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天理”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既包含道理、规律，也具有秩序、准则、规定性的意义。“国法”源于“天理”，即天理是国法的原体，主要涉及于“法律渊源”问题。两宋之前伦理法时期的法律起源论，主要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命说、以孟子为核心的心性情义说及以荀子为代表的物欲明分说等观念。而宋明理学则构建了由“天—理—性—气—人物”的天理、理性、理气论。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性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则谓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有聪明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②
  在此，理学家首先说明了“性即理”，“性”是“天”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理”。“性”“理”“天理”和“天道”都是词异义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③。接着论证了“天”生万物，性来源于天，此性可以区分为人性与物性，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使人赋予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存在现实意义。又以“性虽同，而气禀或异”不能齐，“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形成人物差异性，故而又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学而知之的大贤”“困而学之的众人”与“困而不学的下民”。“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溺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也”④。为实现“以复其性”，天必命“生而知之的圣人”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诸如尧舜等圣人，继天立极，设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治而教，针对其他气禀厚薄之别者，或“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⑤。施以德礼政刑四个不同层次的方略，“人之气质有浅深厚薄之不同，故惑者不能齐之，必以礼齐之。齐之不从，则刑不可废”①。故而圣人、亿兆之师是“天命之”“继天立极”的结果，代天理物：“圣人纯于义理而无人欲之私，则其所以代天而理物。”②宋明理学正是从“天—理—性—气—人物”体系出发，强调“天”即“理”，“性”“法”来源于天。而此“天理”之天，而非纯自然之天。宋明理学是将天理作为天之本源的宇宙本体论角度来说明，万物聚和，而且将之前的天道说、人性论集合一体，通过性、气等沟通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解释人之性、道德性命都在于天。天理无疑也是包括人的万物准则，因而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源流，而且还具有人的意识属性、社会普遍性意义，以解释了万物本源。这不同于董仲舒那种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宗教神的天。宋明理学的“法得之于天”与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法渊源有相当的差异性，克服汉儒所谓“人附于天”的模式，从本原上论证天理与人法的一体。而沿袭“天”之名，赋予新义，借以天的概念广泛流传，造就天理的法律起源论，而更具有理论严肃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
  以“天理”是万物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为一理，推演出法源于天理，其创制也就是圣人继天立极的结果。国法也是天理的产物，“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当如此”③。明朝丘浚就直接认为君贤圣人立法设刑是“承天意”，继天理的，“号令之颁，政事之施，教条之节，礼乐之度之具，刑赏征讨之举”，皆“非君之自为之也，承天意也”④。指出刑狱之制如同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⑤，目的是“去天下之梗”。而要实现“去天下之梗”，就“必用刑狱断制之”⑥。他所说的“天意”，也就是朱熹的“天理”。严复《法意》按语提出：“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认为传统中国就是“理为法之原”，“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①“理”是天之理，是国法根源，宋明理学通过将情与理结合，使之获得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