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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创立后，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研究就是对它的评价，评其优劣好坏，对社会和人们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继承和发扬。上面讲的第四、五、六章，实际上就是讲历代国内外对朱子学的研究。不过，朱子学作为一种学说，学者们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应该是从近现代才开始的。
第一节 作为宋学的朱子学
一 宋学与汉学
由两汉开始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思维方式——经今古文学，到了宋明，又演变成为宋汉之学。一般来说，经今文学与宋学接近，强调“经学即理学”，通过义理思辨，重在发扬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倾向于哲学；经古文学与汉学接近，通过考据、训诂，重在实证，主张“六经皆史”，倾向于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前者空疏，后者烦琐，相反相成，突出地呈现于清代思想学术里。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理学），是其后国家的正宗思想，控制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至明中叶，基于朱子学的分化，其中心学发展出来，特别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六经皆我注解”，并与佛教禅学“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相结合，蔑视礼法和经典，甚至“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①阳明学在冲破朱子学的禁锢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也使宋学更加空疏不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大都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阳明学末流的腐败学风，于是大有摒弃王学之势。李元度说：
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罪于阳明。②以朱熹为代表的国家正宗思想理学，由于阳明学的一度盛行，到了明清之际已不能维系人心；清朝的建立者满族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所以，清朝确立时朱子学衰落。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等建议朝廷复兴理学，提倡宋学，得到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采纳。康熙皇帝说：
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①
并命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以广流布。于是，清初宋学盛行，国家又走上朱子学为正宗思想的轨道。一般认为，当时有以张履祥、陆陇其等为代表的程朱派，以孙奇逢、李颙等为代表的陆王派，以李光地、汤斌等为代表的二者折衷派。李光地是清初复兴朱子学的代表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使国家沿着原来的正宗思想的轨道统一和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代表清代思想文化的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运用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思维方式，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考证，所以又称为朴学、考据学。这一思潮，先是满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使一些学者为了回避现实问题而到故纸堆里讨生活，致力于经籍考据，出现汉学复兴；接着是顾炎武等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以求实精神和批判态度进一步发扬，到了乾嘉时代便达到了高潮，成为清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它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从哲学上讲，可以以戴震代表这一思潮。
在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一般要由复古改制的形式出现，如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其实，清代汉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力求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潮，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评其为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期”②，这是十分确当的。
二 主要朱子学（宋学）家
在宋学与汉学的对立统一中，便出现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学者。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晚号仪卫，安徽桐城人。用功于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姚鼐，为桐城派作家。他认为，朱熹与孔孟无二。别人所著书凡与朱熹抵触者，他便进行辩解。他著《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力诋汉学之非。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方东树批判汉学家处，多切中要害。清代苏惇元在《方东树传》中谓，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书出汉学渐熄”。②果然，汉学之古文经学派在此以后不久就一落千丈，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所代替。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他曾与倭仁、唐鉴为友，致力于朱子学。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名儒”。曾国藩不满思想学术界汉学、宋学之争。他说：“自乾嘉以来，学者分别汉宋，党同妬真，判若水火，鲜不扬其颓波，失其初旨。”③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是宗程朱、薄陆王的，也注意兼收并蓄。他特别强调《大学》所列八条目中的“格物”、“诚意”。其说：
《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④他认为，人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人性本善；而要恢复那善的本性，就要做“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工夫，“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⑤他反对王阳明“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认为那将最终“别无所谓实行”。他强调“力行”。其又说：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⑥
显然，曾国藩坚持朱子学的原则是十分坚定的。他通过把学术与政治权势结合起来，使朱子学得以维持。这时的汉学也在衰颓，因为它以考据为事，厚古薄今，无补于国计民生和民族危机的解决。由于曾国藩的大力倡导，朱子学于是在汉学走下坡路之时，便又兴盛了一阵子。
唐鉴（生卒年不详），字确信，湖南善化人。官至江宁布政使。在学术上笃信谨守朱子学，无稍违背。他说：
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数圣人数贤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天地不变，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也；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天地终古不变也。①
可见，他把朱子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力捍卫朱子学。他的著名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就是编写清代理学道统的著作。《清学案小识》把清代前期著名朱子学者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进行详细地论述，把他们传道、守道、翼道的事迹呈现出来。当时的理学名臣当权官僚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都曾在其门下受教问学。
倭仁（1804—1871年），字良峰，乌旗格里氏，蒙古正旗人。他是唐鉴的弟子。曾任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是同治年间的理学大师。与曾国藩、何桂珍等讲求朱子学，以卫道自居。他根据朱熹的思想请求皇帝延访真儒，“讲论道义，以辅圣德”，“非圣之书，屏而勿读”，此为“人君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他反对当时选送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国家之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是当时守旧派的首领之一。②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官至军机大臣。他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立学宗旨，要据朱熹《四书集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他在辜鸿铭的协助下，坚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优于西方。他提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朱子”、“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③著有《劝学篇》等。
辜鸿铭（1856—1928年），名汤生，以字行，自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14岁时赴欧洲留学，精通九国西语，得13个博士衔。30岁返国，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参与清政府与各国议和谈判。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洋公学教务长等。曾译《论语》、《中庸》等为西语，并以西语撰《尊王篇》、《春秋大义》，汉译英《痴汉骑马歌》，等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等。今有《辜鸿铭文集》等行世。①
辜鸿铭回国后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清史稿》本传曰：
（汤生）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按即四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②
辜鸿铭满口孔孟程朱、《春秋》大义，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是个典型的守旧派。对于辜鸿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有所评述。他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说：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早岁游学欧洲，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庚子都门乱作，国事危急，君乃以欧文撰《尊王篇》。“甲午战后，海内士夫愤于积弱，谋变法以致强，相见辄抵掌论天下事，汲汲如饮狂药，而君则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君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君为卫道之干城，警堞之木铎。”③
辜鸿铭出生于外国，青年时代受教育和遍游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精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中年返国以后却“沉酣寝馈”程朱理学，“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倡导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捍卫朱子学。④
第二节 改良派和革命派与朱子学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们，一方面从西方近代思想中寻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要在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朱子学中挖掘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一 改良派
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进化论、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们企图将西方的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某些合适的部分结合起来。他们批判朱子学中的一些部分。严复（1853—1921年，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人）在所译《天演论》所下的按语中说：
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①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批判理学家的“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论，认为人生而有欲，是天之性，“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还引王夫之的话说：“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无从发现。’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他认为，把本来与《大学》相符合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命题，硬是分出“天理”为“善”，“人欲”为“恶”，这是“妄图生分别”。②
他们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却又肯定其中的许多东西。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大力宣传“新民”说，其思想渊源即是朱子学所倡导的经典《大学》中的“亲民”治国之道。梁启超的“新民”说充分地运用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康有为（1858—1927年，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和朱熹一样，把仁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说：
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之心生，为万物之海，为一切根，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此生。③
在他看来，仁能感应万物，人的“不忍之心”在仁人那里，也能扩充展现不忍之政。他把仁心、仁政比附为上帝的作用，使其仁说更接近程朱理学。
二 革命派
孙中山（1866—1925年，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是中国近代资产者的革命领袖，其核心思想三民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传统的成分。他跟康有为一样，很重视《大学》的治国纲领。他认为，《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好的治国纲领和政治理想。他在讲解民族主义时就屡次强调，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特别是，孙中山对朱子学所反复强调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扬弃。如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孙中山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朱熹之格物“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的致知观，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孙中山说：
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敢从事于行。……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可指日乐成者也。②
由此，孙中山便提出他的有名的“知难行易”论。他说：
说到学问问题，要去推翻它，就要把思想反过来，反以古人所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③
他是从爱国和革命的需要出发，赋予传统思想观点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如他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借用“王道”和“霸道”来作为政策区分，认为“王道”胜过“霸道”。但是他又认为，中国本身是“霸道”的产物，按他的话说就是“用霸道造成的母体”。他所谓“霸道”，是指封建“专制独裁”。④
第三节 现代学者的朱子学研究
民国前后，中西、新旧的矛盾，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主流是新文化运动。他们把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受辱归结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他们以西学的科学、民主为武器，对儒家传统进行批判，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是，儒家传统受到如此扫荡性的打击，儒家学者必然起来维护。因此，和新文化运动相辅行的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形成为研究、发扬儒学的群体。他们是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的谋求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思想派别。就他们对朱子学的研究，择要叙述之。
一 熊十力
熊十力（1884—1968年），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1902年入武昌陆军特别学校。辛亥革命初任黄冈都督府参谋，后弃戎从笔。1918年后，熊十力跟随欧阳竟无研习佛学。1922年，应聘至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新唯识论。1938年，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讲学，随即至北碚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书院任教。1950年，又回北京大学任教。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熊十力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原儒》等。
现代新儒学以继承、接续宋明新儒学（理学）为己任。就熊十力说，其立论偏重于理学中之陆王心学，而对程朱理学有所贬拟。他认为，“晚周六国以后二三千年间，贤儒求仁而不违于孔子者，惟王阳明一人而已。”他的“体用”、“心物”不二的宇宙论、“知行”不二的认识论，以及其“理欲”、“圣凡”不二的修养论，明显地受到阳明学的影响。他认为，陆九渊的“宇宙即心”是“言近而旨远”。他以“大乘”与“小乘”比作王学与朱学。①他对阳明学也不是全盘肯定，如谓王阳明不守“哲学范围”，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推至经验领域，“不为科学留有余地”，因此只适用哲学领域的“心即理”就不够精当了。相比之下，朱熹的“格物穷理”就具有近代科学萌芽思想。王阳明的“格物”只求明体，不求达用，缺乏“辩物明理的知识”。②
熊十力的代表作是《新唯识论》。他在此书和有关著述中强调，宇宙万物的生化变化，全由本心（本体）之恒转所显现。这颗本心（本体）是真心、性智、清静无染，健动而非死寂、真实而不虚伪，它决定宇宙万有。他是以《周易》之生生、阳明学之良知为前提，援引西方近代哲学之感觉论，改造程朱理学之理气、心性说，而形成一种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创始者和领袖。
二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长期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冯友兰与朱子学有关的著作主要是其“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这六本书便形成其“新理学”的思想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阐述宋明理学，并“接着”程朱理学讲，以求开辟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天地。在宇宙观方面，他借用新实在论的方法对程朱学派提出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形上形下”、“无极而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理一分殊”、“有物必有则”、“气是理的挂搭处”等命题和范畴作了创造性的诠释，并以此作为他建立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而对陆王心学的宇宙观则缺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①冯友兰的《新理学》是讲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他认为，这是朱子学的基本内容。朱熹分宇宙为形而上的理世界与形而下的器的世界。《新理学》据此提出理世界是共相，器世界是殊相；理世界为“真际”，器世界为“实际”。“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因为“实际”中某类东西之所以成为某类东西，就是因为它依照某类东西之理。“实际”中某类东西，就是“真际”中某一理的例证。“真际”比“实际”更根本。冯友兰讲的“真际”可以离开“实际”而有，即抽象可以离开具体而有，理可以离开气（事物）而有。冯友兰说：
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②
后来，他将具体共相的理论，化为具体共相的方法。如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几章“通论”，如通论玄学、通论佛学、通论道学等，都充满具体的共相分析。对于殊相（经验），他在《新理学》的形上学中，并没有地位，在后来的论著中克服了。他还认为，理为太极，气为无极，无极和太极即世界的两极；无极和太极的关系实即气与理、实际与真际的关系。这种讲法是周敦颐、朱熹讲的“无极而太极”论说的改进。
由此，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认为，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具是客观的，宇宙、人伦、万物各类，都有分别遵循的原理。他强调，必须通过道德知识和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日常人伦中穷理尽性，最后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强调，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学，能提高人的境界，指导人生，给人以安身立命、乐天知命之根据，使人受用无穷。他把人生境界划分为由低级到高级四个等级，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行为，并不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察解。”①冯友兰的人生哲学的四层境界说，表明人生是一个成就道德和超道德的历史过程，终极目的是成贤（道德境界）成圣（天地境界），即达到合内外、一天人、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他沿用朱熹之“人心”、“道心”说，认为只有尽“道心”才能达到做人的最高标准，只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廓然大公”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他用朱熹的“胸次悠然，直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来解释“天地境界”。②这是冯友兰“理的本体论”的精华所在。这是其“接着”程朱理学讲的。
冯友兰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理论探索，在《新理学》中总结出自己研治朱子学的经验：即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这就是创新。他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③
“接着”讲，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
三 牟宗三
牟宗三（1909—1995年），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科，从学于熊十力等。1937年在北京主编《再生》杂志。后相继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其间曾与张东荪等交往，由其介绍参加国家社会党。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鹅湖学社等。1960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后任教于该校，在香港与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创办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等，并联合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简称《文化宣言》），标志着现代新儒家派别的形成和思想体系的确立。
牟宗三精通西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他以康德哲学为坐标，对中国哲学之易学、朱子学进行新的诠释。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之集大成者，其哲学最具有原创性和思辨性。傅伟勋在《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说：
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①
牟宗三的著作有《认识心之批判》、《中国哲学之特质》、《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才性与玄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
牟宗三认为，依据康德哲学，人有限而不能无限，人与上帝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领域的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因此，知的自觉是不可能的。而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依照宋明理学，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德性之知超乎见闻，是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能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不通过见闻，直接把握无限的宇宙总体。这种德性之知，就可以认识到康德所说的不可认识的属于上帝领域的物自体。由此，牟宗三着力于比观东西哲学，欲觅取一条融通的道路。他强调，中西哲学最大的区别，中国儒、释、道三教均肯定他所谓的“智的直觉”。西方哲学由希腊而来，在知解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但是，在形而上的终极体证方面却有虚歉。康德似可以翻上一层接上中国哲学的体证，但是因其限于西方基督教的背景，终不能建立起道德的形上学，而只能有道德的神学的向往，故他只可能把“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当作实践理性的要求不得不有“基设”（postuIafe）看待，作为道德伦理宗教的基础。他肯定中国哲学有有限可以通于无限。怀德海由于不能建立起超越，其重建形上学的努力不能实现。西方今日必须向东方学习，才能真正建立起内在的超越，人文精神至此才能尽其全幅的意蕴。
在牟宗三看来，宋明儒近于而超越康德。康德只完成了“道德神学”，而宋明儒完成了“道德形上学”，即“内圣成德之教”。②牟宗三指出，人有“二体”。一是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即道德我；另一是经验的形躯我，即经验我。内在的道德我是超越的存在，不同于经验我的现实性。作为超越的道德我的“性”，乃是“天”之所赋。此“天”表示为“超越本体”，超越自然界的现实存在。牟宗三说：
心外无性，心就是性；心外无命，心即是命；心外无理，心就是理。心、性、命、理乃是同一实体之不同的表示也。介“心外无物”，我们不能说心就是物，其意只是说物之存在之在心体之显发而明通中存在；离开心之显发而明通，物即为非有；物为非有，心之显发而明通亦不可说矣！此只是说心体与物一起朗现。①
这就是说，物与心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冥为一，一体朗现。依“天人合一”之论，“性”直接地参与“天道”。因此，如何实现“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内在的道德我成为生命的主宰。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儒家所讲的“修身”的理念。这就是朱子学所强调的通过人文教化、注重人在道德上的完善的思路，引导人们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至善的境界，并由此实现与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和谐。
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反复说明，朱熹哲学与陆王哲学之不同。他认为，照朱熹的工夫所了解的心，是属于气之灵之心：心属于气，是形而下的。他没有孟子或王阳明、陆象山所说的本心。但是什么是形而上的呢？就是理。性是形而上的，性即是理。所以在这里，心与理为二，是分开的。因为心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性是属于形而上的，性即是理，所以理里面就没有心的活动成分。道体也是如此。所以朱熹所了解的性体、道体，以现代的词语说，是“祗存有而不活动”，也就是所谓“祗是理”。
牟宗三认为，心不是指肉团（血肉）之心，亦不是经验心理之心，更不是知心，而是一内在而固有的、超越的、自发自律的、自定方向的道德本心，亦即人之本性；性即天命，就是天命实体下贯于个体而具于个体，此即是性；体即天道实体之体，就是统天下万物而为其体。天道实体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就是性体。性体与道体、天命实体通而为一。心即是体，故曰心体。心即是性，性亦是心。他说：
是故，客观地言之曰性，主观地言之曰心。自“在其自己”而言，曰性；
自其通过“对其自己”之自觉而有真实而具体的彰显呈现而言，则曰心。
心而性，则尧舜性之也。性而心，则汤武反之也。心性为一而不二。②他认为，心体与性体能巧妙地运用于万物而引起宇宙变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
牟宗三认为，宋明理学所把握的是孟子所谓本心本性的超越心性。然也不遗漏西汉以至魏晋所讲的气质之性。在他看来，明道是“一本论”，而伊川则是“仁性爱情”理气之二元论。五峰远绍明道，朱熹继伊川，发出一个“心具众理”的横摄的大系统，出现“别子为宗”的奇特现象。象山则直承孟子，阳明接象山，该是新儒学的正统。牟宗三选出九人为新儒学的代表者，分为三组，即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伊川、朱子为一组，象山、阳明为一组，五峰、蕺山为一组。①特制表如下：
对于宋明理学的系别，牟宗三认为，是因诸儒所尊奉的儒家典籍不同。牟宗三尊奉《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儒家经典，并指出其共同精神为“即存有即活动”。但是他把《大学》排斥在儒家经典之外，认为《大学》精神为“只存有不活动”，与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正统精神不相符合。据此推论，宋明儒中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刘宗周都是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依据的，而不是以《大学》立论，因而属于“大宗”。陆九渊、王守仁虽讲《大学》，但是都只是假《大学》以寄意，而其精神实质是以《论语》、《孟子》为主，因而亦属“大宗”。程颐、朱熹都是以《大学》立论的，因而属于“旁枝”。他俩虽然在历史上获得“正宗”地位，实际上是“别子为宗”。
在牟宗三看来，宋明理学是“圆教形态”：“即心体即性体即道体”，主客观圆满无缺。就此而论，程颢的主客观面最圆满，把道体、性体、诚体、敬体、神体、仁体、心体融通为一，因此程颢最能代表宋明理学。而程颢、朱熹讲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为一“不活动”的本体论的“存有”。讲仁亦只视为理，讲心只是心气之心，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及格致认知的横摄，大体是“顺取之路”。此外，周敦颐偏于“客观面”，对“诚体、神体、寂感真几”体会精透；张载的“客观面”较“主观面”为重，既言大和太虚，又言仁与心性；胡宏、刘宗周直承周敦颐、张载、程颢三人之圆教模型开出，既言性体又言心体，以心著性，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陆九渊、王守仁直承孟子，彰显“主观面”，于工夫亦以“逆觉体证”为主。胡宏、刘宗周一系与陆九渊、王守仁一系正好是“一圆圈的两来往”，前者是从“客观面”到“主观面”，而以“主观面”形著而真实化之；后者是从“主观面”到“客观面”，而以“客观面”挺立而客观化之。两者合而为宋明儒之“大宗”。在这几位宋明儒代表中，牟宗三最为推崇的还是程颢、胡宏、刘宗周，因为只有他们的理论主客观面俱足，是最完满的“圆教模型”。宋明儒的“大宗”都是自律道德论，而程颐、朱熹为他律道德论。只有“自律道德”才符合原儒精神。不过，在他建立其“圆善论”时，又把提倡“四无”的王畿称为“圆教与圆善”的最佳人物。他有贬抑程颐、朱熹理学方面，与东方美相近。方氏指出程朱理学矛盾百出，没有什么创造性，程朱是一种与原儒精神相背离的“歧出性”的哲学。①
此外，在清代宋学与汉学问题上，牟宗三认为，汉学家没有民族文化意识，把民族国家的存亡置之度外，而钻进故纸堆里去。此说是针对上引梁启超所说的清代汉学似西方实证科学、是中国进入近代的“文艺复兴”而发的。②
