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目的及其缘起，已有众多的学者对其进行了考察与研究，①看似已成定论，但是在很多研究成果中，却存在先入为主的问题，即朱子所持礼学观点均为正确的，其本人礼学言论也是金科玉律，把朱子礼学当成中国传统礼学的主流，乃至唯一的礼学权威。但是人为拔高朱子礼学成就只会束缚朱子研究而已，无助于弄清楚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因此，我们需要先分析朱子所处的学术环境，再重新考察朱子编撰《通解》的目的及其意义。
  一、纠正学术观念，重树《仪礼》经典地位
  《乞修三礼札子》有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②
  此条理由亦被四库馆臣所采纳③，因此一般学者把上述理由作为朱子编撰《通解》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但是朱子所言的内容并不完整，至少缺漏
  了王安石《三经新义》中有《周官新义》作为科举书目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朱子故意遗漏了王安石废罢《仪礼》是顺从重视《周礼》《礼记》的学术思潮，这可于与王安石政见水火不容的司马光之言论及废置王安石变法的元祐朝的科举制度可以获得确证。司马光说：
  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①
  司马光在政治上与王安石水火不相容，是新旧两派阵营的首脑，但是司马光在掌权之后对王安石的异议只有两条：一是反对王安石把《三经新义》颁为科举教科书，二是反对设置明法一科。元祐四年（1089年），宋代朝廷对神宗时期的科举政策进行了修改，《宋史·选举志》载：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②
  在元祐四年（1089年），新旧两党政权更替已经四年，而元祐朝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被列入中经的地位，虽与神宗朝“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③不同，但是仅被置于中经地位，且通过“愿习两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大经与中经的地位。由此可见，《仪礼》在宋代士大夫心中的地位较《周礼》《礼记》为低则可定谳。
  因此，不管王安石、司马光的政见有何分歧，他们均认为《仪礼》的重要性远低于《周礼》《礼记》。可见《仪礼》在宋代的传播不广的情况，才会有王安石废罢《仪礼》之举。但是朱子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个人意气用事，而是有其内在的深刻目的性。我们反观南宋初年，占据科举考试教科书指导思想地位的不是北宋的二程洛学、苏轼蜀学，而正是王安石的新学。①其他学术流派则处于陪衬地位，由此朱子特地把王安石的科举主张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司马光恢复了《仪礼》，但是仅被置于中经的地位而已，与《礼记》《周礼》作为大经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元祐年间的科举制度是司马光改革王安石科举考试而成，但是这个科目设置并不是客观反映当时学术潮流，而是带有司马光本人的学术偏好，因为司马光礼学的代表作品《书仪》，属于《仪礼》类的作品，且司马光本人也是《仪礼》学专家。《答陆子寿》曰：
  窃以为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孔子之言万世不可易矣，尚复何说？况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为允惬。但其节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礼则有《仪礼》之书，自始死以致祥禫，其节文度数详焉。故温公《书仪》虽记孔子之言，而卒从《仪礼》之制。盖其意谨于阙疑，以为既不得其节文之详，则虽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从者耳。②
  此书作于丁酉年（1177年）③。由《仪礼》专家的朱子详细论定司马光《书仪》采用《仪礼》内容，当无可置疑之处了。正是在司马光精通《仪礼》内容的背景下，司马光在主政期间亦只能把《仪礼》恢复为中经而已。由此可见，《仪礼》被学术界重视的程度远低于《周礼》《礼记》二经。由此亦可反证废除《仪礼》一经的科举考试科目地位，虽是经由王安石之手完成，但事实上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再者，如果《周礼》在宋代尚有王安石利用《周官新义》一书广泛传播新党的变革思想，成为熙宁变法的政治性文献，并借助宋代政治斗争而产生巨大影响，那么《礼记》一书则未获得王安石全力推崇，依旧可以在新旧党争中牢牢占据大经的地位。由此可见当时学术界的对《周礼》《礼记》二经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仪礼》，当可定谳。
  正因当时学术界注重《周礼》《礼记》二经，而忽视了《仪礼》的经学地位，朱子以批判其时代最大权威的王安石经学思想入手，扭转时代思潮，意在树立《仪礼》的经学地位，而《通解》正是为其落实《仪礼》为经的手段之一。
  二、纠正疑经思潮，树立古文献经典地位
  与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宋代学术热点书籍不同，朱子在论证《仪礼》的经学地位之时，主要依据汉唐经学成果，而改变了《四书章句集注》以北宋五子的观点为主体的注释体系，由此形成了朱子经学上接汉唐经学的发展成果。在《通解·篇第目录·序题》，朱子首先引用《汉书·艺文志》所载礼古经、礼记的内容，通过梳理三礼之间的文献内容，论证三礼的经传关系。这已具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雏形，①形成与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以疑经为特色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当欧阳修怀疑《周易》之时，开启了宋代疑经思潮的大门，而又凭借其所具有的经学大师、学坛与政治领袖的地位，树立了宋代学术思潮的主流趋势。但是朱子到晚年却意识到了疑经之后的结果是破坏了经学的立足根基。他说：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縢》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若说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①
