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一 宋学与汉学
由两汉开始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思维方式——经今古文学，到了宋明，又演变成为宋汉之学。一般来说，经今文学与宋学接近，强调“经学即理学”，通过义理思辨，重在发扬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倾向于哲学；经古文学与汉学接近，通过考据、训诂，重在实证，主张“六经皆史”，倾向于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前者空疏，后者烦琐，相反相成，突出地呈现于清代思想学术里。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理学），是其后国家的正宗思想，控制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至明中叶，基于朱子学的分化，其中心学发展出来，特别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六经皆我注解”，并与佛教禅学“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相结合，蔑视礼法和经典，甚至“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①阳明学在冲破朱子学的禁锢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也使宋学更加空疏不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大都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阳明学末流的腐败学风，于是大有摒弃王学之势。李元度说：
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罪于阳明。②以朱熹为代表的国家正宗思想理学，由于阳明学的一度盛行，到了明清之际已不能维系人心；清朝的建立者满族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所以，清朝确立时朱子学衰落。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等建议朝廷复兴理学，提倡宋学，得到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采纳。康熙皇帝说：
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①
并命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以广流布。于是，清初宋学盛行，国家又走上朱子学为正宗思想的轨道。一般认为，当时有以张履祥、陆陇其等为代表的程朱派，以孙奇逢、李颙等为代表的陆王派，以李光地、汤斌等为代表的二者折衷派。李光地是清初复兴朱子学的代表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使国家沿着原来的正宗思想的轨道统一和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代表清代思想文化的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运用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思维方式，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考证，所以又称为朴学、考据学。这一思潮，先是满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使一些学者为了回避现实问题而到故纸堆里讨生活，致力于经籍考据，出现汉学复兴；接着是顾炎武等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以求实精神和批判态度进一步发扬，到了乾嘉时代便达到了高潮，成为清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它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从哲学上讲，可以以戴震代表这一思潮。
在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一般要由复古改制的形式出现，如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其实，清代汉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力求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潮，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评其为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期”②，这是十分确当的。
二 主要朱子学（宋学）家
在宋学与汉学的对立统一中，便出现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学者。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晚号仪卫，安徽桐城人。用功于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姚鼐，为桐城派作家。他认为，朱熹与孔孟无二。别人所著书凡与朱熹抵触者，他便进行辩解。他著《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力诋汉学之非。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方东树批判汉学家处，多切中要害。清代苏惇元在《方东树传》中谓，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书出汉学渐熄”。②果然，汉学之古文经学派在此以后不久就一落千丈，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所代替。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他曾与倭仁、唐鉴为友，致力于朱子学。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名儒”。曾国藩不满思想学术界汉学、宋学之争。他说：“自乾嘉以来，学者分别汉宋，党同妬真，判若水火，鲜不扬其颓波，失其初旨。”③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是宗程朱、薄陆王的，也注意兼收并蓄。他特别强调《大学》所列八条目中的“格物”、“诚意”。其说：
《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④他认为，人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人性本善；而要恢复那善的本性，就要做“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工夫，“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⑤他反对王阳明“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认为那将最终“别无所谓实行”。他强调“力行”。其又说：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⑥
显然，曾国藩坚持朱子学的原则是十分坚定的。他通过把学术与政治权势结合起来，使朱子学得以维持。这时的汉学也在衰颓，因为它以考据为事，厚古薄今，无补于国计民生和民族危机的解决。由于曾国藩的大力倡导，朱子学于是在汉学走下坡路之时，便又兴盛了一阵子。
唐鉴（生卒年不详），字确信，湖南善化人。官至江宁布政使。在学术上笃信谨守朱子学，无稍违背。他说：
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数圣人数贤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天地不变，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也；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天地终古不变也。①
可见，他把朱子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力捍卫朱子学。他的著名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就是编写清代理学道统的著作。《清学案小识》把清代前期著名朱子学者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进行详细地论述，把他们传道、守道、翼道的事迹呈现出来。当时的理学名臣当权官僚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都曾在其门下受教问学。
倭仁（1804—1871年），字良峰，乌旗格里氏，蒙古正旗人。他是唐鉴的弟子。曾任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是同治年间的理学大师。与曾国藩、何桂珍等讲求朱子学，以卫道自居。他根据朱熹的思想请求皇帝延访真儒，“讲论道义，以辅圣德”，“非圣之书，屏而勿读”，此为“人君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他反对当时选送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国家之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是当时守旧派的首领之一。②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官至军机大臣。他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立学宗旨，要据朱熹《四书集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他在辜鸿铭的协助下，坚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优于西方。他提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朱子”、“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③著有《劝学篇》等。
辜鸿铭（1856—1928年），名汤生，以字行，自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14岁时赴欧洲留学，精通九国西语，得13个博士衔。30岁返国，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参与清政府与各国议和谈判。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洋公学教务长等。曾译《论语》、《中庸》等为西语，并以西语撰《尊王篇》、《春秋大义》，汉译英《痴汉骑马歌》，等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等。今有《辜鸿铭文集》等行世。①
辜鸿铭回国后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清史稿》本传曰：
（汤生）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按即四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②
辜鸿铭满口孔孟程朱、《春秋》大义，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是个典型的守旧派。对于辜鸿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有所评述。他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说：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早岁游学欧洲，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庚子都门乱作，国事危急，君乃以欧文撰《尊王篇》。“甲午战后，海内士夫愤于积弱，谋变法以致强，相见辄抵掌论天下事，汲汲如饮狂药，而君则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君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君为卫道之干城，警堞之木铎。”③
辜鸿铭出生于外国，青年时代受教育和遍游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精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中年返国以后却“沉酣寝馈”程朱理学，“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倡导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捍卫朱子学。④