牟宗三提出的三统说，是其思想的综合。刘述先说：除了要维护传统的睿识必须重新树立“道统”之外，也应对传统的思想有透彻的检讨与批评，呼吁吾人必须迈出故域，建立“学统”以吸纳西方的纯理、科学的传统，建立“政统”以吸纳西方民主、法治的传统。在《政道与治道》之中，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的传统内圣强而外王弱，故必须开出新外王之道。在朝廷政治的规模之下，事实上只有治道，并无政道。……最后检讨了明末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的思想，而指出朝廷政治之不足。依他之见，传统只重理性的“运用表现”，而忽视理性的“架构表现”，故必须向西方学习，采取“曲通”的方式，开出“科学与民主”。③
所谓“曲通”，就是学习西方不是继续采用直贯的方式，而是曲通的方式，才能真正落实传统观念的内涵。
四 贺麟
贺麟（1902—1992年），字自诏，四川金堂人。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等，著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等。
贺麟把朱子学称为“民族哲学”，是“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必发挥的光大之学”，“虽表面上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④贺麟的哲学是顺着陆王的理路而展开的，主强“心即理”。⑤他认为，朱、陆之别在于，朱是“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陆则是“向内反省以回复本心，发明自我”。这两种直觉法是相容的。他说：
用理智的同情向外穷究钻研，正所谓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亦正所谓了解物理。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①
贺麟特别强调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他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例，如现代学者在饥饿线上仍在努力为教育、学术守节操，正是这一精神的现代表现。②贺麟以陆王心学“心即理”为主旨，融会西方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的哲学，具有调解程朱和陆王之学的趋向。他对陆王心学作了一些新的诠释，故称其为“新心学”。他提出的“建设新儒家思想”，开展“新儒家运动”，发扬民族精神，在现代新儒学中很有意义。
贺麟在题为《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中指出，“太极”（也译绝对）是古今中外客观心论哲学家最基本的范畴。有的哲学家强调太极是心，有的则强调太极是理，而朱熹、黑格尔则都强调“心与理一”，而且两人都认为要达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非要经过辩证发展的过程才能完成。所以，从周敦颐到朱熹，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中外客观唯心论发展的两个典型。可见，贺麟注意融合陆王、程朱，并以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程朱、陆王进行诠释，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③
贺麟在谈到心物等问题时，把“心”分为“心理意义的心”和“逻辑意义的心”。他说：“心理意义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而“逻辑意义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按照这种说法，“心”就是“理”，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把时间、空间看作是先验的、超现实的“理”、“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认为“理”是第一性的，而时空反而是第二性的。他既认为“天道”、“天意”有“理性的技巧”，又假借英雄伟人的“私心”、“情欲”来实现“理性目的”。他认为，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知行平行的过程。④
在方法论上，贺麟提出直觉理智两端互补的观点，即认为直觉、理智各有其用，可以兼用。贺麟是以伏尔泰、柏格森、斯宾诺莎的直观法为参照，比照朱熹的直观法，认为朱子实在他们之上。
总之，贺麟企图把中学西学、心学理学两者调解，建立自己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形上学思想体系。
五 陈荣捷
陈荣捷（1901—1994年），广东开平人。岭南大学文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岭南大学教务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国文化复兴总会副会长，等等。英译有《近思录》、《传习录》、《通书》、《中国哲学资料选辑》等书8种。英文原著有《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等4种。中文原著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王阳明与禅》、《朱熹》、《王阳明传习录详注详评》、《朱子新探索》等。撰写英文《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宋明理学》，主编英文《哲学百科全书·中国哲学》等。
陈荣捷在美国讲译中国哲学50年，分为四个阶段，其第四阶段就是研讨朱熹。他在《海外讲授中国哲学50年》中说：
二十年前曾为法国巴黎大学《宋学研究》撰写《朱子对儒学之完成》。其时谈朱子者竟无一人。近五年间，则论文专书相继而出。于是有“廿十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之叹。近十年来，专研朱子，台北出版者已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两书。香港中文大钱穆讲座之《朱子生平和思想》（英文）亦将脱梓。台北又出版《朱子新探索》，专言数百年来中日韩学者向未言者，不久可以问世，亦将以英文刊。海内外朱学方兴。①
综观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朱熹思想世界地位之确立。西方人真正认识朱熹，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这一事业中，陈荣捷是开创者、先驱者和传播者。“先生半个世纪来，孜孜矻矻，或述或作，在美国的思想界，阐扬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不遗余力。方其始也，孤鸣于荒漠，音沉响落，诚有寂天寞地之感，而今日则不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坛有一席位，即新儒学之研究亦已开出一局面。诚然，此一气运之变，决非任何一人可以为功，惟执善不移，数十年如一日，以言在西方新儒学之传道授业，恐不能不以荣捷先生最为老师也。”②早在1946年，陈荣捷在麦克奈尔主编的《中国》一书中，即自撰《新儒学》一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朱熹等人的思想，较之张君劢于1951年在美国撰写《理学的发展》并自称“二十世纪新儒学”①为早，可视为西方研究新儒学之始。1949年，陈荣捷获古金汉研究奖金，返国研究，并陆续在康乃尔、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进行一系列演讲。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一书，其中第一章即为《儒家的衰弱与复兴》，在《理性主义新儒家的发展》一节中提出“所谓‘新传统’，指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程（伊川）、朱（熹）新儒家理性主义的新发展”。②在该节中还指出，当时出版的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以朱熹新儒学之旧瓶，装入西方思想之新酒。陈荣捷这本书后来由英文译成西班牙、德、日等多种文字版本，在西方广为流传。因为此书，西方始知有熊十力，并了解儒学之生命固不必因政治体制之变而斩。西方人根据陈荣捷的这种观点接受新儒学，遂使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来《大英百科全书》及其他英语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哲学部分，几乎全由陈荣捷执笔。1966年，80巨册、500万字的英文《哲学百科全书》，更聘陈荣捷为中国哲学部分之主编。中国哲学之得有世界地位者，此为第一次。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荣捷称为这一时期是自己“推展朱子学研究时期（1982年迄今）”③。1982年7月，陈荣捷在美国倡办国际朱熹会议，集世界朱子学权威及对朱熹有特殊研究之专家及青年学者80余人，讨论10天，此次是第一次国际朱熹会议，且在美国，标志着朱熹思想之研究和影响真正国际化，此后才依次有厦门、武夷山、台北等国际性的朱熹会议。
对于陈荣捷确立朱熹思想之世界地位，我们还是看看美国人的评论。哲学家安乐哲说：
陈先生五十年来的辛勤耕耘，点点心血，斑斑汗渍，其个人的事功就是活鲜鲜的一部中国思想的“西部开拓史”，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陈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得意之笔则是：花费了二十五年漫长的岁月，研究并弘扬朱熹思想，卒使举世肯定朱子学在世界思想上获得其应占的地位。④
（二）朱熹思想之创新。陈荣捷认为，基于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学者们多在“集”上做文章，而实际上其是“成”，多多创新。如周予同说：“朱熹之本体论，实混合周程之说。……朱熹之所以无创见者亦在此。”①陈荣捷说：“抑朱子亦非完全守旧者。观其仁、理、性、命等理论，新见殊多。其《四书章句集注》有新意者，凡七十余处。”②陈荣捷对朱熹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朱熹创新有诸多方面。
首先，陈荣捷从宏观上论述了朱熹对儒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贡献。主要有六大创见：（1）确立新儒家之方向；（2）理与气关系之厘清；（3）太极观念之发展；（4）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至；（5）道统观念之完成；（6）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他说：
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是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③陈荣捷认为，在道统观念上，朱熹有三个创见。一是首创“道统”一词，使
新儒学在道统观念下有一发展脉络，并促成“理”为道统承续的核心，借此凸显了二程在新儒学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把道统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因伏羲画八卦，为《太极图》之始。略早于朱熹的李元纲著《圣门事业图》之首图《传道之统》，列尧、舜、禹以至二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三是于传道统之二程之前加上周敦颐，就使道统由孟子经周子而至二程子。
朱熹辑注《四书》，陈荣捷认为是至为深刻的。（1）使新儒家脱离五经传统权威，由此自由注释，“自得”学风益趋昌盛。（2）“五经”为研究孔孟思想的间接文献，通过直记孔孟之言的《论语》、《孟子》，可直接获得孔孟的思想，“四书”是儒家传统的根源。（3）朱熹通过“四书”找到了合理的治学方法，即格物。盖《大学》内有修身治学之模式，而朱熹视修身治学之出发点在格物。程颐视《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④。此后，儒者取得共识，认为致知先须格物穷理。
其次，认为朱熹由传统的尊天上升到讲理。由程颐至朱熹皆谓天即理，而朱熹精密加详，更有新义。陈荣捷说：
传统上讲获罪于天，顺天、逆天、乐天、畏天，皆作人格神解，今乃以理说之，可谓大胆万分之新义。①
这就彻底摆脱了传统本体论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更加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三）朱熹门人之研究。陈荣捷所著《朱子门人》一书是个创举。陈荣捷说：
我在外国研究了四十年，虽然写了许多文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我应该为中国留下些东西。这次（1982年）我在学生书局出了两本书，就是基于此一构想。其中《朱子门人》一书，较诸前人的《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等书，在内容上不知丰富了几十倍。我看过许多材料，发现《宋元学案》里有许多错误，而大多数的人都还在依据它，所以也顺便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此外，我对于日本和韩国的材料也加以利用。我想，两三百年后若有人要研究朱熹门人的话，是一定要看我这本书的。②
陈荣捷于是书所采用之资料，中日韩所存者殆尽。他根据自己对“朱门弟子”的界说，断定称其门人者有487人，私淑者有20人，共计弟子有488人，讲友有69人，非弟子亦非讲友者有72人。总共为629人，其中对前人说法更正者142人，于诸书未载而《朱子语类》等确证为弟子者增34人。《朱子门人》对629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一一进行了论述和考辨，全书达40多万字。
六 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著有《国学概论》、《朱子新学案》、《宋明理学概述》等。
钱穆将朱熹的历史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其在“吾国学术史上中古惟一之伟人”，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宋学和汉唐儒之学之大成，在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史上只有孔子才能与之媲美。③钱穆于1930年发表的关于王阳明思想的简论中，认为朱熹的自我修养方法是理学思想的一个特点。1957年，他在台北发表《宋明理学概述》，论述朱子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1969年11月，他撰写成100多万字的《朱子新学案》。该书分：（一）思想之部分为理气和心性两章。理气部分包括朱子论理气、论无极太极、论阴阳、论鬼神等12篇。心性部分分为朱子论性、论心与理、论人心道心、论已发未发、论格物等20篇。（二）学术之部分为经、史、文学。经学中又分有朱子之易学、诗学、书学、春秋学、礼学、四书学。此外，还又有朱子之校勘学、辨伪学、考据书学、格物游艺学等。（三）朱子学研究中一些特殊课题，如朱子各个方面思想的发展及特殊侧面等，包括朱子评述周敦颐、张载、二程诸篇，以及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
钱穆认为，朱子虽然理气分言，而从根本上是理气一体论。实际上，他超越了理气对立，把无理就不会有气、有气就不会无理讲清楚了。他由理讲到性，主张性即理，进而得出心性为一。朱熹这就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统一起来。钱穆特别强调“心”在朱子学中的核心地位。牟宗三认为，程颐、朱熹一系，重理而轻心；而钱穆却认为，朱熹可包括陆象山，朱子学也可以叫做心学。不过，钱穆所讲的朱熹之心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讲治心之学，不完全是心学派所讲的心是世界观。钱穆把朱熹的格物致知看作是其最伟大之处。他认为，朱子论格物，实际是治心，从人心已知之理推扩到未知境域中去。理不离事物，亦不离心。理寓于事物中，而又皆为人心所明知。人心之知，如知孝慈、知不忍等，必待穷理之后方能真知。若专向内作工夫，由心求理，则物不尽；相反，若专务于外，从物求理，则心不尽。心不尽而理就不尽。钱穆把朱熹之格物看成是伦理的，科学的。格物与伦理、科学是相通的。这样，人生观就通向宇宙观。他的结论是，朱熹力主宇宙与人生是一体两分，而不是两两对立的。①
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全面叙述了朱熹的学术成就。认为朱熹不仅是一个理学家，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除理学外，朱熹的最大成就是在经学上。朱熹把理学、经学结合在一起，克服了二程忽视经学的偏向，注意避免理学与传统儒家经典的脱节，从而建立起新经学。朱熹以大胆的批判眼光和卓越的见识，在经学史上别开生面。他指出，朱熹精擅文学，造诣至深，其《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都是文学研究的不朽作品；在史学上，朱熹重论治道，会通经史，明理达变，切合事情，非一般治史者可比。《朱子新学案》一书通过对朱熹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宋明理学进行综合性的概括。
七 刘述先
刘述先（1934—年），江西吉安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中国哲学与现代化》、《文化与哲学的索探》等。
刘述先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是现代新儒学家方东美的高足；以后到东海大学任教，又深受现代新儒学家牟宗三思想的影响。其父刘静窗和现代新儒学家熊十力交谊至深，因此刘述先有家学渊源，其学术渊源之一是熊十力哲学。在最基本的学术观念上，他是取熊十力、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的进路，即继承孔孟和宋明儒学的根本精神，以体证“生生而和谐”的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他认为，朱熹在“道德形上学”方面存在不足，只是宋学内部的“始教”，陆九渊的心学才是“终教”。他赞同宋明儒关于“天道流行，生生不已”和人人皆可体证“生生之仁”的观念。他肯定了朱熹通过“格物致知”以达到“豁然贯通”境界的“渐进方式”。尽管朱熹对于最后的睿识似乎有一些未达，但是“他的为学有艰难感，步步警惕，层层提升，对我们常人最有提撕的功效”。他对陆九渊所提倡的“为学先立其大”的思想也持肯定态度，指出“今天我们要自觉地建立自律道德，还是没法离开这一方式”。他对朱熹讲求政治理想表示肯定，指出“朱子的政治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终难在根本处有所突破”，朱子的政治论必然指向一民主的道路。①
刘述先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中说：
新儒家思想保存内圣的根源，树立终极关怀，有不可弃者在。但是如何由内圣的体验而开展出外王的理想，则还有明显的不足。现代人不能不加倍注意“致曲”的观念。《易》曰：“曲成万物而不遗。”必致曲始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内而又超越，在现代复杂的情况之下重新再寻求一种全新的分全不二、内外合一之道，内在得以安立，外在得以开展，这才是人类在未来的新希望。②
他坚信，外在的现实常常是低沉的，容易令人丧失勇气。但是，儒家的立场是无论如何造次颠沛都不能够放弃仁道的理想，儒家的理想决非一定不能有它现代的意义，要由现代人自己的抉择去求取一种全新的综合。
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全书分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共六章论述朱熹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三个部分共四章论述朱熹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作者特别强调朱熹对践履论的贡献，认为现代人修养践履“终不可废”。对于朱熹的宇宙论，作者认为，“朱熹是有很强烈的外在宇宙论的兴趣，他的观察入微，思想富有综合力，这在当时儒者来说已属难能。”①
刘述先认为，朱熹的思想就他的时代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合理的综合，所以他的思想能够支持中国人的心灵七八百年之久。
八 张立文
张立文（1936—年），浙江永嘉人。长期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出版专著有《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宋明理学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性》、《中国哲学通史》等10余种。
张立文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研究朱熹思想成绩卓越的学者。当时他即出版四五十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对尔后朱熹以至宋明理学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后，他在朱子学的研究上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
张立文特别发挥朱熹哲学中的“和合”思想，提出和合学，在传统儒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张立文说：
人们往往淡化或放弃了东亚传统的精华“和合”，即冲突——融合——和合（新事物、新生命的诞生）的观点和方法，而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和方法。二元对立对任何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文化冲突都通约为二元冲突，然后采取一方吃掉一方、一方战胜一方，而达到“一”。……和合学不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体用论思想方式，即使传统与现代保持一定的张力，又使其会通融合，即运用融突和合的思维模式，使传统文化的诸因素融突和合“转生”，使新生命、新事物生生不息。②
张立文进而提出和合诠释学。他说：
所谓和合诠释学，是指诠释当下主体运用多元方法和途径（包括诠释主体自我融入诠释对象之中，而无我；又从诠释对象中出来，而有我），融突而和合，以达到对诠释对象的理解和创造（包括切近经典文本及事件的真实理解、经典文本及事件背后文化精神的体认、经典文本及事件新意蕴的发现创造），并在这种理解和创造的诠释中对其进行动态检讨或反思，从中寻找其间所当然和所以然的法则，以协调诠释之间的融突，促进诠解学完善完美地发展的学说。这里所说的多元方法和途径，是指中国古典的今文经诠释学、古文经诠释学，以及西方古典的、现代的诠释学的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中和合为新的中国诠释学。①此外，张立文还提出“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的范畴诠释学，提出三层次六层面的具体解释方法，对中国哲学经典文本中的范畴意义做出揭露，比较贴近范畴的本意和原作者的本意”。②疏理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特别是把其与和合诠释学糅合在一起，是张立文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又一大贡献。
张立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参与国际退溪学研究的学者。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后，至李朝便形成为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退溪学，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儒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张立文在诸种有关论著中反复强调，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李退溪是朱熹之后朱子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之一。张立文说：
退溪继绝学，使孔孟程朱之学复明于世，并使之与朝鲜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的时代精华，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需求，以及人们对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退溪学曾是韩国历史上光辉的学说，是韩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是指导当时社会实践的伟大理论。③
九 高令印
高令印（1934—年），山东阳谷人。历任厦门大学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出版专著有《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李退溪与东方文化》、《闽学概论》、《游酢评传》、《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王廷相评传》、《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10余种。
高令印的学术起点和特点，是重视运用谱志和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被学术界评为走一条新路。由此，这一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家的研究。
学术界认为，高令印“运用谱志、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熹，扩大了朱熹思想研究的资料范围，开辟出了朱子学研究的新境界”。④美籍陈荣捷认为，其研究朱熹的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等，走的是一条新路；而且，考察之渊博，所获事迹之众多和考证之翔实，为中外学者所莫可伦比。陈荣捷在所著《朱子新探索》、《朱熹》等著论中引用、肯定高令印的朱子学观点和文献资料有50多处。日本三浦国雄多次肯定高令印的朱熹研究成果。①高令印论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一）在朱熹的生平、思想等方面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弄清了朱熹远祖的籍贯，懂得其在序跋和论著中出现的‘邹䜣’、‘平陵朱熹’等的含义”②；考证出了朱熹曾在闽东等地避难，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证据；订证和补充了有关朱熹生平记载的失误和不足，“纠正了黄榦《朱子行状》所误”。③（二）对朱子学、福建朱子学、闽学做出了发凡起例，对其形成、基本内容、体系、结构，以及省内外的衍变和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填补了综合研究朱子学派的空白，首创“福建朱子学”概念。鉴于一般只把闽北看作是朱子学（闽学）的发源地，特别强调还有闽南，其在福建有两个发源地。朱熹在闽南六七年，是其思想形成（在厦门、泉州、金门）和成熟（在漳州）时期，因此历史上闽南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④日本土田健次郎评其为“闽学研究的推进者”。⑤（三）对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著有诸如《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日本朱子学》、《朱子学在东南亚》、《西方朱子学》等。⑥（四）从朱子学入手，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其著《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的主动脉是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仁义道德、刚柔相推自强不息、中庸之道、大一统与世界大同等，并分别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述。20世纪初以来对中国文化缺乏综合研究，高令印的《中国文化纲要》“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综合研究这一空白，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必然会成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这门学问的推动力”。⑦
高令印认为，北宋末年，在北方形成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重新树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但是，由于宋、金交替，文化落后的金人将入主中原，中国思想文化又到了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于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心由北方的中原往南方转移。认为南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并提出“武夷文化”之说。他说：
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新儒学（理学），随着金人灭（北）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刚刚形成的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是国家的文化重心。正是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当时大哲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到了南宋末年以后，朱子学“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传至全国，以及日、韩等东方诸国，并传入西方，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世界性的学说。这一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的“道南”为源头活水的。①
高令印的这一观点，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也很有意义。因此，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鉴于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述对朱熹后的发展线索不明显，高令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指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如一位内圣外王的圣者，到南宋时内圣成德臻至成熟（最高点），开始走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萌生近代意识”。这就是说，朱熹集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是制高点和综合点，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应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那么，南宋末、元、明、清时代的心学、气学、宋学、汉学、实学等，都应该是以朱子学为源头活水的。这样，就能“梳理出中国近代化的内在生命和基因，说明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②
第四节 朱子学学术会议
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国内外不断地举办全国以至国际性的朱子学学术会议。最具有代表性者，有下列数次。第二次至第四次被学界依次称为第一、二、三、四届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一 杭州宋明理学学术会议
1981年10月15—21日7天，由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杭州宋明理学学术会议。这是中国大陆自1950年30多年以来继太原全国中国哲学史讨论会（1979年10月）后第二次大型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9多人，全国知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几乎都有出席，诸如冯友兰、贺麟、于光远、张岱年、朱光潜、任继愈、冯契、孙叔平、邱汉生，以及海外学者陈荣捷、狄百瑞、山井湧、余蓓荷、刘述先、秦家懿等。会议的主要议题：（一）宋明理学的地位、派别、性质、作用。（二）程朱理学及其评价。（三）陆王心学及其评价。（四）理学与反理。（五）方法论问题。会议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参差进行。因为有六七天的时间，对原定的议题基本上都有涉及；与会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基本上做到了言所欲言。会议秘书组编印出10期《简报》，每个人的发言要点大都记录下来。会议收到169多篇论文，专著3部，若干种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论文集，即《论宋明理学》、《论中国哲学史》，学者们可以查阅会议论文情况。
这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刚刚过后的首次宋明理学学术会议，极“左”的学术方法似乎还想占上风。在老一辈的学者中，由于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出身而又转向治中国哲学史的孙叔平的演讲，引出会议个别人进行围攻批判，使会议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刘述先较详细地记述了全过程。对于孙叔平的发言，大致是说：
他认为，从大潮流来看，唯物唯心虽可划分，但是应用到具体的个人就问题多多。唯心论者，可以对；唯物论者，可以错。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止比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四人帮”高明万倍。他反对阶级成分论。有三兄弟，一个跟汪精卫，一个追随蒋，还有一个做人民解放军，试问怎样用阶级分析来解释？所以，我们必须看实际的材料来下判断，切不可以戴帽子。所以，他倡导“光头哲学”。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在当时发生的是好的作用，对统治阶层有所拘束。故我们要为朱子呼冤。而各人在学术上的见解不必强同，还是“百花齐放”的好。……我敬重这种把生命献给学术的读书人。……中国历代都不缺少性格强毅守正不阿的学者，朱夫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①
此言一出，“光头哲学”家成为孙叔平的代称。在此后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不断证明孙叔平的说法是大胆而确切的，可以说此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笔者高令印有幸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并在会上报告了自己朱熹研究的特点。本人是在张立文之后报告的。对此，参加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评论说：
接着由厦门大学的高令印先生报告。他在福建做过有关朱子事迹的实际调查的工作：包括遗址、手迹、雕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朱子生平多才多艺，曾经揽镜自画，聊以自警，后来依据画像造成雕塑。如今找到的五个雕像，其中有四个是依据画像雕塑的，还有三个十分完好。同时，他指出，多利用地方志的资料也不失为研究之一途。②
在这次会议上，陈荣捷对本人运用考察、谱志等地文献研究朱熹的方法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由此尔后与之联系频繁，往返信函数十通，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陪同之在福建考察朱熹事迹。在此鼓励下，拙著《朱熹事迹考》很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夏威夷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82年7月6—15日，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举办了夏威夷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陈荣捷任会议主席。由陈荣捷的老友、航空界领袖程庆和博士资助美金15万元作为会议费用。此次会议集世界朱子学最权威者和对朱子有特殊研究之专家及青年学者80余人，诸如冯友兰、罗光、山井湧、友枝龙太郎、冈田武彦、任继愈、余英明、傅伟勋、柳存仁、李泽厚、蔡仁厚、成中英、高明、刘述先、尹絲淳、张立文等。会议研讨10天。