  此为叶贺孙辛亥（1191年）以后所闻录，记录的是朱子62岁以后的思想。其中诸多疑问属于朱子在《尚书》学上的创造性观点，虽然其怀疑《金縢》《盘庚》《吕刑》及传说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事后亦被证明为正确的观点。如古文《尚书》便被阎若遽《古文尚书疏证》所确认为伪书，但是此引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对怀疑古经的后果是“倒了六经”的深重忧虑，而这便成为朱子接受汉唐经学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亦可作为朱子对汉唐经学在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主动吸收的进程，而这亦可看作朱子在《通解》中大量吸收古代经典文献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详见后文。
  因此，由中年编撰《二程遗书》形成理学体系，朱子开始了由理学而上接汉唐经学的建设过程。此可获证于朱子对宋代另一学术热点——《周易》发展潮流的批判性吸收过程可以获知。朱子对程颐《易传》有言：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②
  此为余大雅戊戌（1190年）所闻录。朱子评价汉唐注疏是“不离经意”，而程颐《易传》则非注解《周易》的作品，仅是程颐借《周易》来浇自己块垒。因此，朱子逐步改变程颐等理学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他说：
  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易传》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书。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亦自成一书。郑《笺》不识经大旨，故多随句解。③
  此文未知何氏所闻录。据王懋竑《朱子年谱》，《论语集注》完成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时年四十八，正是朱子理学思想进入成熟期。④此后《论语集注》屡经修订，最后在漳州知府任上集中刊刻四书，形成了其注解《论语》《孟子》经学特色。他说：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①
  此段文字亦为王懋竑《朱子年谱》所引用。朱子使用汉唐注疏的模式注解四书学，把其注疏之理全都立足于经文文献，而剔除了包括程颐等在内的宋代学者作文之意图，充分体现了朱子追求文献本义的内在思想。居于相同原因，朱子把其注解《周易》的作品命名为《周易本义》。后代虽有明儒，尤其是清儒胡渭论定，把易九图置于《周易本义》卷首之误，但是这丝毫无损于朱子注解《周易》文本的过程中着重于从文字入手，通过易象来解读《周易》内在本义的初衷。
  由此可见，朱子开始跨过宋代经学的疑经学统，归正于传统的经学发展潮流。朱子在说明其编撰目的之时，高举以《仪礼》为经，梳理三礼的经传关系，暗含了朱子以复古为创新的手段，纠正宋代经学发展轨迹，引导宋代经学重新回归汉唐经学传统。
  三、开创新传统：融汇汉唐经学与宋代经学成就
  前文所述朱子从对待文献的态度及治学方法进行了大胆创新，但是正如钱穆所言：“一面极具传统性，另一面又极具开创性，而朱子尤为其代表。”②故在破坏宋儒治经传统之时，《通解》朱子编撰部分继承了郑玄注、贾公彦疏的文献内容。③但是又始终无法逃脱宋代的文化烙印，《通解》中采纳了《大学》《中庸》二书正是其证。我们对《通解》的朱子按语有详细统计，但是并未纳入《通解》中的《大学》《中庸》二篇的按语，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篇文献直接采自《四书章句集注》，而与《礼记正义》有显著差异，亦与“《通解》并未‘全录’郑《注》”“节录《贾疏》”的体例完全不同。①
  但是在学术史上，《大学》《中庸》在北宋已成为宋代经学的重点研究篇目。到南宋，经朱子的传承与阐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已然成为新的儒家经典。《朱子语类》载：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②
  此为袭盖卿甲寅以后所闻录（1194年）。细观此条语录，朱子强调四书已经统摄了各书的道理，亦具备了做事的所有道理。因此朱子已然把四书中所含的道理作为事物衡量标准。他说：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③
  正因为四书成为新的儒家经典，所以朱子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纳入《通解》中。但是朱子并未以四书代替六经，他说：“四子，六经之阶梯。”④朱子在此确立了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关系，但是此处的判断标准并非是他们之间所包含的天理数量的差异，而是从文献简易程度来安排研习的顺序。这可由朱子对六经、《语》《孟》与史书杂学之间的关系获得证据。《朱子语类》载：
  浩曰：“赵书记云：‘自有见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其说谓买金须问卖金人，杂卖店中那得金银。不必问也。”曰：“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书那有不可读者？只怕无许多心力读得。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要有主，觑得破皆是学。”①
  此为邵浩丙午所闻记（1186年）。我们在此文献中看到朱子高度推崇六经，认为其全是天理，而三代以下书虽有得失，但是并不影响天理的存在情况，关键是阅读者要有足够的修养，识得其内在天理，而剔除非天理部分。而此中的涵养过程，正是从四书到六经，逐步提高探究天理能力的过程。
  正因四书有如此重要的经学功能，朱子在《通解》中全部引入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且置于《通解》的学礼之中。这亦符合朱子历来对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论断，而朱子采取此种安排的内在意图尤显关键。《篇第目录·序题》曰：
  《小戴》第四十二篇，专言古者大学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为孔氏之遗书者也。秦汉以来，儒者既失其传，故其旧文舛错为甚，而训说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绪正之，仍别为之章句。读者宜尽心焉，则圣贤之学可渐而进矣。②