由两汉开始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思维方式——经今古文学，到了宋明，又演变成为宋汉之学。一般来说，经今文学与宋学接近，强调“经学即理学”，通过义理思辨，重在发扬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倾向于哲学；经古文学与汉学接近，通过考据、训诂，重在实证，主张“六经皆史”，倾向于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前者空疏，后者烦琐，相反相成，突出地呈现于清代思想学术里。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理学），是其后国家的正宗思想，控制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至明中叶，基于朱子学的分化，其中心学发展出来，特别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六经皆我注解”，并与佛教禅学“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相结合，蔑视礼法和经典，甚至“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①阳明学在冲破朱子学的禁锢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也使宋学更加空疏不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大都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阳明学末流的腐败学风，于是大有摒弃王学之势。李元度说：
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罪于阳明。②以朱熹为代表的国家正宗思想理学，由于阳明学的一度盛行，到了明清之际已不能维系人心；清朝的建立者满族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所以，清朝确立时朱子学衰落。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等建议朝廷复兴理学，提倡宋学，得到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采纳。康熙皇帝说：
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①
并命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以广流布。于是，清初宋学盛行，国家又走上朱子学为正宗思想的轨道。一般认为，当时有以张履祥、陆陇其等为代表的程朱派，以孙奇逢、李颙等为代表的陆王派，以李光地、汤斌等为代表的二者折衷派。李光地是清初复兴朱子学的代表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使国家沿着原来的正宗思想的轨道统一和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代表清代思想文化的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运用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思维方式，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考证，所以又称为朴学、考据学。这一思潮，先是满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使一些学者为了回避现实问题而到故纸堆里讨生活，致力于经籍考据，出现汉学复兴；接着是顾炎武等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以求实精神和批判态度进一步发扬，到了乾嘉时代便达到了高潮，成为清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它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从哲学上讲，可以以戴震代表这一思潮。
在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一般要由复古改制的形式出现，如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其实，清代汉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力求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潮，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评其为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期”②，这是十分确当的。
二 主要朱子学（宋学）家
在宋学与汉学的对立统一中，便出现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学者。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晚号仪卫，安徽桐城人。用功于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姚鼐，为桐城派作家。他认为，朱熹与孔孟无二。别人所著书凡与朱熹抵触者，他便进行辩解。他著《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力诋汉学之非。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方东树批判汉学家处，多切中要害。清代苏惇元在《方东树传》中谓，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书出汉学渐熄”。②果然，汉学之古文经学派在此以后不久就一落千丈，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所代替。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他曾与倭仁、唐鉴为友，致力于朱子学。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名儒”。曾国藩不满思想学术界汉学、宋学之争。他说：“自乾嘉以来，学者分别汉宋，党同妬真，判若水火，鲜不扬其颓波，失其初旨。”③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是宗程朱、薄陆王的，也注意兼收并蓄。他特别强调《大学》所列八条目中的“格物”、“诚意”。其说：
《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④他认为，人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人性本善；而要恢复那善的本性，就要做“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工夫，“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⑤他反对王阳明“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认为那将最终“别无所谓实行”。他强调“力行”。其又说：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⑥
显然，曾国藩坚持朱子学的原则是十分坚定的。他通过把学术与政治权势结合起来，使朱子学得以维持。这时的汉学也在衰颓，因为它以考据为事，厚古薄今，无补于国计民生和民族危机的解决。由于曾国藩的大力倡导，朱子学于是在汉学走下坡路之时，便又兴盛了一阵子。
唐鉴（生卒年不详），字确信，湖南善化人。官至江宁布政使。在学术上笃信谨守朱子学，无稍违背。他说：
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数圣人数贤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天地不变，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也；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天地终古不变也。①
可见，他把朱子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力捍卫朱子学。他的著名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就是编写清代理学道统的著作。《清学案小识》把清代前期著名朱子学者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进行详细地论述，把他们传道、守道、翼道的事迹呈现出来。当时的理学名臣当权官僚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都曾在其门下受教问学。
倭仁（1804—1871年），字良峰，乌旗格里氏，蒙古正旗人。他是唐鉴的弟子。曾任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是同治年间的理学大师。与曾国藩、何桂珍等讲求朱子学，以卫道自居。他根据朱熹的思想请求皇帝延访真儒，“讲论道义，以辅圣德”，“非圣之书，屏而勿读”，此为“人君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他反对当时选送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国家之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是当时守旧派的首领之一。②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官至军机大臣。他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立学宗旨，要据朱熹《四书集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他在辜鸿铭的协助下，坚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优于西方。他提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朱子”、“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③著有《劝学篇》等。
辜鸿铭（1856—1928年），名汤生，以字行，自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14岁时赴欧洲留学，精通九国西语，得13个博士衔。30岁返国，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参与清政府与各国议和谈判。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洋公学教务长等。曾译《论语》、《中庸》等为西语，并以西语撰《尊王篇》、《春秋大义》，汉译英《痴汉骑马歌》，等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等。今有《辜鸿铭文集》等行世。①
辜鸿铭回国后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清史稿》本传曰：
（汤生）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按即四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②
辜鸿铭满口孔孟程朱、《春秋》大义，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是个典型的守旧派。对于辜鸿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有所评述。他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说：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早岁游学欧洲，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庚子都门乱作，国事危急，君乃以欧文撰《尊王篇》。“甲午战后，海内士夫愤于积弱，谋变法以致强，相见辄抵掌论天下事，汲汲如饮狂药，而君则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君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君为卫道之干城，警堞之木铎。”③
辜鸿铭出生于外国，青年时代受教育和遍游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精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中年返国以后却“沉酣寝馈”程朱理学，“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倡导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捍卫朱子学。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