陈荣捷特撰《国际朱子会议始末》，记述此次会议盛况。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此文。③
（一）会议议题，据世界学者各自研究情况，任其选择。“幸太极、理、气、心、性、仁、尊德性与道问学、修身、经权、宗教、教育、书院、朱子与各学派及释道之关系，均有献文。”“献文与评议二十八次以外，又设研习会三，专为青年研究学者而设。分别研究朱子之方法论与形上学，朱子之心性论与教育。原有朱子与科学研习会，以不只宋代理学思想与科学之融合，而朱子本人亦发现化石，比欧洲之发现更早三百年。”“若谓此次讨论朱学有何新发现？则殊不敢言。太极、理、气、心性诸说，中、日、韩儒者已言之数百年。所谓新见，谈何容易？然朱子之《仁说》、《玉山讲义》、经权、朱子与胡宏、朱子之宗教地位、朱子与教育书院乡约、太极并非朱子中心思想等，则确实别开生面。故谓此后二三十年朱子学因此会而水准提高，园地新辟，不为过也。”“大陆近来排朱，他方近来拥朱。此会互换意见，公正讨论，以求其平。于朱子与陆象山之关系，会议文章多篇，一扫数百年来门户之见。不重二者之异，而侧重其同。此为近年趋向，而此会可云为其决然转关也。”
（二）“会议幸得夏威夷大学教授与青年研究学者之东方语言流利者多人，或在讲堂向众口译，或在座位各自向中、日、韩不熟悉英文之学者低声口译。此一尝试，堪称成功。”“东方语言论文诸篇，均备东西文二本。”
（三）此会集世界研究朱子学者之精英。“以学术水准而言，罕有其匹。被聘者如牟宗三教授，因惮于远行，辞而不受。其受聘，除李约瑟外，其他徐复观教授身故，梁漱溟教授、钱穆博士与黄公伟教授等数人，以年迈或疾病不能参加。然梁、钱、徐三氏均献论文，在场有人代读。黄氏亦撰联以贺。冯友兰博士则虽八十七岁高龄，不远千里，亲来与会。……白头冯氏每早必到。此踊跃参加，亦可为新纪录。”“以一专题之人才而论，则显有如是之群英大会者。”
（四）会中东西、大陆台湾人士各半。“此乃所以避免以前会议纯以西人主，因而观法亦以西方观点为主之病。”“本会纯以学术为主，不涉政治，与会者并不代表任何国家政团或机关，只以私人资格，互谈学术。会议开始前夕举行酒会，大陆与台湾学者多未相识，即一见如故。”
此是首次朱子学国际会议，标志着朱熹思想之研究和影响真正国际化。陈荣捷在《会议论文集·导言》中说：
我们深信这次会议，涵盖许多学术背景，而且促进对朱子学进一步研究，已作了好多。实在的，会议的目的之一，便是展望未来。此所以透过世界性竞争，使年轻学人，声气相求，而有创新计划。他们（年轻学者）和前辈学人亲切地交往，会给予他们很大的灵感与很强的启发。这决非妄想，朱学的新生代，将由此会议应运而生。……朱熹的课程，在美国与台湾，在几所大学里，渐已增加。狄培瑞教授所领导的新儒学与教育的会议，在1984年秋，已经召开。朱子学的研究，确实方兴未艾。①
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议文，有30篇，②专著有刘述先之《朱子哲学之发展与完成》、蔡仁厚之《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张立文之《朱熹思想研究》、陈荣捷之《朱子门人》、《朱学论集》，以及冈田武彦之朱子遗迹、朱子新刊展览等。会议论文会后出版论文集英文版Wing-tsitChaned．,ChuHsiandNeo-Con-fucianis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6．
三 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85年8月、1987年1月，笔者先后应邀出席了日本筑波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八、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其间接触到国内外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家，他们大都说应在朱子学的故乡福建举办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由厦门大学等承办。接着，挚友江西大学副校长陈正夫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衷尔钜研究员等提出可以出部分经费，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大力支持，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1987年12月2—5日，由厦门大学主办，联合中国哲学史学会、江西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社会科学联合会、厦门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闽北闽学研究会等，举办了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9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南斯拉夫、新加坡，以及香港等。会议由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江西大学教授陈正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衷尔钜等主持。国内外最知名的朱子学家大都有出席，诸如任继愈、邱汉生、陈荣捷、狄百瑞、黄秀玑、冈田武彦、佐滕仁、高桥进、沟口雄三、杨宪邦、张立文、成中英、刘述先、柳存仁、刘君若、秦家懿、余蓓荷等。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探讨朱熹的哲学、经学、伦理学、教育学、史学、文学等的性质、价值、实际意义，以及朱子学在国内外的传播、发展和派别。有50多位学者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论题探讨至为深广。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朱子学的故乡福建召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朱子学地方文献的发掘，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和其与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等专著，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会后，国内外学者纷纷至闽北武夷山一带考察朱熹事迹。
与会专家学者给会议提供专著3部，论文78篇，因故未出版论文集。会后，会议组委会向上级主管部门的《会议汇报·会上发表的重要学术报告名称及报告人》抄在这里，以见一斑：
主要有任继愈的《论白鹿洞书院》、刘述先的《由朱子易说检讨其思想特质、影响和局限》、成中英的《宋明理学中两个“知”的观点：朱熹的“格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张立文的《朱熹美学思想剖析》、高桥进的《朱熹之物、心与理》、陈荣捷的《朱熹与大慧禅师兼论其他僧人》、陈正夫的《朱熹与陆九渊思想的比较研究》、狄培瑞的《朱熹与〈中庸〉》、冈田武彦的《活的朱子学》、沟口雄三的《“天人合一”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徐远和的《论洛学闽学化》、秦家懿的《朱熹与道教》、佐藤仁的《朱熹的心说》、何乃川的《延平三先生开闽学之先河》、谢康伦的《朱熹思想中的历史和哲学》、刘君若的《朱熹的诗和诗话中的格物致知思想》、黄秀玑的《张载与朱熹》、杨宪邦的《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龚道运的《朱熹心学的特质》、余蓓荷的《关于朱熹思想中用“礼”缓和社会冲突的概念》、艾·布卢姆的《罗钦顺与唯物论》、王煜的《论朱子对周公、文中子和唐太宗的褒贬》、冯炳权的《朱子对儒佛之判分》、土田健次郎的《论道学道统论的形成和特点》、牛尾弘孝的《崎门朱子学的特色》、葛荣晋的《明代朱子学的演变》、潘富恩的《朱熹历史观的再评价》、小岛毅的《郊祀礼制和“天”》、黎昕的《从〈四书集注〉看朱熹对杨时理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陈荣开的《朱子与徂徕比较研究》、楼宇烈的《胡适晚年对朱熹的研究》、黄宣民的《朱熹的道统观》、蒙培元的《朱熹哲学的特征》、陈遵沂的《元明时期朱子学的传播》、高令印的《闽学序说》等。①
此次会议是中国首次国际性的大型朱子学学术会议，被称为上述美国夏威夷朱子学国际会后之第二次，此后才依次称武夷山、台北等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为第三四次等。
四 武夷山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1990年10月21—25日，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合厦门大学、中国孔子基金会等举办了武夷山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260多人。与会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真可谓群贤毕至，硕儒满座。笔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先是在福州开幕，省市（南平地区）领导人出席，进行大会学术报告；然后乘专车至武夷山，途径建阳黄坑、考亭，瞻仰朱熹墓、考亭书院遗址等，至武夷山后分组专题讨论，考察朱熹在武夷山、五夫里等处事迹，然后闭幕。
会议收到180多篇论文，专著14部。有12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在大会和专题会上作了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朱熹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发展，朱子学的历史地位、国际影响，以及当今价值等，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的报告和论著，对朱熹的哲学、经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科学等诸领域的内涵、本质、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多数论述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敢于突破前人的窠臼，给朱子学以比较科学的评价。如有的学者认为，朱熹思想能流传七八百年，长盛不衰，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活的精神，而非一死的教条”，因此它可以在当今和未来社会发扬光大。
与会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会后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论文集《朱子学新论》，学者们可以查阅会议论文情况。
五 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92年5月29日—6月1日，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华文化复兴总会联合举办了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80多人，提供论文50多篇。学者们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负责人呈宏一教授、林庆彰教授等主持。
这次国际会议的论题，涵盖了朱熹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宗教、传记，以及朱子学的源流、文化背景等。综观诸论文，可以归纳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历史的考察，即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来考订其思想。（二）哲学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三）比较研究，即选取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相关的西洋哲学来诠释评价。（四）新研究领域之开发，主要是研究以往比较少涉猎的朱熹的经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总之，这次会比此前诸次会议更有深度和广度，把朱子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与会的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会后由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出版了《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二册）。
六 台北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学术会议
2000年是旧新世纪之交，是朱熹逝世800周年、诞辰870周年，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纷纷展开活动，主要以探讨朱子学的价值为契机，预示21世纪的社会发展动向。如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厦门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等举办了“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10月12—14日），台北中国哲学会举办了“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会议（2000年12月22—23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11月），以及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南昌大学文学院、婺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举办了“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2003年10月5—6日）等。这里论述的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朱子学会议，是这个时期同类会议的典型。
2000年11月16—18日，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台北联合举办了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朱子学与东亚文明”学术会议。据邀请函所附《会议简介》（2000年10月印）和会上印发的会议手册《“朱子学与21世纪”——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学术会议》（2000年11月印），此次会议的学术背景和内容主要是：
自从1982年夏威夷大学首度召开大规模的“朱子学国际会议”开始，至今已先后召开四次国际会议，它们分别是中国大陆1987年在厦门、1990年在武夷山，以及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朱子学国际会议。……最近一次的朱子学会议距今已逾七年。天道周星，华人社群及东亚地区的文化氛围已变，作为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朱子学因素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中，自然也需要重新定位。为避免学术议题一再重复，也应照应朱子不世出思想巨子的多方面成就及多方面影响，此次会议避免探讨业已充分论述过的固定主题，重点将集中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儒学，以及朱子学较边缘的学科。边缘交融，汇成焦点。朱子学与近代东亚、朱子与闽台儒学、朱子的语文学与经典诠释、朱子学与科学论述，这四个领域是会议的核心议程。前两个将侧重朱子学在日、韩、台湾土著化以后产生的复杂思想史关系；后两个则是学术意义丰富、仍未经充分讨论的学问。……（朱子后）八百年来的东亚，朱子学是其文化的主轴，它或为主导的力量，或为不断冲突、对话中的诸因素之一。朱子生于闽，其学号称闽学，其门生闽人亦占大半。闽人入台，其学亦随之东移台湾。千年之世纪伊始，朱子学会复将于台北召开。藉着会议主题之重点突破，以及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邃密的讨论，我们期望此次会议可为尔后的朱子学研究奠定更深厚的基础。
由此可见，此次会议是接着过去四次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在朱子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从会议研讨的过程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并在开幕式上代表大陆学者致辞，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朱熹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武夷文化说》的演讲。对于会议的情况，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国内外学者专家一百余人与会，包括美、日、加、韩、新加坡、澳洲、香港及大陆等二十多位学者。会议由国家图书馆馆长兼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主持开幕，与会学者包括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刘述先，大陆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高令印，及日本筑波女子大学教授子安宣邦，先后代表致辞。会议发表二十七篇论文，最后由刘述先及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共同主持综合讨论。①
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分别是杨儒宾主编之《朱子学的展开——东亚篇》和钟彩钧主编之《朱子学的展开——学术篇》两部，皆由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出版。笔者的论文载入《东亚篇》，主编杨儒宾在《导论》中评之曰：“高令印教授的《朱熹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武夷文化说》一文，即探讨朱子如何从武夷山原有的文化氛围出发，综合三教，整齐百家，终于形成最具有理论深度与广度的朱子学，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
配合这次会议，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举办了“近代东亚鸿儒书法展”，展出从16世纪以来的儒学大家王阳明、黄道周、傅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熊十力，以及藤原惺窝、李退溪、李珥等47人的墨迹150余件，真使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并全部印成八开本的精美书册赠予与会专家学者。
七 吉隆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2001年12月1—3日，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华社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吉隆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国际知名学者有宫达非、杜维明、蔡仁厚、苏金鋈、马进，以及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郭洙镇、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祥南、大马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珖〓、华社研究中心主席陈忠登主任林水檺等，共50多人。主要讨论朱子学与世界文明、朱子学在海外华人世界的价值意义等。
杜维明以《朱熹的人文关怀》为题指出，中国的崛起或中华民族的再生，其背后应该有深刻的文化讯息；不仅是中国人的福，也是世界上受到边缘化国家的福。他说：联合国认为，儒家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即把人当人。他希望中华民族或中国能体现这种价值，同时对国际秩序的重组、健康发展有重大作用。他以“四道”，即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来概括朱熹对宇宙及人类的宽广人文关怀，也即是人、文化、道德及王道。他说：“全球化激发了族群、语言、宗教、地域、性别及年龄的认同，因此中东及美国应学习东方模式，以协调的方式来合作及解决问题，这应成为世界文化重组的一个精神模式”。
新加坡大学教授苏金鋈在题为《朱子格物致知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中指出，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是先秦荀子讲的认知心一系，而不是孟子讲道德心一系，是现代新儒学三大精神方向之一，这三大精神方向即重开生命学问道统的光大、完成民主建国政统的继续、转入知识之学的学统。①
蔡仁厚十分生动地讲了自己对朱子学的体验：“我赴武夷山出席朱子逝世800年的纪念学术会议，我闭目神游朱子在各地的遗迹，仿佛目见朱子的身影，活现在祠宇书堂、田间山野、奇岩石崖。一个前古的生命竟可以如此神奇地随文字的遗迹而永远存活。平常所谓‘与山河并寿，与天地并存’，竟也成为平时的真话。这一个小小而却亲切无比的发现，使我喜慰无限。如今我们诚心祝愿：朱子型的儒家人物早早应运出世，使儒家‘雍容平和，清懿庄穆’的人文教化，能够依随突出的生命而重新昭显‘化民成俗’的广大功能”。②
在这次会议上，还呼吁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开设“朱子学”课程；宣布成立了“马来西亚朱熹学术研究会”。
会议结束后，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收入陈荣照主编的《儒学与世界文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版）、杜维明等著的《朱子学论文集》（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2005年版）。
八 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暨“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
近年来，频繁地以举办孔子文化节、朱子文化节的形式把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2005年的武夷山朱子文化节突出朱子学，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2005年10月19—21日，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建文化厅、福建社会科学院、武夷学院、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20多个单位，举办了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暨“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其内容主要有朱熹纪念馆迁址开馆典礼、海内外朱子后裔祭祖活动暨其恳亲会、朱子文化线路自驾车游发车仪式、浦南高速公路开工仪式、朱子故里风情表演、项目推介会、武夷山茶叶展示会暨东方茶都揭牌仪式、武夷山旅游职业学院开工典礼、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挂牌仪式、“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等。
“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筠泉主持，主讲人有葛荣晋、周桂钿、朱高正、高令印、姜国柱、李存山、陈少峰、庚潍诚（新加坡）、何乃川、王俊义、何成轩等。大家全面探讨了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①
九 厦门“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学术会议
2007年4月6—11日，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人文学院、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区域研究中心、世界朱氏联合会等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朱子学与闽台文化互动与融合”学术会议。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台湾大学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总主持人黄俊杰、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潘朝阳分别主持了会议。其间，世界朱氏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朱子学论坛：朱子学发展的新形势”，由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祥南和笔者共同主持。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朱子宗亲150多人，收到论文35篇。分朱熹思想的产生和其与别的学派的关系、朱子学的现代诠解和文化价值等专题进行探讨。李明辉教授的《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认为朱熹特别重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在《中庸章句·序》中对此进行完整的诠释，为宋代道统论奠定了基础；朱熹强调人心与道心的区别，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因而朱熹的伦理观是严格主义而不是禁欲主义的。杨祖汉以《从良知学发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态》为题的演讲中提出，“朱子之所以会与陆王之学不同，所以会有心、理为二等说，亦可能是由于朱子重敬，由敬契入道德心之故。”这是现代新儒学的观点。全永植在《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体》中，分“科学与超自然主体在儒学中的地位”、“确立适当的文本”、“赋予超自然主体的合理性”、“纳入超自然主体：解释奇异的事物与事件”、“智识挑战自信以及对古人的尊崇”等五个问题进行论述。作者强调，“朱熹的学术地位似乎驱使他尽其所能地接受各种现象和课题，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体系。”黄俊杰以《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为题的主体演讲，从宏观上遵循朱子学之思路探讨全球化发展之相关问题，提出朱子“理一分殊”说在新时代的意义及其转化的可能性。他深刻指出，“全球各地‘相互连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质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是却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搏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串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容易因‘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逐渐转化为‘多’之上的‘一’。”
“第二届海峡两岸朱子学论坛”有10人发表高论，其中李发立以《朱姓和程朱理学源于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题的发言，把程朱从地理上联系起来，很有新意，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对上述发言，李明辉、潘朝阳、詹石窗、朱杰人、黄俊杰等作了评论，最后由朱高正作了总结。
会后，笔者收到世界朱氏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台湾大学教授朱茂男以“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发给的一封信，其中有谓，“我们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是不可绕过朱子。从融旧创新到开宗立范，朱子思想与各地文化条件之互动关系，这正是研讨朱子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系出同源，在朱子学的研讨上正是文化交流的最好平台。”朱先生确切地表达出了研讨朱子学的基本观点和朱子学在中华民族统一和团结中的核心价值。
第五节 研究会和研究机构
一 福建文化研究会
20世纪30年代，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的一批学者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其成员主要有李兆民、金云铭、郭毓麟等。
福建文化研究会的资料缺乏，具体事迹难于说明。福建闽学研究会副会长陈遵沂教授于1995年3月函询李兆民之子李才栋教授，其回函附所撰写的《福建文化的开创者之一李兆民简历》，摘要如下：李兆民（1888—1961年）亦名瑞书、兆麟、鲁德、青州櫵子、湘中渔父、上梅山人，湖南新化人。早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曾在云贵总理衙门任职。为同盟会成员，参与武昌起义，后任蔡锷秘书、护国运动少将参谋。再后任华中大学、上海国立税专、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协和大学等高等学校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发起“福建文化研究会”，并积极参加“福建文化”的学术活动。其除刊载于《福建文化》上的论文《洛学道南系的渊源》、《福建理学之渊源》、《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说》、《紫阳理学之我见》、《游荐山先生的遗教》①之外，还有《经学讲义》、《子学讲义》、《中国先民思想史》等。
他们主要研讨福建文化，着重探索福建理学。1937年4月，其所创办的《福建文化》杂志编辑出版了“福建理学专号”，标志着20世纪初以来闽学研究由比较分散的零星研究进入专题研究。他们把福建理学系统概括为“福建文化”，可以说是“闽学”概念的发展。“福建文化”是把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作为核心部分而提出的福建“大文化”概念。福建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们对朱子学研究的成绩卓越，主要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
（一）理学的渊源
治心在《福建理学系统》中认为，通常讲福建理学时总是从杨龟山说起，其实“在龟山以前，已经有过古灵学派，与龟山同时的又有武夷学派。古灵、武夷都已形成了一派学说”。②李兆民在《福建理学之渊源》中，将闽学渊源追溯到宋初。他认为，五代丧乱，文化凌迟，宋太祖反正，重兴正学。当时“声教风靡天下，竟出欧阳修、孙复、石介、胡瑗诸先辈，遵崇师道，讲明正学，迩后濂、洛、关、闽之递兴，盖渊源有自也。”①同时，他在《洛学道南系的渊源》中强调，道南系是“宋朝以来福建文化的大本营”。所谓“道南系”，是指南宋以来公认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传授系统。②本书上面已有讲到，此系统从师承上讲是可以的；其实，道南的源头还有游酢，且从思想内容上讲朱熹是直接承袭程颐思想的，杨时主要是程颢的思想。
（二）理学的内涵和派别
郭毓麟在其《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将宋代福建理学分为12派：（1）一元派，其以杨时为代表，认为“龟山哲学与明道同为气一元论，以天地只是一气，宇宙千态万状，不过一气聚散离合而已”。此说杨时、程颢理学为气一元论是不确切的，学界有定论。（2）致知派，其以胡安国为代表，认为“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3）主心派，其以陈瓘、胡寅等为代表。认为陈瓘学说重心字，其有“先天之学，以心为本”的观点；胡寅亦认为“圣学以心为本”。（4）义理派，其以罗从彦为代表，认为“豫章学说重义理，不重功利，故言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5）心气合一派，其以李侗为代表，认为学问之道在于“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而“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6）心性派，其以胡宏为代表，认为“五峰先生以为心性二字，乃道义渊源”。（7）穷理致知派，其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朱熹“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以求放心、持敬、守静为德之修养法”。（8）数理派，其以蔡元定为代表，其特点是“因数明理”。（9）范数派，其以蔡沉为代表，认为“九峰先生最大之发明，厥为数之一字”，其“数字能含括一切妙理”。（10）一本派，其以黄榦为代表，认为“勉斋学说之大要，以为道有体用二方面，体者一本，天命之性；……用者万殊，率性之道”。（11）道理派，其以陈淳为代表，认为“北溪学说注重道理二字”。（12）象理派，其以真德秀为代表，认为“西山先生以为天下凡有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之道理存于其中”。郭毓麟的这些观点，今天看起来有些是不确切的，且把闽学与闽中早期理学混同起来。③
（三）朱熹思想源流
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中还认为，朱熹“集古来诸家之思想，冶为一炉，而又能以己意评判，融合贯通，而蔚成有宋一代理学大家”。其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本濂溪、伊川之说；于伦理学上，论性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本张横渠之说；论心因理气二元之解释，分道心与人心二者，而以仁统之。李兆民在《紫阳理学之我见》中认为，朱熹哲学是“唯理论”之哲学，是一种经院哲学，或烦琐哲学性质之理学；濂、洛、关，皆是朱子学说之渊薮，“其宇宙观不外周子太极图说、伊川理气说之融和。而远源出于《易传》与老子《道德经》”。朱熹宇宙观是二元融和之一元论，即“一元太极统系下之理气二体”。“朱子意欲将其唯理论之哲学，建立在格物致知之科学上，然须贯通性理学与古传之天人合一论，或宗教哲学”。“其解释之艰难，自不待言而谕矣。朱子之大志为时代局限而不达，门人更不伸，蹉跎于经传章句与成说，惜哉”。①
金云铭的《朱子著作考》，是篇研究朱熹著作的力作，该文考证朱熹撰著之书《周易本传》等39种，朱熹编次之书《二程遗书》、《近思录》等18种，朱熹注释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等6种，朱熹校刊之书《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5种，朱熹著述经后人编次而成书者《朱子五经大全》、《朱子语类》等64种。以上总计，朱熹著述共有142种之多。②
（四）明清福建理学
李兆民在《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说》中认为，宋代福建原系程朱理学地盘，陆王心学势力甚微，迨明代王阳明之学兴起，开始有人从事阳明学。尤其浙江王龙溪学派流传，渐次化为闽产，而闽中追随者甚多，便出现“旗鼓相当”的局面。当时福建也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著名闽学家莆田周瑛、晋江蔡清陈琛、同安林希元、镇海卫（今漳浦）陈真晟、惠安张岳，特别是诏安黄道周“则为明代闽学之殿军，影响后学甚大”。至满清入主中原200余年间，“犹有数人继承先世余绪，若蔡世远、蔡新、雷鋐、林赞龙等，其最著者也。”③
二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
1989年10月17日，在太原成立了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
