胡宪在朱子早年思想发展中的持续影响。同时，谢良佐的思想启发朱子早年的忠体恕用说、性体心用说，也为朱子与胡宏、张栻等新一代湖湘学者的交流提供了思想基础。分析朱子对《上蔡语录》的编订过程，可以发现在李侗之外，朱子接受道学传统的另一个侧面，即从谢良佐到胡安国、胡宪这一条脉络对其早年思想的影响。

①参见［日］佐藤仁：《朱子と謝上蔡》，広島哲学会：《哲学》（31）《友枝竜太郎教授御退官記念特集》，1979年，第2～14页；钟彩钧：《谢上蔡、李延平与朱子早年思想》，《清华学报》2007年，第35～73页。 ①朱熹：《谢上蔡语录后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09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6～2587页。 ②朱熹：《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94页。 ③参见胡寅：《先公行状》，《崇正辨·斐然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0页。 ④李根德：《谢良佐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1页；杨玉成：《二程弟子研究》，台北政治大学1987年硕士学位论文。转引自钟彩钧：《谢上蔡、李延平与朱子早年思想》，《清华学报》2007年，第38页。 ⑤胡寅：《先公行状》，《崇正辨·斐然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0页。 ⑥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五，《儒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09页。 ⑦据胡宪《上蔡语录跋》“大观初年，在长沙侍文定公左右”，可知初年安国仍在长沙当官。因此，胡安国此次在湖北落职罢官必在大观初年稍后，安国落职以后居荆门侍亲。见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⑧胡宪：“其后在荆门学舍从朱二丈子发（朱震）游甚款，子发所得话言及书疏必以相示。”见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①朱熹：《伊洛渊源录》，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02页。 ②胡寅：《先公行状》，《崇正辨·斐然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58页。 ③韩元吉：《高邮军曾使君墓志铭》，《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④张夏：《龟山先生年谱》卷上，清康熙刻本。 ①钟彩钧先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过未说明理由。参见钟彩钧：《谢上蔡、李延平与朱子早年思想》，《清华学报》，2007年，第38页。 ②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0页。 ①朱熹：《谢上蔡语录后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09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07页。 ③刘承相：《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④《朱子语类》载：大雅云：“此书（南轩论语解）却好把与一般颓阘者看，以作其喜学之意。”曰：“此亦吕伯恭教人看《上蔡语录》之意。”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07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64页。 ①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54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2545页；卷一六三，第2659页。 ③阳思谦修：万历《泉州府志》卷十六，明万历刻本。该条又为《道南源委录》和《闽中理学渊源考》所引用。 ④朱熹：《谢上蔡语录后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09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943页。 ⑥冯汝弼修，邓韨纂：嘉靖《常熟县志》卷五，明嘉靖刻本。 ⑦曾氏源出泉州晋江，但自曾恬时迁居常熟，其子曾崇墓也在常熟，据下文可知。 ①张栻：《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76页。 ②系年据任仁仁、顾宏义编撰：《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5页。 ③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85、11589页。 ④《胡澹庵先生文集》，哈佛大学藏清刊三十二卷本，第3册，十一叶。（按，四库全书本《澹庵文集》未录此信） ⑤杨万里：《和符君俞卜邻》《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归得四绝句》，《诚斋集》卷二，四部丛刊影宋写本。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0～3951页。 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③韩元吉：《高邮军曾使君墓志铭》，《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卫泾：《故朝散大夫主管华州云台观曾公墓志铭》，《后乐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8页。 ②朱子读上蔡《论语解》在绍兴十九年（1149年）二十岁时，以胡寅、胡宪鼓励之故。胡寅曾刊谢良佐《论语解》，为朱子《论孟精义》所收。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③此书虽然《文集》编在第二书，但其时间在朱子与范如圭四书中时间属最后，陈来先生认为作于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初夏。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第13页；顾宏义先生认为作于绍兴二十八年戊寅五月，参见任仁仁、顾宏义编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40页。 ①朱熹：《与范直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06～1607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4页。 ③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①朱熹：《与范直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06页。 ②任仁仁、顾宏义编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37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91页。 ④朱熹：《与范直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05页。 ⑤朱熹：《答吴耕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93页。 ①朱熹：《延平答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81页。 ③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5页。 ④任仁仁、顾宏义编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19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 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 ③朱熹：《延平行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④朱熹：《延平答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9、330、334页。 ⑤《文集》卷二《再题达观轩》：“绍兴庚辰冬，予来谒陇西先生……壬午春，复拜先生于建安，而以来，又舍于此者几月。”此记末题“三月九日书”，束先生据此认为，朱子此次访学至三月，但是属于“异时复至”所书，并不能确定此次问学延平至三月。参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页。 ①朱熹：《延平答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07页。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93页。 ②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上，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曾本记录此条问答有朱震参与其中。参见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中；见朱杰人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④朱熹：《与范直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06～1607页。 ①朱熹：《答柯国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32～1733页。 ②任仁仁、顾宏义编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99页。 ③朱熹：《答汪尚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93～1294页。 ①谢良佐：《上蔡语录》，《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②朱熹：《答何叔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23～1824页。 ③此信属于“人自有生第四书”，为朱子中和旧说四札之一，代表了朱子在40岁之前的总结性思想。据陈来先生考证，作于乾道丙戌（1166年）秋，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97页。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93～1394页。 ⑤朱熹编《上蔡语录》在30岁，陈先生作29岁说盖笔误。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92～193页。 ①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