  《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为孔门传授心法。而其书成于子思，其言大抵与《大学》相发明。故熹闻之先君子，尝以为《大学》者此篇之户庭，而此篇则《大学》之阃奥也。然道既失传，说者类皆不能得其微旨。今亦本程氏别为章句，读者熟复而深味之，则圣贤传付之密旨，庶乎其有以自得之矣。③
  前者为朱子对《大学》的提要，后者为《中庸》的提要。这两种提要的共同点是阐述程朱道统内容，即道已失传，故采纳二程观点，别为作传。更为重要的是二书被置于“学礼”中，这完全符合二程对《大学》《中庸》“古者大学教人之次第”与“孔门传授心法”的定位。而实质上，朱子把此两篇单独置于《通解》中，且采用《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其理由虽有如其《序题》所言，但其客观效果却是突显了程朱学派的权威性。而这一权威性开始由理学领域渗透到传统经学领域，并由此确立了朱子学派以理学思想来指导六经解读的最后理论形态。当然，此形态的确立过程在朱子编撰《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实已开始，只是在《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尚显隐晦而已。朱子采纳具有宋代理学典型特征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两文，而非汉唐注疏传统中的小戴《礼记》作品，正是朱子在创立新经学传统过程中所烙下的深刻宋代印记，也是朱子“绾经学理学为一途”①的学术特征。
  综上所述，《仪礼经传通解》是在朱子学术思想高度成熟之时发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代表朱子晚年学术思想的新成果。

①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从“学术层面：对宋代礼学研究的反思与纠偏”和“现实层面：礼制论争中屡屡受挫后的学术反思”两个方面对朱子编撰《通解》的原因所分析甚为透彻。参见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92～107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87页。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①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20页。 ②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20～3621页。 ③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8页。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人政治文化研究》认为：“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的牛耳”“在秦桧的长期执政下，科举取士一方面仍主王氏‘新学’，另一方面则一再禁所谓程氏‘专门之学’（详见《道命录》卷四）。所以孝宗初年朝臣必多出身王学之人，这种思想空气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变的。大概从乾道初年起，由于张栻、吕祖谦、朱熹等人的努力，程学才逐渐进占了科举的阵地。淳熙以后，‘道学’转盛，实与科举有极大的关系。”余英时论述甚为严谨，论据充分，当可成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人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2～43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57页。 ③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据《晦庵集》《象山年谱》二书确定了此书作于丁酉年，大体可信。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54页。 ①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卷二，民国刻章氏遗书本。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8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6页。 ④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2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5页。 ②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9～50页。 ③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对《通解》引录郑注贾疏的研究甚为全面，主要有“《通解》并未‘全录郑《注》””“节录贾《疏》”。但是第二部分的标题明显有误，我们细查其研究范围，有引用到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内容。总体而言，孙致文对《通解》引用注疏的内容研究甚为详细，亦符合《通解》的实际情况。参见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桃园：“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4年，第55～60页。 ①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桃园：“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4年，第55～58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354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5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 ②朱熹：《篇第目录》，《仪礼经传通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③朱熹：《篇第目录》，《仪礼经传通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39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