当时，正在那里举行全国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这是经过10多年“文革”动乱后的首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工作者大多是彼此生疏的。经过会议的二三天的交往，到会议最后两天，有些学者提出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会的问题。因为此议符合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形势和学者们心理的需要，尽管时间很紧迫，会议结束前夕还是正式宣布成立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推选出理事会和领导机构。理事会建议，具体问题再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议定；学会秘书的办公处设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1980年6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的理事开会，对学会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决定在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并为会议准备各种文件。①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审议中国哲学史学会章程（草案）；（2）讨论和通过学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编辑方案和主编、副主编人选；（3）研究1981年召开全国学术讨论会的问题；（4）讨论开展兄弟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案；（5）研究编辑《中国哲学史年鉴》和编辑出版“中国哲学史丛书”，以及加强国内外中国哲学史研究情报的交流等；（6）推举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任命副秘书长等。其第3项议程讨论情况：
与会学者一致同意，1981年的学术讨论以宋明理学为主题。目前深入开展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从国内看，宋明理学在中国统治时间最长，对后世影响很深，直至现在仍然渗透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理学；宋明理学研究清楚了，将有利于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流毒，促进“四个现代化”。从国际上看，宋明理学对日本、朝鲜影响亦很深刻。近年来，外国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兴趣很浓，许多国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研究宋明理学，出了一批成果。目前，我国许多省份也开展了对理学的研究（如上海、浙江、河南、陕西等），也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与会学者提出四个问题：（1）宋明理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2）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意义；（3）对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评价；（4）宋明理学的派别如何划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②
此次学术会议如期于次年在杭州召开，比预期的规模、讨论内容、意义还要大，本章上面第4节已述。这次北京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提出以宋明理学为研究主题，对尔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至今20多年来基本上大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此外，上面讲到中国哲学史学会创办刊物、编辑年鉴丛书等规划后来都得到实施，不过个别项目半途而废。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途改名为《中国哲学史》，至今还在出版。
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章程，刊于学会刊物上。其第1章曰：本会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它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和推动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辩证规律，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哲学遗产，科学地总结我国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水平，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①
中国哲学史学会首届领导机构：
名誉会长 侯外庐
顾问 于光远 冯友兰 孙耕夫 孙叔平 吕振羽 杨超
张恒寿 郭化若 容肇祖 蔡尚思
会长 张岱年
副会长 冯契 石峻 任继愈 肖箑父
秘书长 衷尔钜
副秘书长 杨宪邦 楼宇烈按学会《章程》规定，会长至副秘书长都是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再加上王明、艾力农、吕希晨、邱汉生、陈俊民、贾顺先、曾乐山。理事有陈正夫、沈善洪、高令印、李锦全等52人。②
三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于1981年10月26日在厦门成立，地点设在厦门大学哲学系。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章程》，其第1章宗旨曰：
本会是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和福建哲学学会的分会。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工作者的全省性群众团体。它的任务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串“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和推动本会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深入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整理和研究本省历史上的重要哲学资料，批判继承和总结我国丰富的哲学遗产。……福建和台湾两省历史上有过密切关系，本会积极促进和台湾省中国哲学史研究团体和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提高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水平。①
学会成立一年后，据其向省社科联的汇报材料，其研究情况：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印了《朱熹及其学派福建地方史资料》（1981年12月）、《关于研究福建地方哲学的几个问题》（1984年10月）、《福建从祀孔庙人物思想研究》（1985年12月），泉州晋江地区文管会庄炳章等编印了《泉州历代名人传》、《泉州历代碑刻选》、《泉州地区文物志》，晋江安海陈德贤辑录《朱熹在晋江安海的事迹》，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学会成立后一年多来，会员在报刊发表文章30多篇。
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首届会长为邹永贤，高令印、陈其芳、张炳亮为副会长，何乃川为秘书长，再加上省内部分地区各有一名理事，组成为理事会。此后每隔三四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组成新的理事会。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原属省哲学学会之分会，由于省社联对下属学会有所变动，于2004年初，该研究会不再单独活动。至此，活跃于福建学术界30多年的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终结。
本会的主旨是研究朱熹及其后继者，以及闽中早期理学。研究会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撰写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专著几十部，诸如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高令印、蒋步荣的《闽学概论》，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徐晓望主编的《福建思想文化史纲》，何乃川的《闽学论集》，詹石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朱熹与〈周易〉先天学考论》，林振礼的《朱熹与泉州文化》、《朱熹新探》，邹永贤主编的《朱熹思想论丛》、《朱子学研究》，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等。
四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朱子学专业研究机构。其前身是于1989年成立的上饶师专朱子学研究室，1993年改建为朱子学研究所。2003年，江西省教育厅确定为高等学校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该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儒学与文化的融合，朱熹思想的诸领域，朱熹后学，朱子学文献，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朱子学的现代价值，等等。试图建立以朱子学为中心，拓及理学、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立体式的研究框架。
该所现任正副所长为著名朱子学家吴长庚教授、徐公喜教授。现有研究人员19名，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9名，具有博士学位的3名。有关朱子学的图书资料颇为齐全，研究条件优越。
该所于1989年创办的《朱子学刊》，迄今已出版15辑。该刊被誉为“国内朱子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份权威性刊物”（《解放日报》语）。现今主编为饶祖天、姜广辉、吴长庚。
该所承担国家社科规划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7项，省教育厅项目15项。获省级奖励3项。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主要是吴长庚的《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朱熹文学思想论》、《鹅湖峰顶志笺注》，徐公喜的《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以及《朱熹教育思想论稿》、《朱熹的史学思想》、《朱熹自然科学思想论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等。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有：《儒藏精华》之《春秋》类点校、朱子研究数据库、朱熹与江西理学研究、理学渊源考辨、理学家法律思想研究、宋元朱子学传播和接受研究、六经图碑研究与开发、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研究、辛派词人研究等。此外，承担了上饶市委上饶历史文化丛书《上饶历史名人》的主编和撰稿工作。
该所有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一批朱子学人才，诸如当今活跃于国内外朱子学界的饶祖天、吴长庚、韩钟文、徐刚、汤勤福、徐公喜等，都出于该所。
该所很重视对外交流。本世纪初以来，该所举办全国和国际性学术会议5次：纪念侯外庐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陆学与江右思想学术研讨会、纪念朱陆鹅湖之会8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婺源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朱熹与上饶历史文化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27届年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已有20年的历程，继往开来，正以朝气蓬勃的新姿屹立于海内外朱子学之林！①
五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子学的故乡福建，特别是其闽北，大兴崇尚乡贤之风。1985年11月30日，在建阳考亭成立了以地方史志工作者为主体的闽北闽学研究会。该会从原先20余人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并在崇安、浦城、建瓯、光泽、南平、武夷山等地成立了分会，在闽北地区开展群众性的闽学、朱子学研究活动。随之又有福州闽学会、闽东闽学会、将乐杨时研究会等成立。他们编印《闽学通讯》，交流闽学研究信息。他们为迎接1987年12月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还特地编印《闽学研究》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基于上述闽地以至国内外朱子学的兴盛形势，在1987年12月初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倡议成立专门的朱熹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国际会议之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成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1988年6月23—26日在武夷山隆重举行。会议由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科联、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旅游局、尤溪县政府、闽北闽学研究会等联合发起，由地方行政领导机关——建阳地区行署主办召开，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江西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上饶师专、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所、白鹿洞书院、福建省哲学学会、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福建省对外经济交流协会、福建日报社等为会议的支持单位。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12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会上，宣布成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并进行学术讨论。会议收到42篇论文，有20多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大家一致以为，朱熹是与孔子并称的前后相继的两个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者，不管人们对他怎样评价，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对此，著名学者蔡尚思即兴之词“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我国学术文化界的大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会议的论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朱熹与中国文化》一书。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既是国内闽学、朱子学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交流中心，又是与地区文化建设和经济开发相结合的文化实体。《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章程》第3条、第4条曰：
本中心的宗旨是：励志改革，反思传统，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立足武夷，面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力求使学术研究为当前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中心的任务是：（1）广泛联络各地有志于朱熹研究的人士，深入开展朱熹、闽学（朱子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振奋民族精神，促进伟大祖国文明的复兴。（2）积极加强各地朱熹研究社团之间的联系和协作，经常交流经验，互通信息，交换材料，增进友谊，共同进行地方史料的发掘整理。（3）举办若干服务性项目，为国内外从事朱熹研究的学者专家来武夷山和闽北各地进行学术研究考察提供方便。（4）吁请社会各界，为闽学故乡文化宝藏的开发和朱子遗址的修复提供各种支持和赞助。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立足本地区，背靠全国，面向港台，走向世界，树立开
拓精神和开放意识，以多渠道进行朱子学的学术文化建设和交流，使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真正成为祖国东南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地。
武夷山朱熹中心自成立以来，在搜集资料、促进遗址修复、加强海内外联谊、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1990年在武夷山名胜风景区建立了朱熹纪念馆，迄今为止已接待参观者达三四百多万人次。（2）举办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朱子学术研讨会，其中以1990、1997、2000年举办的三次纪念朱熹活动和国际学术会议最有影响。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结识了新朋友，增进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朱子后裔对闽北朱子故里的了解。（3）已编辑出版了《闽学研究丛书》8册和《朱子研究》（后改为《朱子文化》）数十期，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4）赞助大陆学者出版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5本，达160余万字。（5）十年来，筹集资金500多万元（主要是海外朱子后裔捐资），修复了武夷山（原崇安）朱子故居紫阳楼武夷精舍（即紫阳书院）、建阳考亭书院文公祠朱子墓等十多处遗址，为开辟以武夷山为中心的朱子文化旅游线路做了基础性工作。（6）积极开展海峡两岸及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俄国、荷兰、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国，以及港澳台的一些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朱氏宗亲组织建立了联系，提高了武夷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密切了与海外华人、国际友人的交往，扩大了朱子学在世界的影响。
该中心于1993年6月创办期刊《朱子研究》，至2006年初，出版50多期；原为省内刊，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易名为《朱子文化》，于2006年3月出版创刊号（双月刊）。现今是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主办、世界朱氏联合会协办，正副社长、主编为张建新、朱茂男、张品端、朱杰人、方彦寿。此外，还于1986年初创办内刊《闽学通讯》，至1997年，出版40多期。此是至为宝贵的地方朱子学文献。
今后，该中心将继续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以修复起来的武夷精舍（紫阳书院）为朱熹研究中心的基地，创办朱子图书馆（含朱氏族谱展览馆），为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学者和朱子后裔提供资料咨询服务；继续筹集资金、进一步修复朱子文化遗迹，开辟朱子文化旅游线路；加强与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联系，扩大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影响。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领导机构，几年来在首届理事会的基础上有所调整，理事长为现任南平市党政书记市长更替，现任正副秘书长为张品端、方彦寿等，主持日常工作。①
附录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理事会首届成员②
总顾问：周谷城
顾问：冯友兰 贺麟 张岱年 任继愈 匡亚明 陈荣捷（美籍）
邓广铭 吴泽 杨向奎 刘述先（香港） 邱汉生 张岂之
冯契 陈乐素 黄寿祺 王仲莘 丁日初 南江 邹永贤
李联明 蔡厚示
名誉理事长：蔡尚思 陈元晖 程序
理事长：刘钦锐
副理事长：刘树勋 朱兆祥 朱荣元（常务） 宫维祺（常务） 沈善洪
张海鹏 陈正夫 张立文 高令印 陈其芳 杨青
常务理事：林有旺 李烈 马照南 郭勋安 陈家生 江运福 杨继来
黄金山 陈雪清 余盛作 郭风山 黄保万 蒋仁 杨金鑫
理事：丁祯彦 王有为 王国轩 王炳如 孔繁 叶茂春 朱家溍
朱瑞熙 孙言诚 孙平 刘鄂培 刘学沛 何乃川 李学语
李才栋 萧冰 林文豪 汤志钧 杨慎初 步近智 郑德渠
陈建才 洪波 俞兆鹏 陈志哲 张安奇（女） 姚公骞
祝文善 陆霄峰 黄宣民 傅云龙 曾乐山 蒙培元 葛荣晋
楼宇烈 潘富思 潘渭水 鲍元 蒋步荣 虞愚
常年法律顾问：祝振宏 季人俊
秘书长：杨青（兼）
副秘书长：马照南 蒋仁
六 福建闽学研究会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8月22日，成立大会于同日在武夷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省各地的47位会员代表和闽北闽学会的成员，共80多人。
会议认为，闽学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别，既有地域性，又超越地域性。加强对闽学的研究，不仅对发扬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如何加强闽学研究，大家提出：（一）充分重视闽学资料文献的发掘和建设，把它作为全省和各地县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项目。（二）加强规划，统筹安排，不断提高闽学研究水平。（三）要把研究闽学当作建设福建新文化的大事。通过深入研究，为创造和建设当代的福建新文化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参与国际朱子学研究活动，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高度认识闽学。
对于今后的设想和安排，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一）健全、发展和完善组织机构；（二）筹办文化书院，目前首先举办培训班，提高会员闽学素质；（三）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科研课题，准备整理出版朱熹著作大全，收搜整理闽学资料大系；（四）筹办朱熹研究刊物和研究会通讯；（五）对省内各地闽学学术活动进行规划，使其更有计划的进行；（六）与旅游、文化等部门联合举办各种活动，如开拓闽学文化旅游等。
会议期间，进行了学术报告和交流。闽北闽学研究会作为闽学研究会的先驱和分支，对成立5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评出一批优秀论文、优秀会员和优秀分会进行了表彰。
会议讨论通过了《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其《章程》第1、2章部分条款曰：
本团体的名称：福建省闽学研究会（FujianminscienceResearchAs-sociation，简称FMSRA）
本团体的性质是团结有志于（朱子学）研究的各方人士，开展闽学学术研究。本团体为学术性、地方性团体，为自愿结成、非营利社会组织。
本团体的宗旨是开展闽学学术研究，为挖掘福建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海内外朱子学者学术交流作贡献。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本团体的住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开展闽学学术研究活动，组织科研协作。
（二）收集、发掘闽学资料。
（三）与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及国外学者交流闽学研究成果。①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现任会长为何少川，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分别为黎昕、陈遵沂，主持日常工作。
附录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顾问：刘惠荪 邹永贤 蔡厚示
会长：许怀中
副会长：刘树勋 何乃川 穆克宏 陈树田 陈其芳 周立方 杨青
金文钦 高令印 徐晓望 魏了望
常务理事：王耀华 叶茂春 许怀中 许在全 孙明章 刘树勋
陈树田 陈及霖 陈其芳 陈遵沂 陈家生 何乃川
吴玉贤 李金华 周立方 杨青 高令印 黄保万
蓝章廉 潘心雄 黎昕 穆克宏
理事：王耀华 王植伦 王凌 方文图 叶茂春 许怀中 许在全
刘树勋 孙明章 李天兵 李金华 李 烈 李邦国 吴玉贤
何乃川 陈树田 陈及霖 陈其芳 陈遵沂 陈元煦 陈家生
张建模 周立方 杨 树 杨 青 杨继来 郑卫华 郑炳炎
郑国贤 周志斌 柯兆利 高令印 黄保万 谢孝荣 蓝章廉
潘心雄 黎 昕 颜立水 穆克宏
秘书长：黎昕
副秘书长：陈遵沂 蓝间廉
七 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
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于1993年5月7日在韩国汉城成立。
朱熹曾孙朱潜至韩国定居，为韩国朱氏始祖。韩国朱氏在韩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很早就有宗亲组织。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受各国朱氏后裔的委托，负责筹办了这次盛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朱氏宗亲54人出席了会议。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朱昌均任筹委会主任，并主持了会议。其间，他们先到罗南道绫州的朱子庙和东源祠举行了祭祀朱潜典礼和巡访了朱潜事迹，然后回汉城宣告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的成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审议通过了《章程》，以及“以朱子学研究在韩国的发展及朱子思想的世界地位和当今价值、儒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为中心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其《公告》曰：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缅怀宋代伟大思想家紫阳朱子，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启迪古代文明的丰功伟绩，交流各地朱子学研究的经验和信息，保进各国朱氏亲族及华族的友好往来，协商成立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在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总体结构中，分设一朱子学委员会，这是本会社会功牟的重要发挥与突破，有利于促进朱子研究事业的发展。朱子学委员会是世界朱氏联合会的一个分科委员会，但又是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委员会……专司学术研究，其领导成员应以各地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为主。为适应当前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的形势，朱子学委员会应进一步充实力量，强化功能，提高层次，使之真正成为世界朱子学研究的一支劲旅。①
会议强调，以朱子后裔为主体的世界朱氏联合会，理应当仁不让，自觉承担支持参与朱子学研究，促进朱子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任务，不应单纯联络宗谊举办某些福利公益事业为限。为此，会议确定世界朱氏联合会坚持以敦宗睦族、振兴中华故国、敬业乐群、造福人类社会为宗旨；以弘扬朱子思想、复兴东方文明为职志。提倡联络宗谊，组织策划宗亲之间的亲睦活动与广泛发动全体会友支持参与朱子研究相结合；筹集资金，修复朱子故里重要文化遗迹与支持有关书刊出版发行相结合；深研朱子思想与重建人类道德观念相结合。会议殷切期望，各地会友及宗亲，发扬朱子后人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同心协力支持上述宗旨任务的贯彻落实，努力把本会建设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就卓著的社会团体。
《世界朱氏联合会章程》于1993年5月7日在汉城成立大会上制订通过，于1995年在中国婺源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修改，其修改后的《章程》第1条至第4条曰：
第1条（名称）：本会名称为世界朱氏联合会（TheWorldFed-eration
ofChusAssociations)．
第2条（会地）：本会秘书处和办事处暂定设于中国上海并韩国首坞尔、加拿大设办事处或联络处。
第3条（目的）：
（1）居住在各国的朱氏宗亲，组成一个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扩大组织，策划宗亲之间的亲睦活动。
（2）为贡献国际亲善及世界和平，继承发扬文公的思想及中国、韩国、日本等我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
（3）支持修复朱子遗址。
第4条（事业）：为达到如上目的，推行如下事业：
（1）调查世界各地朱氏居住情况，推进宗亲之间的和睦活动；
（2）发行会报；
（3）支持朱子遗迹的修复；
（4）支持研究和弘扬朱子思想。①
世界朱氏联合会首届理事会成员，会长为朱昌均，副会长为朱仁镐、朱兆祥、朱祥南、朱启高，朱银汉、朱永炯等22人为理事。秘书长开始为杨青，不久换为朱杰人；副秘书长为朱杰人、朱茂珪、朱济灵、朱七星。朱子学委员会委员长为朱瑞熙。②
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后，发展至为迅速，其分支机构遍于全世界，领导机构迄今已换届六次，会长由朱昌均换为朱祥南，又即将由台湾的朱茂男接替。自办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六七次。运用各种形式发扬朱子思想，在世界朱子事业中确实发挥了劲旅的作用。例如，其分会广西朱熹思想研究会朱子后裔联谊会举办的表彰优秀朱子后裔学生、扶助贫困朱子后裔学生活动，很有意义。其朱光葳常务副会长在“朱熹思想研讨会暨2005年博白朱子后裔学子升学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广西有朱子后裔35万，博白县就有10多万人。博白县成为我国的文化大县、教育大县，这与朱子后裔传承优秀的传统，弘扬优秀的文化，悉心教育自己的子女勤奋攻读、艰苦创业分不开的。今天第一次表彰的78位学子，都是朱子后裔的优秀学子。我们期望着，博白县的朱子后裔人才辈出，为国家经济建设不断输入优秀人才。……广西朱熹研究会是联谊朱子后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朱子思想的群众团体，历年来广西朱熹思想研究会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较好的成绩，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①
在世界各地的朱子后裔，大都如这里讲的广西朱子后裔一样，把联谊活动与弘扬朱子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当地的朱子学研究、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
八 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在朱子学发源地的武夷山武夷学院内，有三个以朱子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研究机构，即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文化研究所、武夷文化研究院。
武夷文化研究所是在武夷学院前身南平师专就建立起来的老研究所，迄今已有20多年，出了不少学术成果，像陈家生的朱熹诗词论著、程利田的游酢理学论著等。武夷文化研究院是南平市副市长吴邦才主持创办的，是南平市的学术研究单位，所聘研究员遍布省内外，迄今已有十多年，定期出版刊物《武夷文化研究》，在武夷文化的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原在南平，由张自生等主编《武夷文化研究》，主持日常工作，于近年迁入武夷学院。武夷文化研究所和武夷文化研究院有合有分，资源共享，座落在武夷学院的明月湖畔，研究条件十分优越，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如以杨国学、项小玲、朱平安等为正副主编出版的篇幅较大的《武夷文学研究》、《世界遗产武夷文化年鉴（2005年卷）》等，填补了武夷文学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武夷文化的研究。武夷文化研究所现任正副所长为杨国学教授、朱平安教授。
据说是数年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视察武夷山，对接待他的福建领导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与福建社会科学院在武夷山合办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于是，2005年10月19日，该“中心”挂牌成立。其印发的简介曰：
建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首倡，先后得到了当时和现任福建省领导宋德福、习近平、卢展工、黄瑞霖、汪毅夫等同志的多方关怀，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常务副院长王洛林、现任常务副院长冷溶和朱佳木副院长的指导和推动。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福建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平市政府、武夷学院等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该“中心”的品位之高是少有的。其简介还指出，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创办，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主管，院址（秘书处）设在武夷学院。中心法人代表由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武夷学院校长张祖英教授担任。其研究课题和工作条件：
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的文化遗产，推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培训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研究人才和后备力量；建立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的研究信息资料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学术与文化交流，提升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所在的武夷学院地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与武夷山市市区之间。研究中心大楼为仿宋建筑，座落在校园明月湖畔，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中心内设文献室、专家工作室和国际学术会议报告厅，为海峡两岸和国内外专家学者进入中心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到研究中心讲学、客座研究、学术交流。①笔者曾于2006年秋季应邀在此“中心”客座研究两个多月，撰写了此《朱子学通论》部分稿。此“中心”确实是朱子学研究的最佳地方，它不仅有大量基本的朱子学文献资料，还可以实地考察朱子事迹，耳闻目睹的都是朱子学的问题。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为陈筠泉，副主任为潘淑明、吴邦才、李存山、张祖英、黎昕，秘书长为张祖英（兼），副秘书长为姚进生、杨国学、张廷枋、张品端、赵健全，李学勤等17人为学术委员。
九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本世纪初，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黄俊杰教授主持台湾教育部门的研究项目“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在此基础上，“东亚经典文化”的研究成为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创始研究计划之一，设置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东亚经典与文化”。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东亚经典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直接和间接地涉及朱子学。这是以东亚为研究视野，以经典为研究核心，以文化为研究脉络，既宏观中外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观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本研究之目标，希望在21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的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面。
为了更好地实现计划的各项目标，陆续举行学术演讲会、学术研讨会、学术工作坊研讨会，以及“东亚文明研究教师研习营”、“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生研习营”等。同时，广泛邀请东亚各国和地区学者，举办包括“跨文化研究与诠释问题”、“东亚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东亚世界与儒学”、“日本汉学”、“情景与圣化——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公私领域新探：东亚观点与西方之比较”、“东亚四书学”、“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东亚传世文献译解方法”、“（台湾）日治时期初等教育”、“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发展”、“东亚视域中的‘中国性与欧洲性’”、“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通过上述培训研究等学术活动，培养出了一批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共出版专著60余种，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其中有黄俊杰、林维杰编的《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黄俊杰著的《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李明辉编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李明辉著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高明士编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李明辉著的《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黄俊杰编的《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俊杰张崑将编的《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杨祖汉著的《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争论》、吴展良编的《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刘文清李隆献编的《东亚历史年表》等，这些论著都贯串着朱子学的问题，显示出朱子学想渗透于东亚经典与文化的各个领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
“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在黄俊杰教授总主持下，正在进一步实施各种课题，诸如黄俊杰主持的《东亚儒学视域中的朝鲜＜论语＞学》、张宝三主持的《＜五经正义＞在东亚之流传与影响》、李明辉主持的《翰鲜后期的“四端七情”之辩》、陈昭瑛主持的《知音：儒家美学的认知和道德问题》、徐兴庆主持的《东亚视域的中日文化交流：互变与变迁》等。①
十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6年10月成立。当时，“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之后成立的国学专门研究机构。由校长林文庆任院长、语言学家林语堂任总秘书，语言学家沈兼士任研究主任。当时国学院聚集着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张颐、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时媒体称其‘大有北大南移之势’”。①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在中国文学、地域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来，由于经费和主要研究学者离去等原因，研究院停止了工作。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迅速发展。适应新的国学研究热潮，厦门大学于2006年12月复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以“萃取国学精华，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秉持“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继承发扬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发挥多科交叉整合优势，突出国学主流和区域性研究特色，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②其基本构想是：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将突出三条主线：一、围绕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领域的演变和发展。二、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研究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传播、影响和演进，尤其注重探讨东南海洋带文化的传承。三、关注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组织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突破性的重大国学研究课题……③这里明确指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研究各种课题的。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恢复后，即于2007年4月联合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世界朱氏联合会等，在厦门大学举办了“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朱子学与闽台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知名学者60多名出席，在会上发表论文的有30多人，对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会后，大部分学者到闽北寻访了朱熹事迹，进一步加深了对朱子学的认识。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现任院长为朱崇实，常务副院长为陈支平，以及院务委员和本校学术委员李建发、徐梦秋、朱水涌、王旭、陈明光、杨国桢、詹石窗、周宁、刘钊等，秘书为洪峻峰。
第一节 作为宋学的朱子学
一 宋学与汉学
由两汉开始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思维方式——经今古文学，到了宋明，又演变成为宋汉之学。一般来说，经今文学与宋学接近，强调“经学即理学”，通过义理思辨，重在发扬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倾向于哲学；经古文学与汉学接近，通过考据、训诂，重在实证，主张“六经皆史”，倾向于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前者空疏，后者烦琐，相反相成，突出地呈现于清代思想学术里。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理学），是其后国家的正宗思想，控制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至明中叶，基于朱子学的分化，其中心学发展出来，特别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六经皆我注解”，并与佛教禅学“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相结合，蔑视礼法和经典，甚至“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①阳明学在冲破朱子学的禁锢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也使宋学更加空疏不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大都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阳明学末流的腐败学风，于是大有摒弃王学之势。李元度说：
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罪于阳明。②以朱熹为代表的国家正宗思想理学，由于阳明学的一度盛行，到了明清之际已不能维系人心；清朝的建立者满族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所以，清朝确立时朱子学衰落。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等建议朝廷复兴理学，提倡宋学，得到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采纳。康熙皇帝说：
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①
并命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以广流布。于是，清初宋学盛行，国家又走上朱子学为正宗思想的轨道。一般认为，当时有以张履祥、陆陇其等为代表的程朱派，以孙奇逢、李颙等为代表的陆王派，以李光地、汤斌等为代表的二者折衷派。李光地是清初复兴朱子学的代表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使国家沿着原来的正宗思想的轨道统一和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代表清代思想文化的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运用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思维方式，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考证，所以又称为朴学、考据学。这一思潮，先是满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使一些学者为了回避现实问题而到故纸堆里讨生活，致力于经籍考据，出现汉学复兴；接着是顾炎武等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以求实精神和批判态度进一步发扬，到了乾嘉时代便达到了高潮，成为清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它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从哲学上讲，可以以戴震代表这一思潮。
在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一般要由复古改制的形式出现，如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其实，清代汉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力求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潮，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评其为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期”②，这是十分确当的。
二 主要朱子学（宋学）家
在宋学与汉学的对立统一中，便出现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学者。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晚号仪卫，安徽桐城人。用功于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姚鼐，为桐城派作家。他认为，朱熹与孔孟无二。别人所著书凡与朱熹抵触者，他便进行辩解。他著《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力诋汉学之非。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方东树批判汉学家处，多切中要害。清代苏惇元在《方东树传》中谓，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书出汉学渐熄”。②果然，汉学之古文经学派在此以后不久就一落千丈，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所代替。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他曾与倭仁、唐鉴为友，致力于朱子学。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名儒”。曾国藩不满思想学术界汉学、宋学之争。他说：“自乾嘉以来，学者分别汉宋，党同妬真，判若水火，鲜不扬其颓波，失其初旨。”③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是宗程朱、薄陆王的，也注意兼收并蓄。他特别强调《大学》所列八条目中的“格物”、“诚意”。其说：
《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④他认为，人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人性本善；而要恢复那善的本性，就要做“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工夫，“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⑤他反对王阳明“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认为那将最终“别无所谓实行”。他强调“力行”。其又说：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⑥
显然，曾国藩坚持朱子学的原则是十分坚定的。他通过把学术与政治权势结合起来，使朱子学得以维持。这时的汉学也在衰颓，因为它以考据为事，厚古薄今，无补于国计民生和民族危机的解决。由于曾国藩的大力倡导，朱子学于是在汉学走下坡路之时，便又兴盛了一阵子。
唐鉴（生卒年不详），字确信，湖南善化人。官至江宁布政使。在学术上笃信谨守朱子学，无稍违背。他说：
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数圣人数贤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天地不变，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也；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天地终古不变也。①
可见，他把朱子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力捍卫朱子学。他的著名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就是编写清代理学道统的著作。《清学案小识》把清代前期著名朱子学者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进行详细地论述，把他们传道、守道、翼道的事迹呈现出来。当时的理学名臣当权官僚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都曾在其门下受教问学。
倭仁（1804—1871年），字良峰，乌旗格里氏，蒙古正旗人。他是唐鉴的弟子。曾任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是同治年间的理学大师。与曾国藩、何桂珍等讲求朱子学，以卫道自居。他根据朱熹的思想请求皇帝延访真儒，“讲论道义，以辅圣德”，“非圣之书，屏而勿读”，此为“人君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他反对当时选送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国家之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是当时守旧派的首领之一。②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官至军机大臣。他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立学宗旨，要据朱熹《四书集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他在辜鸿铭的协助下，坚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优于西方。他提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朱子”、“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③著有《劝学篇》等。
辜鸿铭（1856—1928年），名汤生，以字行，自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14岁时赴欧洲留学，精通九国西语，得13个博士衔。30岁返国，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参与清政府与各国议和谈判。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洋公学教务长等。曾译《论语》、《中庸》等为西语，并以西语撰《尊王篇》、《春秋大义》，汉译英《痴汉骑马歌》，等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等。今有《辜鸿铭文集》等行世。①
辜鸿铭回国后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清史稿》本传曰：
（汤生）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按即四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②
辜鸿铭满口孔孟程朱、《春秋》大义，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是个典型的守旧派。对于辜鸿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有所评述。他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说：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早岁游学欧洲，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庚子都门乱作，国事危急，君乃以欧文撰《尊王篇》。“甲午战后，海内士夫愤于积弱，谋变法以致强，相见辄抵掌论天下事，汲汲如饮狂药，而君则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君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君为卫道之干城，警堞之木铎。”③
辜鸿铭出生于外国，青年时代受教育和遍游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精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中年返国以后却“沉酣寝馈”程朱理学，“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倡导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捍卫朱子学。④
第二节 改良派和革命派与朱子学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们，一方面从西方近代思想中寻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要在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朱子学中挖掘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一 改良派
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进化论、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们企图将西方的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某些合适的部分结合起来。他们批判朱子学中的一些部分。严复（1853—1921年，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人）在所译《天演论》所下的按语中说：
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①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批判理学家的“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论，认为人生而有欲，是天之性，“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还引王夫之的话说：“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无从发现。’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他认为，把本来与《大学》相符合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命题，硬是分出“天理”为“善”，“人欲”为“恶”，这是“妄图生分别”。②
他们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却又肯定其中的许多东西。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大力宣传“新民”说，其思想渊源即是朱子学所倡导的经典《大学》中的“亲民”治国之道。梁启超的“新民”说充分地运用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康有为（1858—1927年，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和朱熹一样，把仁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说：
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之心生，为万物之海，为一切根，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此生。③
在他看来，仁能感应万物，人的“不忍之心”在仁人那里，也能扩充展现不忍之政。他把仁心、仁政比附为上帝的作用，使其仁说更接近程朱理学。
二 革命派
孙中山（1866—1925年，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是中国近代资产者的革命领袖，其核心思想三民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传统的成分。他跟康有为一样，很重视《大学》的治国纲领。他认为，《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好的治国纲领和政治理想。他在讲解民族主义时就屡次强调，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特别是，孙中山对朱子学所反复强调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扬弃。如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孙中山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朱熹之格物“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的致知观，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孙中山说：
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敢从事于行。……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可指日乐成者也。②
由此，孙中山便提出他的有名的“知难行易”论。他说：
说到学问问题，要去推翻它，就要把思想反过来，反以古人所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③
他是从爱国和革命的需要出发，赋予传统思想观点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如他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借用“王道”和“霸道”来作为政策区分，认为“王道”胜过“霸道”。但是他又认为，中国本身是“霸道”的产物，按他的话说就是“用霸道造成的母体”。他所谓“霸道”，是指封建“专制独裁”。④
第三节 现代学者的朱子学研究
民国前后，中西、新旧的矛盾，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主流是新文化运动。他们把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受辱归结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他们以西学的科学、民主为武器，对儒家传统进行批判，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是，儒家传统受到如此扫荡性的打击，儒家学者必然起来维护。因此，和新文化运动相辅行的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形成为研究、发扬儒学的群体。他们是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的谋求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思想派别。就他们对朱子学的研究，择要叙述之。
一 熊十力
熊十力（1884—1968年），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1902年入武昌陆军特别学校。辛亥革命初任黄冈都督府参谋，后弃戎从笔。1918年后，熊十力跟随欧阳竟无研习佛学。1922年，应聘至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新唯识论。1938年，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讲学，随即至北碚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书院任教。1950年，又回北京大学任教。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熊十力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原儒》等。
现代新儒学以继承、接续宋明新儒学（理学）为己任。就熊十力说，其立论偏重于理学中之陆王心学，而对程朱理学有所贬拟。他认为，“晚周六国以后二三千年间，贤儒求仁而不违于孔子者，惟王阳明一人而已。”他的“体用”、“心物”不二的宇宙论、“知行”不二的认识论，以及其“理欲”、“圣凡”不二的修养论，明显地受到阳明学的影响。他认为，陆九渊的“宇宙即心”是“言近而旨远”。他以“大乘”与“小乘”比作王学与朱学。①他对阳明学也不是全盘肯定，如谓王阳明不守“哲学范围”，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推至经验领域，“不为科学留有余地”，因此只适用哲学领域的“心即理”就不够精当了。相比之下，朱熹的“格物穷理”就具有近代科学萌芽思想。王阳明的“格物”只求明体，不求达用，缺乏“辩物明理的知识”。②
熊十力的代表作是《新唯识论》。他在此书和有关著述中强调，宇宙万物的生化变化，全由本心（本体）之恒转所显现。这颗本心（本体）是真心、性智、清静无染，健动而非死寂、真实而不虚伪，它决定宇宙万有。他是以《周易》之生生、阳明学之良知为前提，援引西方近代哲学之感觉论，改造程朱理学之理气、心性说，而形成一种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创始者和领袖。
二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长期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冯友兰与朱子学有关的著作主要是其“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这六本书便形成其“新理学”的思想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阐述宋明理学，并“接着”程朱理学讲，以求开辟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天地。在宇宙观方面，他借用新实在论的方法对程朱学派提出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形上形下”、“无极而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理一分殊”、“有物必有则”、“气是理的挂搭处”等命题和范畴作了创造性的诠释，并以此作为他建立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而对陆王心学的宇宙观则缺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①冯友兰的《新理学》是讲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他认为，这是朱子学的基本内容。朱熹分宇宙为形而上的理世界与形而下的器的世界。《新理学》据此提出理世界是共相，器世界是殊相；理世界为“真际”，器世界为“实际”。“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因为“实际”中某类东西之所以成为某类东西，就是因为它依照某类东西之理。“实际”中某类东西，就是“真际”中某一理的例证。“真际”比“实际”更根本。冯友兰讲的“真际”可以离开“实际”而有，即抽象可以离开具体而有，理可以离开气（事物）而有。冯友兰说：
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②
后来，他将具体共相的理论，化为具体共相的方法。如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几章“通论”，如通论玄学、通论佛学、通论道学等，都充满具体的共相分析。对于殊相（经验），他在《新理学》的形上学中，并没有地位，在后来的论著中克服了。他还认为，理为太极，气为无极，无极和太极即世界的两极；无极和太极的关系实即气与理、实际与真际的关系。这种讲法是周敦颐、朱熹讲的“无极而太极”论说的改进。
由此，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认为，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具是客观的，宇宙、人伦、万物各类，都有分别遵循的原理。他强调，必须通过道德知识和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日常人伦中穷理尽性，最后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强调，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学，能提高人的境界，指导人生，给人以安身立命、乐天知命之根据，使人受用无穷。他把人生境界划分为由低级到高级四个等级，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行为，并不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察解。”①冯友兰的人生哲学的四层境界说，表明人生是一个成就道德和超道德的历史过程，终极目的是成贤（道德境界）成圣（天地境界），即达到合内外、一天人、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他沿用朱熹之“人心”、“道心”说，认为只有尽“道心”才能达到做人的最高标准，只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廓然大公”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他用朱熹的“胸次悠然，直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来解释“天地境界”。②这是冯友兰“理的本体论”的精华所在。这是其“接着”程朱理学讲的。
冯友兰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理论探索，在《新理学》中总结出自己研治朱子学的经验：即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这就是创新。他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③
“接着”讲，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
三 牟宗三
牟宗三（1909—1995年），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科，从学于熊十力等。1937年在北京主编《再生》杂志。后相继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其间曾与张东荪等交往，由其介绍参加国家社会党。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鹅湖学社等。1960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后任教于该校，在香港与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创办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等，并联合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简称《文化宣言》），标志着现代新儒家派别的形成和思想体系的确立。
牟宗三精通西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他以康德哲学为坐标，对中国哲学之易学、朱子学进行新的诠释。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之集大成者，其哲学最具有原创性和思辨性。傅伟勋在《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说：
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①
牟宗三的著作有《认识心之批判》、《中国哲学之特质》、《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才性与玄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
牟宗三认为，依据康德哲学，人有限而不能无限，人与上帝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领域的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因此，知的自觉是不可能的。而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依照宋明理学，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德性之知超乎见闻，是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能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不通过见闻，直接把握无限的宇宙总体。这种德性之知，就可以认识到康德所说的不可认识的属于上帝领域的物自体。由此，牟宗三着力于比观东西哲学，欲觅取一条融通的道路。他强调，中西哲学最大的区别，中国儒、释、道三教均肯定他所谓的“智的直觉”。西方哲学由希腊而来，在知解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但是，在形而上的终极体证方面却有虚歉。康德似可以翻上一层接上中国哲学的体证，但是因其限于西方基督教的背景，终不能建立起道德的形上学，而只能有道德的神学的向往，故他只可能把“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当作实践理性的要求不得不有“基设”（postuIafe）看待，作为道德伦理宗教的基础。他肯定中国哲学有有限可以通于无限。怀德海由于不能建立起超越，其重建形上学的努力不能实现。西方今日必须向东方学习，才能真正建立起内在的超越，人文精神至此才能尽其全幅的意蕴。
在牟宗三看来，宋明儒近于而超越康德。康德只完成了“道德神学”，而宋明儒完成了“道德形上学”，即“内圣成德之教”。②牟宗三指出，人有“二体”。一是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即道德我；另一是经验的形躯我，即经验我。内在的道德我是超越的存在，不同于经验我的现实性。作为超越的道德我的“性”，乃是“天”之所赋。此“天”表示为“超越本体”，超越自然界的现实存在。牟宗三说：
心外无性，心就是性；心外无命，心即是命；心外无理，心就是理。心、性、命、理乃是同一实体之不同的表示也。介“心外无物”，我们不能说心就是物，其意只是说物之存在之在心体之显发而明通中存在；离开心之显发而明通，物即为非有；物为非有，心之显发而明通亦不可说矣！此只是说心体与物一起朗现。①
这就是说，物与心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冥为一，一体朗现。依“天人合一”之论，“性”直接地参与“天道”。因此，如何实现“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内在的道德我成为生命的主宰。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儒家所讲的“修身”的理念。这就是朱子学所强调的通过人文教化、注重人在道德上的完善的思路，引导人们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至善的境界，并由此实现与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和谐。
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反复说明，朱熹哲学与陆王哲学之不同。他认为，照朱熹的工夫所了解的心，是属于气之灵之心：心属于气，是形而下的。他没有孟子或王阳明、陆象山所说的本心。但是什么是形而上的呢？就是理。性是形而上的，性即是理。所以在这里，心与理为二，是分开的。因为心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性是属于形而上的，性即是理，所以理里面就没有心的活动成分。道体也是如此。所以朱熹所了解的性体、道体，以现代的词语说，是“祗存有而不活动”，也就是所谓“祗是理”。
牟宗三认为，心不是指肉团（血肉）之心，亦不是经验心理之心，更不是知心，而是一内在而固有的、超越的、自发自律的、自定方向的道德本心，亦即人之本性；性即天命，就是天命实体下贯于个体而具于个体，此即是性；体即天道实体之体，就是统天下万物而为其体。天道实体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就是性体。性体与道体、天命实体通而为一。心即是体，故曰心体。心即是性，性亦是心。他说：
是故，客观地言之曰性，主观地言之曰心。自“在其自己”而言，曰性；
自其通过“对其自己”之自觉而有真实而具体的彰显呈现而言，则曰心。
心而性，则尧舜性之也。性而心，则汤武反之也。心性为一而不二。②他认为，心体与性体能巧妙地运用于万物而引起宇宙变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
牟宗三认为，宋明理学所把握的是孟子所谓本心本性的超越心性。然也不遗漏西汉以至魏晋所讲的气质之性。在他看来，明道是“一本论”，而伊川则是“仁性爱情”理气之二元论。五峰远绍明道，朱熹继伊川，发出一个“心具众理”的横摄的大系统，出现“别子为宗”的奇特现象。象山则直承孟子，阳明接象山，该是新儒学的正统。牟宗三选出九人为新儒学的代表者，分为三组，即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伊川、朱子为一组，象山、阳明为一组，五峰、蕺山为一组。①特制表如下：
对于宋明理学的系别，牟宗三认为，是因诸儒所尊奉的儒家典籍不同。牟宗三尊奉《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儒家经典，并指出其共同精神为“即存有即活动”。但是他把《大学》排斥在儒家经典之外，认为《大学》精神为“只存有不活动”，与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正统精神不相符合。据此推论，宋明儒中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刘宗周都是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依据的，而不是以《大学》立论，因而属于“大宗”。陆九渊、王守仁虽讲《大学》，但是都只是假《大学》以寄意，而其精神实质是以《论语》、《孟子》为主，因而亦属“大宗”。程颐、朱熹都是以《大学》立论的，因而属于“旁枝”。他俩虽然在历史上获得“正宗”地位，实际上是“别子为宗”。
在牟宗三看来，宋明理学是“圆教形态”：“即心体即性体即道体”，主客观圆满无缺。就此而论，程颢的主客观面最圆满，把道体、性体、诚体、敬体、神体、仁体、心体融通为一，因此程颢最能代表宋明理学。而程颢、朱熹讲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为一“不活动”的本体论的“存有”。讲仁亦只视为理，讲心只是心气之心，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及格致认知的横摄，大体是“顺取之路”。此外，周敦颐偏于“客观面”，对“诚体、神体、寂感真几”体会精透；张载的“客观面”较“主观面”为重，既言大和太虚，又言仁与心性；胡宏、刘宗周直承周敦颐、张载、程颢三人之圆教模型开出，既言性体又言心体，以心著性，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陆九渊、王守仁直承孟子，彰显“主观面”，于工夫亦以“逆觉体证”为主。胡宏、刘宗周一系与陆九渊、王守仁一系正好是“一圆圈的两来往”，前者是从“客观面”到“主观面”，而以“主观面”形著而真实化之；后者是从“主观面”到“客观面”，而以“客观面”挺立而客观化之。两者合而为宋明儒之“大宗”。在这几位宋明儒代表中，牟宗三最为推崇的还是程颢、胡宏、刘宗周，因为只有他们的理论主客观面俱足，是最完满的“圆教模型”。宋明儒的“大宗”都是自律道德论，而程颐、朱熹为他律道德论。只有“自律道德”才符合原儒精神。不过，在他建立其“圆善论”时，又把提倡“四无”的王畿称为“圆教与圆善”的最佳人物。他有贬抑程颐、朱熹理学方面，与东方美相近。方氏指出程朱理学矛盾百出，没有什么创造性，程朱是一种与原儒精神相背离的“歧出性”的哲学。①
此外，在清代宋学与汉学问题上，牟宗三认为，汉学家没有民族文化意识，把民族国家的存亡置之度外，而钻进故纸堆里去。此说是针对上引梁启超所说的清代汉学似西方实证科学、是中国进入近代的“文艺复兴”而发的。②
牟宗三提出的三统说，是其思想的综合。刘述先说：除了要维护传统的睿识必须重新树立“道统”之外，也应对传统的思想有透彻的检讨与批评，呼吁吾人必须迈出故域，建立“学统”以吸纳西方的纯理、科学的传统，建立“政统”以吸纳西方民主、法治的传统。在《政道与治道》之中，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的传统内圣强而外王弱，故必须开出新外王之道。在朝廷政治的规模之下，事实上只有治道，并无政道。……最后检讨了明末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的思想，而指出朝廷政治之不足。依他之见，传统只重理性的“运用表现”，而忽视理性的“架构表现”，故必须向西方学习，采取“曲通”的方式，开出“科学与民主”。③
所谓“曲通”，就是学习西方不是继续采用直贯的方式，而是曲通的方式，才能真正落实传统观念的内涵。
四 贺麟
贺麟（1902—1992年），字自诏，四川金堂人。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等，著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等。
贺麟把朱子学称为“民族哲学”，是“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必发挥的光大之学”，“虽表面上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④贺麟的哲学是顺着陆王的理路而展开的，主强“心即理”。⑤他认为，朱、陆之别在于，朱是“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陆则是“向内反省以回复本心，发明自我”。这两种直觉法是相容的。他说：
用理智的同情向外穷究钻研，正所谓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亦正所谓了解物理。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①
贺麟特别强调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他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例，如现代学者在饥饿线上仍在努力为教育、学术守节操，正是这一精神的现代表现。②贺麟以陆王心学“心即理”为主旨，融会西方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的哲学，具有调解程朱和陆王之学的趋向。他对陆王心学作了一些新的诠释，故称其为“新心学”。他提出的“建设新儒家思想”，开展“新儒家运动”，发扬民族精神，在现代新儒学中很有意义。
贺麟在题为《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中指出，“太极”（也译绝对）是古今中外客观心论哲学家最基本的范畴。有的哲学家强调太极是心，有的则强调太极是理，而朱熹、黑格尔则都强调“心与理一”，而且两人都认为要达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非要经过辩证发展的过程才能完成。所以，从周敦颐到朱熹，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中外客观唯心论发展的两个典型。可见，贺麟注意融合陆王、程朱，并以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程朱、陆王进行诠释，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③
贺麟在谈到心物等问题时，把“心”分为“心理意义的心”和“逻辑意义的心”。他说：“心理意义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而“逻辑意义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按照这种说法，“心”就是“理”，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把时间、空间看作是先验的、超现实的“理”、“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认为“理”是第一性的，而时空反而是第二性的。他既认为“天道”、“天意”有“理性的技巧”，又假借英雄伟人的“私心”、“情欲”来实现“理性目的”。他认为，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知行平行的过程。④
在方法论上，贺麟提出直觉理智两端互补的观点，即认为直觉、理智各有其用，可以兼用。贺麟是以伏尔泰、柏格森、斯宾诺莎的直观法为参照，比照朱熹的直观法，认为朱子实在他们之上。
总之，贺麟企图把中学西学、心学理学两者调解，建立自己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形上学思想体系。
五 陈荣捷
陈荣捷（1901—1994年），广东开平人。岭南大学文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岭南大学教务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国文化复兴总会副会长，等等。英译有《近思录》、《传习录》、《通书》、《中国哲学资料选辑》等书8种。英文原著有《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等4种。中文原著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王阳明与禅》、《朱熹》、《王阳明传习录详注详评》、《朱子新探索》等。撰写英文《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宋明理学》，主编英文《哲学百科全书·中国哲学》等。
陈荣捷在美国讲译中国哲学50年，分为四个阶段，其第四阶段就是研讨朱熹。他在《海外讲授中国哲学50年》中说：
二十年前曾为法国巴黎大学《宋学研究》撰写《朱子对儒学之完成》。其时谈朱子者竟无一人。近五年间，则论文专书相继而出。于是有“廿十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之叹。近十年来，专研朱子，台北出版者已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两书。香港中文大钱穆讲座之《朱子生平和思想》（英文）亦将脱梓。台北又出版《朱子新探索》，专言数百年来中日韩学者向未言者，不久可以问世，亦将以英文刊。海内外朱学方兴。①
综观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朱熹思想世界地位之确立。西方人真正认识朱熹，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这一事业中，陈荣捷是开创者、先驱者和传播者。“先生半个世纪来，孜孜矻矻，或述或作，在美国的思想界，阐扬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不遗余力。方其始也，孤鸣于荒漠，音沉响落，诚有寂天寞地之感，而今日则不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坛有一席位，即新儒学之研究亦已开出一局面。诚然，此一气运之变，决非任何一人可以为功，惟执善不移，数十年如一日，以言在西方新儒学之传道授业，恐不能不以荣捷先生最为老师也。”②早在1946年，陈荣捷在麦克奈尔主编的《中国》一书中，即自撰《新儒学》一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朱熹等人的思想，较之张君劢于1951年在美国撰写《理学的发展》并自称“二十世纪新儒学”①为早，可视为西方研究新儒学之始。1949年，陈荣捷获古金汉研究奖金，返国研究，并陆续在康乃尔、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进行一系列演讲。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一书，其中第一章即为《儒家的衰弱与复兴》，在《理性主义新儒家的发展》一节中提出“所谓‘新传统’，指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程（伊川）、朱（熹）新儒家理性主义的新发展”。②在该节中还指出，当时出版的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以朱熹新儒学之旧瓶，装入西方思想之新酒。陈荣捷这本书后来由英文译成西班牙、德、日等多种文字版本，在西方广为流传。因为此书，西方始知有熊十力，并了解儒学之生命固不必因政治体制之变而斩。西方人根据陈荣捷的这种观点接受新儒学，遂使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来《大英百科全书》及其他英语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哲学部分，几乎全由陈荣捷执笔。1966年，80巨册、500万字的英文《哲学百科全书》，更聘陈荣捷为中国哲学部分之主编。中国哲学之得有世界地位者，此为第一次。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荣捷称为这一时期是自己“推展朱子学研究时期（1982年迄今）”③。1982年7月，陈荣捷在美国倡办国际朱熹会议，集世界朱子学权威及对朱熹有特殊研究之专家及青年学者80余人，讨论10天，此次是第一次国际朱熹会议，且在美国，标志着朱熹思想之研究和影响真正国际化，此后才依次有厦门、武夷山、台北等国际性的朱熹会议。
对于陈荣捷确立朱熹思想之世界地位，我们还是看看美国人的评论。哲学家安乐哲说：
陈先生五十年来的辛勤耕耘，点点心血，斑斑汗渍，其个人的事功就是活鲜鲜的一部中国思想的“西部开拓史”，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陈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得意之笔则是：花费了二十五年漫长的岁月，研究并弘扬朱熹思想，卒使举世肯定朱子学在世界思想上获得其应占的地位。④
（二）朱熹思想之创新。陈荣捷认为，基于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学者们多在“集”上做文章，而实际上其是“成”，多多创新。如周予同说：“朱熹之本体论，实混合周程之说。……朱熹之所以无创见者亦在此。”①陈荣捷说：“抑朱子亦非完全守旧者。观其仁、理、性、命等理论，新见殊多。其《四书章句集注》有新意者，凡七十余处。”②陈荣捷对朱熹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朱熹创新有诸多方面。
首先，陈荣捷从宏观上论述了朱熹对儒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贡献。主要有六大创见：（1）确立新儒家之方向；（2）理与气关系之厘清；（3）太极观念之发展；（4）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至；（5）道统观念之完成；（6）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他说：
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是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③陈荣捷认为，在道统观念上，朱熹有三个创见。一是首创“道统”一词，使
新儒学在道统观念下有一发展脉络，并促成“理”为道统承续的核心，借此凸显了二程在新儒学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把道统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因伏羲画八卦，为《太极图》之始。略早于朱熹的李元纲著《圣门事业图》之首图《传道之统》，列尧、舜、禹以至二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三是于传道统之二程之前加上周敦颐，就使道统由孟子经周子而至二程子。
朱熹辑注《四书》，陈荣捷认为是至为深刻的。（1）使新儒家脱离五经传统权威，由此自由注释，“自得”学风益趋昌盛。（2）“五经”为研究孔孟思想的间接文献，通过直记孔孟之言的《论语》、《孟子》，可直接获得孔孟的思想，“四书”是儒家传统的根源。（3）朱熹通过“四书”找到了合理的治学方法，即格物。盖《大学》内有修身治学之模式，而朱熹视修身治学之出发点在格物。程颐视《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④。此后，儒者取得共识，认为致知先须格物穷理。
其次，认为朱熹由传统的尊天上升到讲理。由程颐至朱熹皆谓天即理，而朱熹精密加详，更有新义。陈荣捷说：
传统上讲获罪于天，顺天、逆天、乐天、畏天，皆作人格神解，今乃以理说之，可谓大胆万分之新义。①
这就彻底摆脱了传统本体论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更加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三）朱熹门人之研究。陈荣捷所著《朱子门人》一书是个创举。陈荣捷说：
我在外国研究了四十年，虽然写了许多文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我应该为中国留下些东西。这次（1982年）我在学生书局出了两本书，就是基于此一构想。其中《朱子门人》一书，较诸前人的《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等书，在内容上不知丰富了几十倍。我看过许多材料，发现《宋元学案》里有许多错误，而大多数的人都还在依据它，所以也顺便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此外，我对于日本和韩国的材料也加以利用。我想，两三百年后若有人要研究朱熹门人的话，是一定要看我这本书的。②
陈荣捷于是书所采用之资料，中日韩所存者殆尽。他根据自己对“朱门弟子”的界说，断定称其门人者有487人，私淑者有20人，共计弟子有488人，讲友有69人，非弟子亦非讲友者有72人。总共为629人，其中对前人说法更正者142人，于诸书未载而《朱子语类》等确证为弟子者增34人。《朱子门人》对629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一一进行了论述和考辨，全书达40多万字。
六 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著有《国学概论》、《朱子新学案》、《宋明理学概述》等。
钱穆将朱熹的历史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其在“吾国学术史上中古惟一之伟人”，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宋学和汉唐儒之学之大成，在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史上只有孔子才能与之媲美。③钱穆于1930年发表的关于王阳明思想的简论中，认为朱熹的自我修养方法是理学思想的一个特点。1957年，他在台北发表《宋明理学概述》，论述朱子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1969年11月，他撰写成100多万字的《朱子新学案》。该书分：（一）思想之部分为理气和心性两章。理气部分包括朱子论理气、论无极太极、论阴阳、论鬼神等12篇。心性部分分为朱子论性、论心与理、论人心道心、论已发未发、论格物等20篇。（二）学术之部分为经、史、文学。经学中又分有朱子之易学、诗学、书学、春秋学、礼学、四书学。此外，还又有朱子之校勘学、辨伪学、考据书学、格物游艺学等。（三）朱子学研究中一些特殊课题，如朱子各个方面思想的发展及特殊侧面等，包括朱子评述周敦颐、张载、二程诸篇，以及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
钱穆认为，朱子虽然理气分言，而从根本上是理气一体论。实际上，他超越了理气对立，把无理就不会有气、有气就不会无理讲清楚了。他由理讲到性，主张性即理，进而得出心性为一。朱熹这就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统一起来。钱穆特别强调“心”在朱子学中的核心地位。牟宗三认为，程颐、朱熹一系，重理而轻心；而钱穆却认为，朱熹可包括陆象山，朱子学也可以叫做心学。不过，钱穆所讲的朱熹之心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讲治心之学，不完全是心学派所讲的心是世界观。钱穆把朱熹的格物致知看作是其最伟大之处。他认为，朱子论格物，实际是治心，从人心已知之理推扩到未知境域中去。理不离事物，亦不离心。理寓于事物中，而又皆为人心所明知。人心之知，如知孝慈、知不忍等，必待穷理之后方能真知。若专向内作工夫，由心求理，则物不尽；相反，若专务于外，从物求理，则心不尽。心不尽而理就不尽。钱穆把朱熹之格物看成是伦理的，科学的。格物与伦理、科学是相通的。这样，人生观就通向宇宙观。他的结论是，朱熹力主宇宙与人生是一体两分，而不是两两对立的。①
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全面叙述了朱熹的学术成就。认为朱熹不仅是一个理学家，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除理学外，朱熹的最大成就是在经学上。朱熹把理学、经学结合在一起，克服了二程忽视经学的偏向，注意避免理学与传统儒家经典的脱节，从而建立起新经学。朱熹以大胆的批判眼光和卓越的见识，在经学史上别开生面。他指出，朱熹精擅文学，造诣至深，其《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都是文学研究的不朽作品；在史学上，朱熹重论治道，会通经史，明理达变，切合事情，非一般治史者可比。《朱子新学案》一书通过对朱熹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宋明理学进行综合性的概括。
七 刘述先
刘述先（1934—年），江西吉安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中国哲学与现代化》、《文化与哲学的索探》等。
刘述先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是现代新儒学家方东美的高足；以后到东海大学任教，又深受现代新儒学家牟宗三思想的影响。其父刘静窗和现代新儒学家熊十力交谊至深，因此刘述先有家学渊源，其学术渊源之一是熊十力哲学。在最基本的学术观念上，他是取熊十力、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的进路，即继承孔孟和宋明儒学的根本精神，以体证“生生而和谐”的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他认为，朱熹在“道德形上学”方面存在不足，只是宋学内部的“始教”，陆九渊的心学才是“终教”。他赞同宋明儒关于“天道流行，生生不已”和人人皆可体证“生生之仁”的观念。他肯定了朱熹通过“格物致知”以达到“豁然贯通”境界的“渐进方式”。尽管朱熹对于最后的睿识似乎有一些未达，但是“他的为学有艰难感，步步警惕，层层提升，对我们常人最有提撕的功效”。他对陆九渊所提倡的“为学先立其大”的思想也持肯定态度，指出“今天我们要自觉地建立自律道德，还是没法离开这一方式”。他对朱熹讲求政治理想表示肯定，指出“朱子的政治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终难在根本处有所突破”，朱子的政治论必然指向一民主的道路。①
刘述先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中说：
新儒家思想保存内圣的根源，树立终极关怀，有不可弃者在。但是如何由内圣的体验而开展出外王的理想，则还有明显的不足。现代人不能不加倍注意“致曲”的观念。《易》曰：“曲成万物而不遗。”必致曲始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内而又超越，在现代复杂的情况之下重新再寻求一种全新的分全不二、内外合一之道，内在得以安立，外在得以开展，这才是人类在未来的新希望。②
他坚信，外在的现实常常是低沉的，容易令人丧失勇气。但是，儒家的立场是无论如何造次颠沛都不能够放弃仁道的理想，儒家的理想决非一定不能有它现代的意义，要由现代人自己的抉择去求取一种全新的综合。
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全书分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共六章论述朱熹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三个部分共四章论述朱熹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作者特别强调朱熹对践履论的贡献，认为现代人修养践履“终不可废”。对于朱熹的宇宙论，作者认为，“朱熹是有很强烈的外在宇宙论的兴趣，他的观察入微，思想富有综合力，这在当时儒者来说已属难能。”①
刘述先认为，朱熹的思想就他的时代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合理的综合，所以他的思想能够支持中国人的心灵七八百年之久。
八 张立文
张立文（1936—年），浙江永嘉人。长期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出版专著有《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宋明理学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性》、《中国哲学通史》等10余种。
张立文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研究朱熹思想成绩卓越的学者。当时他即出版四五十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对尔后朱熹以至宋明理学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后，他在朱子学的研究上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
张立文特别发挥朱熹哲学中的“和合”思想，提出和合学，在传统儒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张立文说：
人们往往淡化或放弃了东亚传统的精华“和合”，即冲突——融合——和合（新事物、新生命的诞生）的观点和方法，而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和方法。二元对立对任何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文化冲突都通约为二元冲突，然后采取一方吃掉一方、一方战胜一方，而达到“一”。……和合学不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体用论思想方式，即使传统与现代保持一定的张力，又使其会通融合，即运用融突和合的思维模式，使传统文化的诸因素融突和合“转生”，使新生命、新事物生生不息。②
张立文进而提出和合诠释学。他说：
所谓和合诠释学，是指诠释当下主体运用多元方法和途径（包括诠释主体自我融入诠释对象之中，而无我；又从诠释对象中出来，而有我），融突而和合，以达到对诠释对象的理解和创造（包括切近经典文本及事件的真实理解、经典文本及事件背后文化精神的体认、经典文本及事件新意蕴的发现创造），并在这种理解和创造的诠释中对其进行动态检讨或反思，从中寻找其间所当然和所以然的法则，以协调诠释之间的融突，促进诠解学完善完美地发展的学说。这里所说的多元方法和途径，是指中国古典的今文经诠释学、古文经诠释学，以及西方古典的、现代的诠释学的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中和合为新的中国诠释学。①此外，张立文还提出“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的范畴诠释学，提出三层次六层面的具体解释方法，对中国哲学经典文本中的范畴意义做出揭露，比较贴近范畴的本意和原作者的本意”。②疏理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特别是把其与和合诠释学糅合在一起，是张立文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又一大贡献。
张立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参与国际退溪学研究的学者。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后，至李朝便形成为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退溪学，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儒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张立文在诸种有关论著中反复强调，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李退溪是朱熹之后朱子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之一。张立文说：
退溪继绝学，使孔孟程朱之学复明于世，并使之与朝鲜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的时代精华，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需求，以及人们对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退溪学曾是韩国历史上光辉的学说，是韩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是指导当时社会实践的伟大理论。③
九 高令印
高令印（1934—年），山东阳谷人。历任厦门大学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出版专著有《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李退溪与东方文化》、《闽学概论》、《游酢评传》、《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王廷相评传》、《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10余种。
高令印的学术起点和特点，是重视运用谱志和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被学术界评为走一条新路。由此，这一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家的研究。
学术界认为，高令印“运用谱志、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熹，扩大了朱熹思想研究的资料范围，开辟出了朱子学研究的新境界”。④美籍陈荣捷认为，其研究朱熹的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等，走的是一条新路；而且，考察之渊博，所获事迹之众多和考证之翔实，为中外学者所莫可伦比。陈荣捷在所著《朱子新探索》、《朱熹》等著论中引用、肯定高令印的朱子学观点和文献资料有50多处。日本三浦国雄多次肯定高令印的朱熹研究成果。①高令印论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一）在朱熹的生平、思想等方面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弄清了朱熹远祖的籍贯，懂得其在序跋和论著中出现的‘邹䜣’、‘平陵朱熹’等的含义”②；考证出了朱熹曾在闽东等地避难，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证据；订证和补充了有关朱熹生平记载的失误和不足，“纠正了黄榦《朱子行状》所误”。③（二）对朱子学、福建朱子学、闽学做出了发凡起例，对其形成、基本内容、体系、结构，以及省内外的衍变和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填补了综合研究朱子学派的空白，首创“福建朱子学”概念。鉴于一般只把闽北看作是朱子学（闽学）的发源地，特别强调还有闽南，其在福建有两个发源地。朱熹在闽南六七年，是其思想形成（在厦门、泉州、金门）和成熟（在漳州）时期，因此历史上闽南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④日本土田健次郎评其为“闽学研究的推进者”。⑤（三）对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著有诸如《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日本朱子学》、《朱子学在东南亚》、《西方朱子学》等。⑥（四）从朱子学入手，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其著《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的主动脉是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仁义道德、刚柔相推自强不息、中庸之道、大一统与世界大同等，并分别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述。20世纪初以来对中国文化缺乏综合研究，高令印的《中国文化纲要》“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综合研究这一空白，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必然会成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这门学问的推动力”。⑦
高令印认为，北宋末年，在北方形成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重新树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但是，由于宋、金交替，文化落后的金人将入主中原，中国思想文化又到了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于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心由北方的中原往南方转移。认为南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并提出“武夷文化”之说。他说：
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新儒学（理学），随着金人灭（北）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刚刚形成的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是国家的文化重心。正是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当时大哲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到了南宋末年以后，朱子学“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传至全国，以及日、韩等东方诸国，并传入西方，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世界性的学说。这一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的“道南”为源头活水的。①
高令印的这一观点，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也很有意义。因此，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鉴于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述对朱熹后的发展线索不明显，高令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指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如一位内圣外王的圣者，到南宋时内圣成德臻至成熟（最高点），开始走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萌生近代意识”。这就是说，朱熹集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是制高点和综合点，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应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那么，南宋末、元、明、清时代的心学、气学、宋学、汉学、实学等，都应该是以朱子学为源头活水的。这样，就能“梳理出中国近代化的内在生命和基因，说明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②
第四节 朱子学学术会议
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国内外不断地举办全国以至国际性的朱子学学术会议。最具有代表性者，有下列数次。第二次至第四次被学界依次称为第一、二、三、四届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一 杭州宋明理学学术会议
1981年10月15—21日7天，由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杭州宋明理学学术会议。这是中国大陆自1950年30多年以来继太原全国中国哲学史讨论会（1979年10月）后第二次大型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9多人，全国知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几乎都有出席，诸如冯友兰、贺麟、于光远、张岱年、朱光潜、任继愈、冯契、孙叔平、邱汉生，以及海外学者陈荣捷、狄百瑞、山井湧、余蓓荷、刘述先、秦家懿等。会议的主要议题：（一）宋明理学的地位、派别、性质、作用。（二）程朱理学及其评价。（三）陆王心学及其评价。（四）理学与反理。（五）方法论问题。会议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参差进行。因为有六七天的时间，对原定的议题基本上都有涉及；与会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基本上做到了言所欲言。会议秘书组编印出10期《简报》，每个人的发言要点大都记录下来。会议收到169多篇论文，专著3部，若干种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论文集，即《论宋明理学》、《论中国哲学史》，学者们可以查阅会议论文情况。
这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刚刚过后的首次宋明理学学术会议，极“左”的学术方法似乎还想占上风。在老一辈的学者中，由于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出身而又转向治中国哲学史的孙叔平的演讲，引出会议个别人进行围攻批判，使会议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刘述先较详细地记述了全过程。对于孙叔平的发言，大致是说：
他认为，从大潮流来看，唯物唯心虽可划分，但是应用到具体的个人就问题多多。唯心论者，可以对；唯物论者，可以错。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止比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四人帮”高明万倍。他反对阶级成分论。有三兄弟，一个跟汪精卫，一个追随蒋，还有一个做人民解放军，试问怎样用阶级分析来解释？所以，我们必须看实际的材料来下判断，切不可以戴帽子。所以，他倡导“光头哲学”。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在当时发生的是好的作用，对统治阶层有所拘束。故我们要为朱子呼冤。而各人在学术上的见解不必强同，还是“百花齐放”的好。……我敬重这种把生命献给学术的读书人。……中国历代都不缺少性格强毅守正不阿的学者，朱夫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①
此言一出，“光头哲学”家成为孙叔平的代称。在此后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不断证明孙叔平的说法是大胆而确切的，可以说此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笔者高令印有幸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并在会上报告了自己朱熹研究的特点。本人是在张立文之后报告的。对此，参加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评论说：
接着由厦门大学的高令印先生报告。他在福建做过有关朱子事迹的实际调查的工作：包括遗址、手迹、雕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朱子生平多才多艺，曾经揽镜自画，聊以自警，后来依据画像造成雕塑。如今找到的五个雕像，其中有四个是依据画像雕塑的，还有三个十分完好。同时，他指出，多利用地方志的资料也不失为研究之一途。②
在这次会议上，陈荣捷对本人运用考察、谱志等地文献研究朱熹的方法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由此尔后与之联系频繁，往返信函数十通，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陪同之在福建考察朱熹事迹。在此鼓励下，拙著《朱熹事迹考》很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夏威夷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82年7月6—15日，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举办了夏威夷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陈荣捷任会议主席。由陈荣捷的老友、航空界领袖程庆和博士资助美金15万元作为会议费用。此次会议集世界朱子学最权威者和对朱子有特殊研究之专家及青年学者80余人，诸如冯友兰、罗光、山井湧、友枝龙太郎、冈田武彦、任继愈、余英明、傅伟勋、柳存仁、李泽厚、蔡仁厚、成中英、高明、刘述先、尹絲淳、张立文等。会议研讨10天。
陈荣捷特撰《国际朱子会议始末》，记述此次会议盛况。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此文。③
（一）会议议题，据世界学者各自研究情况，任其选择。“幸太极、理、气、心、性、仁、尊德性与道问学、修身、经权、宗教、教育、书院、朱子与各学派及释道之关系，均有献文。”“献文与评议二十八次以外，又设研习会三，专为青年研究学者而设。分别研究朱子之方法论与形上学，朱子之心性论与教育。原有朱子与科学研习会，以不只宋代理学思想与科学之融合，而朱子本人亦发现化石，比欧洲之发现更早三百年。”“若谓此次讨论朱学有何新发现？则殊不敢言。太极、理、气、心性诸说，中、日、韩儒者已言之数百年。所谓新见，谈何容易？然朱子之《仁说》、《玉山讲义》、经权、朱子与胡宏、朱子之宗教地位、朱子与教育书院乡约、太极并非朱子中心思想等，则确实别开生面。故谓此后二三十年朱子学因此会而水准提高，园地新辟，不为过也。”“大陆近来排朱，他方近来拥朱。此会互换意见，公正讨论，以求其平。于朱子与陆象山之关系，会议文章多篇，一扫数百年来门户之见。不重二者之异，而侧重其同。此为近年趋向，而此会可云为其决然转关也。”
（二）“会议幸得夏威夷大学教授与青年研究学者之东方语言流利者多人，或在讲堂向众口译，或在座位各自向中、日、韩不熟悉英文之学者低声口译。此一尝试，堪称成功。”“东方语言论文诸篇，均备东西文二本。”
（三）此会集世界研究朱子学者之精英。“以学术水准而言，罕有其匹。被聘者如牟宗三教授，因惮于远行，辞而不受。其受聘，除李约瑟外，其他徐复观教授身故，梁漱溟教授、钱穆博士与黄公伟教授等数人，以年迈或疾病不能参加。然梁、钱、徐三氏均献论文，在场有人代读。黄氏亦撰联以贺。冯友兰博士则虽八十七岁高龄，不远千里，亲来与会。……白头冯氏每早必到。此踊跃参加，亦可为新纪录。”“以一专题之人才而论，则显有如是之群英大会者。”
（四）会中东西、大陆台湾人士各半。“此乃所以避免以前会议纯以西人主，因而观法亦以西方观点为主之病。”“本会纯以学术为主，不涉政治，与会者并不代表任何国家政团或机关，只以私人资格，互谈学术。会议开始前夕举行酒会，大陆与台湾学者多未相识，即一见如故。”
此是首次朱子学国际会议，标志着朱熹思想之研究和影响真正国际化。陈荣捷在《会议论文集·导言》中说：
我们深信这次会议，涵盖许多学术背景，而且促进对朱子学进一步研究，已作了好多。实在的，会议的目的之一，便是展望未来。此所以透过世界性竞争，使年轻学人，声气相求，而有创新计划。他们（年轻学者）和前辈学人亲切地交往，会给予他们很大的灵感与很强的启发。这决非妄想，朱学的新生代，将由此会议应运而生。……朱熹的课程，在美国与台湾，在几所大学里，渐已增加。狄培瑞教授所领导的新儒学与教育的会议，在1984年秋，已经召开。朱子学的研究，确实方兴未艾。①
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议文，有30篇，②专著有刘述先之《朱子哲学之发展与完成》、蔡仁厚之《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张立文之《朱熹思想研究》、陈荣捷之《朱子门人》、《朱学论集》，以及冈田武彦之朱子遗迹、朱子新刊展览等。会议论文会后出版论文集英文版Wing-tsitChaned．,ChuHsiandNeo-Con-fucianis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6．
三 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85年8月、1987年1月，笔者先后应邀出席了日本筑波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八、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其间接触到国内外许多知名的朱子学家，他们大都说应在朱子学的故乡福建举办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由厦门大学等承办。接着，挚友江西大学副校长陈正夫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衷尔钜研究员等提出可以出部分经费，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大力支持，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1987年12月2—5日，由厦门大学主办，联合中国哲学史学会、江西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社会科学联合会、厦门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闽北闽学研究会等，举办了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9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南斯拉夫、新加坡，以及香港等。会议由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江西大学教授陈正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衷尔钜等主持。国内外最知名的朱子学家大都有出席，诸如任继愈、邱汉生、陈荣捷、狄百瑞、黄秀玑、冈田武彦、佐滕仁、高桥进、沟口雄三、杨宪邦、张立文、成中英、刘述先、柳存仁、刘君若、秦家懿、余蓓荷等。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探讨朱熹的哲学、经学、伦理学、教育学、史学、文学等的性质、价值、实际意义，以及朱子学在国内外的传播、发展和派别。有50多位学者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论题探讨至为深广。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朱子学的故乡福建召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朱子学地方文献的发掘，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和其与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等专著，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会后，国内外学者纷纷至闽北武夷山一带考察朱熹事迹。
与会专家学者给会议提供专著3部，论文78篇，因故未出版论文集。会后，会议组委会向上级主管部门的《会议汇报·会上发表的重要学术报告名称及报告人》抄在这里，以见一斑：
主要有任继愈的《论白鹿洞书院》、刘述先的《由朱子易说检讨其思想特质、影响和局限》、成中英的《宋明理学中两个“知”的观点：朱熹的“格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张立文的《朱熹美学思想剖析》、高桥进的《朱熹之物、心与理》、陈荣捷的《朱熹与大慧禅师兼论其他僧人》、陈正夫的《朱熹与陆九渊思想的比较研究》、狄培瑞的《朱熹与〈中庸〉》、冈田武彦的《活的朱子学》、沟口雄三的《“天人合一”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徐远和的《论洛学闽学化》、秦家懿的《朱熹与道教》、佐藤仁的《朱熹的心说》、何乃川的《延平三先生开闽学之先河》、谢康伦的《朱熹思想中的历史和哲学》、刘君若的《朱熹的诗和诗话中的格物致知思想》、黄秀玑的《张载与朱熹》、杨宪邦的《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龚道运的《朱熹心学的特质》、余蓓荷的《关于朱熹思想中用“礼”缓和社会冲突的概念》、艾·布卢姆的《罗钦顺与唯物论》、王煜的《论朱子对周公、文中子和唐太宗的褒贬》、冯炳权的《朱子对儒佛之判分》、土田健次郎的《论道学道统论的形成和特点》、牛尾弘孝的《崎门朱子学的特色》、葛荣晋的《明代朱子学的演变》、潘富恩的《朱熹历史观的再评价》、小岛毅的《郊祀礼制和“天”》、黎昕的《从〈四书集注〉看朱熹对杨时理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陈荣开的《朱子与徂徕比较研究》、楼宇烈的《胡适晚年对朱熹的研究》、黄宣民的《朱熹的道统观》、蒙培元的《朱熹哲学的特征》、陈遵沂的《元明时期朱子学的传播》、高令印的《闽学序说》等。①
此次会议是中国首次国际性的大型朱子学学术会议，被称为上述美国夏威夷朱子学国际会后之第二次，此后才依次称武夷山、台北等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为第三四次等。
四 武夷山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1990年10月21—25日，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合厦门大学、中国孔子基金会等举办了武夷山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260多人。与会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真可谓群贤毕至，硕儒满座。笔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先是在福州开幕，省市（南平地区）领导人出席，进行大会学术报告；然后乘专车至武夷山，途径建阳黄坑、考亭，瞻仰朱熹墓、考亭书院遗址等，至武夷山后分组专题讨论，考察朱熹在武夷山、五夫里等处事迹，然后闭幕。
会议收到180多篇论文，专著14部。有12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在大会和专题会上作了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朱熹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发展，朱子学的历史地位、国际影响，以及当今价值等，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的报告和论著，对朱熹的哲学、经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科学等诸领域的内涵、本质、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多数论述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敢于突破前人的窠臼，给朱子学以比较科学的评价。如有的学者认为，朱熹思想能流传七八百年，长盛不衰，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活的精神，而非一死的教条”，因此它可以在当今和未来社会发扬光大。
与会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会后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论文集《朱子学新论》，学者们可以查阅会议论文情况。
五 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92年5月29日—6月1日，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华文化复兴总会联合举办了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80多人，提供论文50多篇。学者们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负责人呈宏一教授、林庆彰教授等主持。
这次国际会议的论题，涵盖了朱熹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宗教、传记，以及朱子学的源流、文化背景等。综观诸论文，可以归纳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历史的考察，即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来考订其思想。（二）哲学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三）比较研究，即选取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相关的西洋哲学来诠释评价。（四）新研究领域之开发，主要是研究以往比较少涉猎的朱熹的经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总之，这次会比此前诸次会议更有深度和广度，把朱子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与会的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会后由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出版了《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二册）。
六 台北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学术会议
2000年是旧新世纪之交，是朱熹逝世800周年、诞辰870周年，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纷纷展开活动，主要以探讨朱子学的价值为契机，预示21世纪的社会发展动向。如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厦门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等举办了“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10月12—14日），台北中国哲学会举办了“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会议（2000年12月22—23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11月），以及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南昌大学文学院、婺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举办了“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2003年10月5—6日）等。这里论述的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朱子学会议，是这个时期同类会议的典型。
2000年11月16—18日，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台北联合举办了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朱子学与东亚文明”学术会议。据邀请函所附《会议简介》（2000年10月印）和会上印发的会议手册《“朱子学与21世纪”——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学术会议》（2000年11月印），此次会议的学术背景和内容主要是：
自从1982年夏威夷大学首度召开大规模的“朱子学国际会议”开始，至今已先后召开四次国际会议，它们分别是中国大陆1987年在厦门、1990年在武夷山，以及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朱子学国际会议。……最近一次的朱子学会议距今已逾七年。天道周星，华人社群及东亚地区的文化氛围已变，作为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朱子学因素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中，自然也需要重新定位。为避免学术议题一再重复，也应照应朱子不世出思想巨子的多方面成就及多方面影响，此次会议避免探讨业已充分论述过的固定主题，重点将集中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儒学，以及朱子学较边缘的学科。边缘交融，汇成焦点。朱子学与近代东亚、朱子与闽台儒学、朱子的语文学与经典诠释、朱子学与科学论述，这四个领域是会议的核心议程。前两个将侧重朱子学在日、韩、台湾土著化以后产生的复杂思想史关系；后两个则是学术意义丰富、仍未经充分讨论的学问。……（朱子后）八百年来的东亚，朱子学是其文化的主轴，它或为主导的力量，或为不断冲突、对话中的诸因素之一。朱子生于闽，其学号称闽学，其门生闽人亦占大半。闽人入台，其学亦随之东移台湾。千年之世纪伊始，朱子学会复将于台北召开。藉着会议主题之重点突破，以及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邃密的讨论，我们期望此次会议可为尔后的朱子学研究奠定更深厚的基础。
由此可见，此次会议是接着过去四次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在朱子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从会议研讨的过程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并在开幕式上代表大陆学者致辞，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朱熹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武夷文化说》的演讲。对于会议的情况，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国内外学者专家一百余人与会，包括美、日、加、韩、新加坡、澳洲、香港及大陆等二十多位学者。会议由国家图书馆馆长兼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主持开幕，与会学者包括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刘述先，大陆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高令印，及日本筑波女子大学教授子安宣邦，先后代表致辞。会议发表二十七篇论文，最后由刘述先及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共同主持综合讨论。①
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分别是杨儒宾主编之《朱子学的展开——东亚篇》和钟彩钧主编之《朱子学的展开——学术篇》两部，皆由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出版。笔者的论文载入《东亚篇》，主编杨儒宾在《导论》中评之曰：“高令印教授的《朱熹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武夷文化说》一文，即探讨朱子如何从武夷山原有的文化氛围出发，综合三教，整齐百家，终于形成最具有理论深度与广度的朱子学，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
配合这次会议，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举办了“近代东亚鸿儒书法展”，展出从16世纪以来的儒学大家王阳明、黄道周、傅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熊十力，以及藤原惺窝、李退溪、李珥等47人的墨迹150余件，真使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并全部印成八开本的精美书册赠予与会专家学者。
七 吉隆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2001年12月1—3日，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华社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吉隆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国际知名学者有宫达非、杜维明、蔡仁厚、苏金鋈、马进，以及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郭洙镇、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祥南、大马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珖〓、华社研究中心主席陈忠登主任林水檺等，共50多人。主要讨论朱子学与世界文明、朱子学在海外华人世界的价值意义等。
杜维明以《朱熹的人文关怀》为题指出，中国的崛起或中华民族的再生，其背后应该有深刻的文化讯息；不仅是中国人的福，也是世界上受到边缘化国家的福。他说：联合国认为，儒家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即把人当人。他希望中华民族或中国能体现这种价值，同时对国际秩序的重组、健康发展有重大作用。他以“四道”，即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来概括朱熹对宇宙及人类的宽广人文关怀，也即是人、文化、道德及王道。他说：“全球化激发了族群、语言、宗教、地域、性别及年龄的认同，因此中东及美国应学习东方模式，以协调的方式来合作及解决问题，这应成为世界文化重组的一个精神模式”。
新加坡大学教授苏金鋈在题为《朱子格物致知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中指出，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是先秦荀子讲的认知心一系，而不是孟子讲道德心一系，是现代新儒学三大精神方向之一，这三大精神方向即重开生命学问道统的光大、完成民主建国政统的继续、转入知识之学的学统。①
蔡仁厚十分生动地讲了自己对朱子学的体验：“我赴武夷山出席朱子逝世800年的纪念学术会议，我闭目神游朱子在各地的遗迹，仿佛目见朱子的身影，活现在祠宇书堂、田间山野、奇岩石崖。一个前古的生命竟可以如此神奇地随文字的遗迹而永远存活。平常所谓‘与山河并寿，与天地并存’，竟也成为平时的真话。这一个小小而却亲切无比的发现，使我喜慰无限。如今我们诚心祝愿：朱子型的儒家人物早早应运出世，使儒家‘雍容平和，清懿庄穆’的人文教化，能够依随突出的生命而重新昭显‘化民成俗’的广大功能”。②
在这次会议上，还呼吁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开设“朱子学”课程；宣布成立了“马来西亚朱熹学术研究会”。
会议结束后，专家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收入陈荣照主编的《儒学与世界文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版）、杜维明等著的《朱子学论文集》（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2005年版）。
八 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暨“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
近年来，频繁地以举办孔子文化节、朱子文化节的形式把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2005年的武夷山朱子文化节突出朱子学，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2005年10月19—21日，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建文化厅、福建社会科学院、武夷学院、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20多个单位，举办了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暨“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其内容主要有朱熹纪念馆迁址开馆典礼、海内外朱子后裔祭祖活动暨其恳亲会、朱子文化线路自驾车游发车仪式、浦南高速公路开工仪式、朱子故里风情表演、项目推介会、武夷山茶叶展示会暨东方茶都揭牌仪式、武夷山旅游职业学院开工典礼、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挂牌仪式、“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等。
“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筠泉主持，主讲人有葛荣晋、周桂钿、朱高正、高令印、姜国柱、李存山、陈少峰、庚潍诚（新加坡）、何乃川、王俊义、何成轩等。大家全面探讨了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①
九 厦门“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学术会议
2007年4月6—11日，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人文学院、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区域研究中心、世界朱氏联合会等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朱子学与闽台文化互动与融合”学术会议。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台湾大学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总主持人黄俊杰、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潘朝阳分别主持了会议。其间，世界朱氏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朱子学论坛：朱子学发展的新形势”，由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朱祥南和笔者共同主持。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朱子宗亲150多人，收到论文35篇。分朱熹思想的产生和其与别的学派的关系、朱子学的现代诠解和文化价值等专题进行探讨。李明辉教授的《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认为朱熹特别重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在《中庸章句·序》中对此进行完整的诠释，为宋代道统论奠定了基础；朱熹强调人心与道心的区别，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因而朱熹的伦理观是严格主义而不是禁欲主义的。杨祖汉以《从良知学发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态》为题的演讲中提出，“朱子之所以会与陆王之学不同，所以会有心、理为二等说，亦可能是由于朱子重敬，由敬契入道德心之故。”这是现代新儒学的观点。全永植在《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体》中，分“科学与超自然主体在儒学中的地位”、“确立适当的文本”、“赋予超自然主体的合理性”、“纳入超自然主体：解释奇异的事物与事件”、“智识挑战自信以及对古人的尊崇”等五个问题进行论述。作者强调，“朱熹的学术地位似乎驱使他尽其所能地接受各种现象和课题，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体系。”黄俊杰以《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为题的主体演讲，从宏观上遵循朱子学之思路探讨全球化发展之相关问题，提出朱子“理一分殊”说在新时代的意义及其转化的可能性。他深刻指出，“全球各地‘相互连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质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是却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搏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串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容易因‘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逐渐转化为‘多’之上的‘一’。”
“第二届海峡两岸朱子学论坛”有10人发表高论，其中李发立以《朱姓和程朱理学源于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题的发言，把程朱从地理上联系起来，很有新意，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对上述发言，李明辉、潘朝阳、詹石窗、朱杰人、黄俊杰等作了评论，最后由朱高正作了总结。
会后，笔者收到世界朱氏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台湾大学教授朱茂男以“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发给的一封信，其中有谓，“我们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是不可绕过朱子。从融旧创新到开宗立范，朱子思想与各地文化条件之互动关系，这正是研讨朱子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系出同源，在朱子学的研讨上正是文化交流的最好平台。”朱先生确切地表达出了研讨朱子学的基本观点和朱子学在中华民族统一和团结中的核心价值。
第五节 研究会和研究机构
一 福建文化研究会
20世纪30年代，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的一批学者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其成员主要有李兆民、金云铭、郭毓麟等。
福建文化研究会的资料缺乏，具体事迹难于说明。福建闽学研究会副会长陈遵沂教授于1995年3月函询李兆民之子李才栋教授，其回函附所撰写的《福建文化的开创者之一李兆民简历》，摘要如下：李兆民（1888—1961年）亦名瑞书、兆麟、鲁德、青州櫵子、湘中渔父、上梅山人，湖南新化人。早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曾在云贵总理衙门任职。为同盟会成员，参与武昌起义，后任蔡锷秘书、护国运动少将参谋。再后任华中大学、上海国立税专、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协和大学等高等学校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发起“福建文化研究会”，并积极参加“福建文化”的学术活动。其除刊载于《福建文化》上的论文《洛学道南系的渊源》、《福建理学之渊源》、《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说》、《紫阳理学之我见》、《游荐山先生的遗教》①之外，还有《经学讲义》、《子学讲义》、《中国先民思想史》等。
他们主要研讨福建文化，着重探索福建理学。1937年4月，其所创办的《福建文化》杂志编辑出版了“福建理学专号”，标志着20世纪初以来闽学研究由比较分散的零星研究进入专题研究。他们把福建理学系统概括为“福建文化”，可以说是“闽学”概念的发展。“福建文化”是把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作为核心部分而提出的福建“大文化”概念。福建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们对朱子学研究的成绩卓越，主要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
（一）理学的渊源
治心在《福建理学系统》中认为，通常讲福建理学时总是从杨龟山说起，其实“在龟山以前，已经有过古灵学派，与龟山同时的又有武夷学派。古灵、武夷都已形成了一派学说”。②李兆民在《福建理学之渊源》中，将闽学渊源追溯到宋初。他认为，五代丧乱，文化凌迟，宋太祖反正，重兴正学。当时“声教风靡天下，竟出欧阳修、孙复、石介、胡瑗诸先辈，遵崇师道，讲明正学，迩后濂、洛、关、闽之递兴，盖渊源有自也。”①同时，他在《洛学道南系的渊源》中强调，道南系是“宋朝以来福建文化的大本营”。所谓“道南系”，是指南宋以来公认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传授系统。②本书上面已有讲到，此系统从师承上讲是可以的；其实，道南的源头还有游酢，且从思想内容上讲朱熹是直接承袭程颐思想的，杨时主要是程颢的思想。
（二）理学的内涵和派别
郭毓麟在其《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将宋代福建理学分为12派：（1）一元派，其以杨时为代表，认为“龟山哲学与明道同为气一元论，以天地只是一气，宇宙千态万状，不过一气聚散离合而已”。此说杨时、程颢理学为气一元论是不确切的，学界有定论。（2）致知派，其以胡安国为代表，认为“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3）主心派，其以陈瓘、胡寅等为代表。认为陈瓘学说重心字，其有“先天之学，以心为本”的观点；胡寅亦认为“圣学以心为本”。（4）义理派，其以罗从彦为代表，认为“豫章学说重义理，不重功利，故言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5）心气合一派，其以李侗为代表，认为学问之道在于“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而“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6）心性派，其以胡宏为代表，认为“五峰先生以为心性二字，乃道义渊源”。（7）穷理致知派，其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朱熹“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以求放心、持敬、守静为德之修养法”。（8）数理派，其以蔡元定为代表，其特点是“因数明理”。（9）范数派，其以蔡沉为代表，认为“九峰先生最大之发明，厥为数之一字”，其“数字能含括一切妙理”。（10）一本派，其以黄榦为代表，认为“勉斋学说之大要，以为道有体用二方面，体者一本，天命之性；……用者万殊，率性之道”。（11）道理派，其以陈淳为代表，认为“北溪学说注重道理二字”。（12）象理派，其以真德秀为代表，认为“西山先生以为天下凡有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之道理存于其中”。郭毓麟的这些观点，今天看起来有些是不确切的，且把闽学与闽中早期理学混同起来。③
（三）朱熹思想源流
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中还认为，朱熹“集古来诸家之思想，冶为一炉，而又能以己意评判，融合贯通，而蔚成有宋一代理学大家”。其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本濂溪、伊川之说；于伦理学上，论性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本张横渠之说；论心因理气二元之解释，分道心与人心二者，而以仁统之。李兆民在《紫阳理学之我见》中认为，朱熹哲学是“唯理论”之哲学，是一种经院哲学，或烦琐哲学性质之理学；濂、洛、关，皆是朱子学说之渊薮，“其宇宙观不外周子太极图说、伊川理气说之融和。而远源出于《易传》与老子《道德经》”。朱熹宇宙观是二元融和之一元论，即“一元太极统系下之理气二体”。“朱子意欲将其唯理论之哲学，建立在格物致知之科学上，然须贯通性理学与古传之天人合一论，或宗教哲学”。“其解释之艰难，自不待言而谕矣。朱子之大志为时代局限而不达，门人更不伸，蹉跎于经传章句与成说，惜哉”。①
金云铭的《朱子著作考》，是篇研究朱熹著作的力作，该文考证朱熹撰著之书《周易本传》等39种，朱熹编次之书《二程遗书》、《近思录》等18种，朱熹注释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等6种，朱熹校刊之书《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5种，朱熹著述经后人编次而成书者《朱子五经大全》、《朱子语类》等64种。以上总计，朱熹著述共有142种之多。②
（四）明清福建理学
李兆民在《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说》中认为，宋代福建原系程朱理学地盘，陆王心学势力甚微，迨明代王阳明之学兴起，开始有人从事阳明学。尤其浙江王龙溪学派流传，渐次化为闽产，而闽中追随者甚多，便出现“旗鼓相当”的局面。当时福建也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著名闽学家莆田周瑛、晋江蔡清陈琛、同安林希元、镇海卫（今漳浦）陈真晟、惠安张岳，特别是诏安黄道周“则为明代闽学之殿军，影响后学甚大”。至满清入主中原200余年间，“犹有数人继承先世余绪，若蔡世远、蔡新、雷鋐、林赞龙等，其最著者也。”③
二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
1989年10月17日，在太原成立了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
当时，正在那里举行全国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这是经过10多年“文革”动乱后的首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工作者大多是彼此生疏的。经过会议的二三天的交往，到会议最后两天，有些学者提出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会的问题。因为此议符合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形势和学者们心理的需要，尽管时间很紧迫，会议结束前夕还是正式宣布成立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推选出理事会和领导机构。理事会建议，具体问题再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议定；学会秘书的办公处设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1980年6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的理事开会，对学会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决定在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并为会议准备各种文件。①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审议中国哲学史学会章程（草案）；（2）讨论和通过学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编辑方案和主编、副主编人选；（3）研究1981年召开全国学术讨论会的问题；（4）讨论开展兄弟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案；（5）研究编辑《中国哲学史年鉴》和编辑出版“中国哲学史丛书”，以及加强国内外中国哲学史研究情报的交流等；（6）推举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任命副秘书长等。其第3项议程讨论情况：
与会学者一致同意，1981年的学术讨论以宋明理学为主题。目前深入开展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从国内看，宋明理学在中国统治时间最长，对后世影响很深，直至现在仍然渗透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理学；宋明理学研究清楚了，将有利于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流毒，促进“四个现代化”。从国际上看，宋明理学对日本、朝鲜影响亦很深刻。近年来，外国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兴趣很浓，许多国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研究宋明理学，出了一批成果。目前，我国许多省份也开展了对理学的研究（如上海、浙江、河南、陕西等），也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与会学者提出四个问题：（1）宋明理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2）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意义；（3）对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评价；（4）宋明理学的派别如何划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②
此次学术会议如期于次年在杭州召开，比预期的规模、讨论内容、意义还要大，本章上面第4节已述。这次北京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提出以宋明理学为研究主题，对尔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至今20多年来基本上大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此外，上面讲到中国哲学史学会创办刊物、编辑年鉴丛书等规划后来都得到实施，不过个别项目半途而废。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途改名为《中国哲学史》，至今还在出版。
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章程，刊于学会刊物上。其第1章曰：本会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它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和推动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辩证规律，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哲学遗产，科学地总结我国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水平，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①
中国哲学史学会首届领导机构：
名誉会长 侯外庐
顾问 于光远 冯友兰 孙耕夫 孙叔平 吕振羽 杨超
张恒寿 郭化若 容肇祖 蔡尚思
会长 张岱年
副会长 冯契 石峻 任继愈 肖箑父
秘书长 衷尔钜
副秘书长 杨宪邦 楼宇烈按学会《章程》规定，会长至副秘书长都是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再加上王明、艾力农、吕希晨、邱汉生、陈俊民、贾顺先、曾乐山。理事有陈正夫、沈善洪、高令印、李锦全等52人。②
三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于1981年10月26日在厦门成立，地点设在厦门大学哲学系。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章程》，其第1章宗旨曰：
本会是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和福建哲学学会的分会。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工作者的全省性群众团体。它的任务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串“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和推动本会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深入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整理和研究本省历史上的重要哲学资料，批判继承和总结我国丰富的哲学遗产。……福建和台湾两省历史上有过密切关系，本会积极促进和台湾省中国哲学史研究团体和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提高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水平。①
学会成立一年后，据其向省社科联的汇报材料，其研究情况：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印了《朱熹及其学派福建地方史资料》（1981年12月）、《关于研究福建地方哲学的几个问题》（1984年10月）、《福建从祀孔庙人物思想研究》（1985年12月），泉州晋江地区文管会庄炳章等编印了《泉州历代名人传》、《泉州历代碑刻选》、《泉州地区文物志》，晋江安海陈德贤辑录《朱熹在晋江安海的事迹》，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学会成立后一年多来，会员在报刊发表文章30多篇。
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首届会长为邹永贤，高令印、陈其芳、张炳亮为副会长，何乃川为秘书长，再加上省内部分地区各有一名理事，组成为理事会。此后每隔三四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组成新的理事会。
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原属省哲学学会之分会，由于省社联对下属学会有所变动，于2004年初，该研究会不再单独活动。至此，活跃于福建学术界30多年的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终结。
本会的主旨是研究朱熹及其后继者，以及闽中早期理学。研究会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撰写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专著几十部，诸如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高令印、蒋步荣的《闽学概论》，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徐晓望主编的《福建思想文化史纲》，何乃川的《闽学论集》，詹石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朱熹与〈周易〉先天学考论》，林振礼的《朱熹与泉州文化》、《朱熹新探》，邹永贤主编的《朱熹思想论丛》、《朱子学研究》，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等。
四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朱子学专业研究机构。其前身是于1989年成立的上饶师专朱子学研究室，1993年改建为朱子学研究所。2003年，江西省教育厅确定为高等学校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该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儒学与文化的融合，朱熹思想的诸领域，朱熹后学，朱子学文献，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朱子学的现代价值，等等。试图建立以朱子学为中心，拓及理学、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立体式的研究框架。
该所现任正副所长为著名朱子学家吴长庚教授、徐公喜教授。现有研究人员19名，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9名，具有博士学位的3名。有关朱子学的图书资料颇为齐全，研究条件优越。
该所于1989年创办的《朱子学刊》，迄今已出版15辑。该刊被誉为“国内朱子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份权威性刊物”（《解放日报》语）。现今主编为饶祖天、姜广辉、吴长庚。
该所承担国家社科规划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7项，省教育厅项目15项。获省级奖励3项。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主要是吴长庚的《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朱熹文学思想论》、《鹅湖峰顶志笺注》，徐公喜的《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以及《朱熹教育思想论稿》、《朱熹的史学思想》、《朱熹自然科学思想论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等。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有：《儒藏精华》之《春秋》类点校、朱子研究数据库、朱熹与江西理学研究、理学渊源考辨、理学家法律思想研究、宋元朱子学传播和接受研究、六经图碑研究与开发、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研究、辛派词人研究等。此外，承担了上饶市委上饶历史文化丛书《上饶历史名人》的主编和撰稿工作。
该所有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一批朱子学人才，诸如当今活跃于国内外朱子学界的饶祖天、吴长庚、韩钟文、徐刚、汤勤福、徐公喜等，都出于该所。
该所很重视对外交流。本世纪初以来，该所举办全国和国际性学术会议5次：纪念侯外庐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陆学与江右思想学术研讨会、纪念朱陆鹅湖之会8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婺源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朱熹与上饶历史文化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27届年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已有20年的历程，继往开来，正以朝气蓬勃的新姿屹立于海内外朱子学之林！①
五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子学的故乡福建，特别是其闽北，大兴崇尚乡贤之风。1985年11月30日，在建阳考亭成立了以地方史志工作者为主体的闽北闽学研究会。该会从原先20余人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并在崇安、浦城、建瓯、光泽、南平、武夷山等地成立了分会，在闽北地区开展群众性的闽学、朱子学研究活动。随之又有福州闽学会、闽东闽学会、将乐杨时研究会等成立。他们编印《闽学通讯》，交流闽学研究信息。他们为迎接1987年12月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还特地编印《闽学研究》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基于上述闽地以至国内外朱子学的兴盛形势，在1987年12月初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倡议成立专门的朱熹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国际会议之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成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1988年6月23—26日在武夷山隆重举行。会议由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科联、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旅游局、尤溪县政府、闽北闽学研究会等联合发起，由地方行政领导机关——建阳地区行署主办召开，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江西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上饶师专、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所、白鹿洞书院、福建省哲学学会、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福建省对外经济交流协会、福建日报社等为会议的支持单位。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12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会上，宣布成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并进行学术讨论。会议收到42篇论文，有20多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大家一致以为，朱熹是与孔子并称的前后相继的两个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者，不管人们对他怎样评价，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对此，著名学者蔡尚思即兴之词“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我国学术文化界的大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会议的论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朱熹与中国文化》一书。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既是国内闽学、朱子学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交流中心，又是与地区文化建设和经济开发相结合的文化实体。《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章程》第3条、第4条曰：
本中心的宗旨是：励志改革，反思传统，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立足武夷，面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力求使学术研究为当前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中心的任务是：（1）广泛联络各地有志于朱熹研究的人士，深入开展朱熹、闽学（朱子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振奋民族精神，促进伟大祖国文明的复兴。（2）积极加强各地朱熹研究社团之间的联系和协作，经常交流经验，互通信息，交换材料，增进友谊，共同进行地方史料的发掘整理。（3）举办若干服务性项目，为国内外从事朱熹研究的学者专家来武夷山和闽北各地进行学术研究考察提供方便。（4）吁请社会各界，为闽学故乡文化宝藏的开发和朱子遗址的修复提供各种支持和赞助。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立足本地区，背靠全国，面向港台，走向世界，树立开
拓精神和开放意识，以多渠道进行朱子学的学术文化建设和交流，使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真正成为祖国东南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地。
武夷山朱熹中心自成立以来，在搜集资料、促进遗址修复、加强海内外联谊、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1990年在武夷山名胜风景区建立了朱熹纪念馆，迄今为止已接待参观者达三四百多万人次。（2）举办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朱子学术研讨会，其中以1990、1997、2000年举办的三次纪念朱熹活动和国际学术会议最有影响。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结识了新朋友，增进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朱子后裔对闽北朱子故里的了解。（3）已编辑出版了《闽学研究丛书》8册和《朱子研究》（后改为《朱子文化》）数十期，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4）赞助大陆学者出版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5本，达160余万字。（5）十年来，筹集资金500多万元（主要是海外朱子后裔捐资），修复了武夷山（原崇安）朱子故居紫阳楼武夷精舍（即紫阳书院）、建阳考亭书院文公祠朱子墓等十多处遗址，为开辟以武夷山为中心的朱子文化旅游线路做了基础性工作。（6）积极开展海峡两岸及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俄国、荷兰、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国，以及港澳台的一些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朱氏宗亲组织建立了联系，提高了武夷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密切了与海外华人、国际友人的交往，扩大了朱子学在世界的影响。
该中心于1993年6月创办期刊《朱子研究》，至2006年初，出版50多期；原为省内刊，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易名为《朱子文化》，于2006年3月出版创刊号（双月刊）。现今是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主办、世界朱氏联合会协办，正副社长、主编为张建新、朱茂男、张品端、朱杰人、方彦寿。此外，还于1986年初创办内刊《闽学通讯》，至1997年，出版40多期。此是至为宝贵的地方朱子学文献。
今后，该中心将继续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以修复起来的武夷精舍（紫阳书院）为朱熹研究中心的基地，创办朱子图书馆（含朱氏族谱展览馆），为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学者和朱子后裔提供资料咨询服务；继续筹集资金、进一步修复朱子文化遗迹，开辟朱子文化旅游线路；加强与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联系，扩大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影响。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领导机构，几年来在首届理事会的基础上有所调整，理事长为现任南平市党政书记市长更替，现任正副秘书长为张品端、方彦寿等，主持日常工作。①
附录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理事会首届成员②
总顾问：周谷城
顾问：冯友兰 贺麟 张岱年 任继愈 匡亚明 陈荣捷（美籍）
邓广铭 吴泽 杨向奎 刘述先（香港） 邱汉生 张岂之
冯契 陈乐素 黄寿祺 王仲莘 丁日初 南江 邹永贤
李联明 蔡厚示
名誉理事长：蔡尚思 陈元晖 程序
理事长：刘钦锐
副理事长：刘树勋 朱兆祥 朱荣元（常务） 宫维祺（常务） 沈善洪
张海鹏 陈正夫 张立文 高令印 陈其芳 杨青
常务理事：林有旺 李烈 马照南 郭勋安 陈家生 江运福 杨继来
黄金山 陈雪清 余盛作 郭风山 黄保万 蒋仁 杨金鑫
理事：丁祯彦 王有为 王国轩 王炳如 孔繁 叶茂春 朱家溍
朱瑞熙 孙言诚 孙平 刘鄂培 刘学沛 何乃川 李学语
李才栋 萧冰 林文豪 汤志钧 杨慎初 步近智 郑德渠
陈建才 洪波 俞兆鹏 陈志哲 张安奇（女） 姚公骞
祝文善 陆霄峰 黄宣民 傅云龙 曾乐山 蒙培元 葛荣晋
楼宇烈 潘富思 潘渭水 鲍元 蒋步荣 虞愚
常年法律顾问：祝振宏 季人俊
秘书长：杨青（兼）
副秘书长：马照南 蒋仁
六 福建闽学研究会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8月22日，成立大会于同日在武夷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省各地的47位会员代表和闽北闽学会的成员，共80多人。
会议认为，闽学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别，既有地域性，又超越地域性。加强对闽学的研究，不仅对发扬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如何加强闽学研究，大家提出：（一）充分重视闽学资料文献的发掘和建设，把它作为全省和各地县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项目。（二）加强规划，统筹安排，不断提高闽学研究水平。（三）要把研究闽学当作建设福建新文化的大事。通过深入研究，为创造和建设当代的福建新文化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参与国际朱子学研究活动，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高度认识闽学。
对于今后的设想和安排，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一）健全、发展和完善组织机构；（二）筹办文化书院，目前首先举办培训班，提高会员闽学素质；（三）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科研课题，准备整理出版朱熹著作大全，收搜整理闽学资料大系；（四）筹办朱熹研究刊物和研究会通讯；（五）对省内各地闽学学术活动进行规划，使其更有计划的进行；（六）与旅游、文化等部门联合举办各种活动，如开拓闽学文化旅游等。
会议期间，进行了学术报告和交流。闽北闽学研究会作为闽学研究会的先驱和分支，对成立5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评出一批优秀论文、优秀会员和优秀分会进行了表彰。
会议讨论通过了《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其《章程》第1、2章部分条款曰：
本团体的名称：福建省闽学研究会（FujianminscienceResearchAs-sociation，简称FMSRA）
本团体的性质是团结有志于（朱子学）研究的各方人士，开展闽学学术研究。本团体为学术性、地方性团体，为自愿结成、非营利社会组织。
本团体的宗旨是开展闽学学术研究，为挖掘福建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海内外朱子学者学术交流作贡献。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本团体的住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开展闽学学术研究活动，组织科研协作。
（二）收集、发掘闽学资料。
（三）与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及国外学者交流闽学研究成果。①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现任会长为何少川，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分别为黎昕、陈遵沂，主持日常工作。
附录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顾问：刘惠荪 邹永贤 蔡厚示
会长：许怀中
副会长：刘树勋 何乃川 穆克宏 陈树田 陈其芳 周立方 杨青
金文钦 高令印 徐晓望 魏了望
常务理事：王耀华 叶茂春 许怀中 许在全 孙明章 刘树勋
陈树田 陈及霖 陈其芳 陈遵沂 陈家生 何乃川
吴玉贤 李金华 周立方 杨青 高令印 黄保万
蓝章廉 潘心雄 黎昕 穆克宏
理事：王耀华 王植伦 王凌 方文图 叶茂春 许怀中 许在全
刘树勋 孙明章 李天兵 李金华 李 烈 李邦国 吴玉贤
何乃川 陈树田 陈及霖 陈其芳 陈遵沂 陈元煦 陈家生
张建模 周立方 杨 树 杨 青 杨继来 郑卫华 郑炳炎
郑国贤 周志斌 柯兆利 高令印 黄保万 谢孝荣 蓝章廉
潘心雄 黎 昕 颜立水 穆克宏
秘书长：黎昕
副秘书长：陈遵沂 蓝间廉
七 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
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于1993年5月7日在韩国汉城成立。
朱熹曾孙朱潜至韩国定居，为韩国朱氏始祖。韩国朱氏在韩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很早就有宗亲组织。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受各国朱氏后裔的委托，负责筹办了这次盛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朱氏宗亲54人出席了会议。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朱昌均任筹委会主任，并主持了会议。其间，他们先到罗南道绫州的朱子庙和东源祠举行了祭祀朱潜典礼和巡访了朱潜事迹，然后回汉城宣告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的成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审议通过了《章程》，以及“以朱子学研究在韩国的发展及朱子思想的世界地位和当今价值、儒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为中心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其《公告》曰：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缅怀宋代伟大思想家紫阳朱子，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启迪古代文明的丰功伟绩，交流各地朱子学研究的经验和信息，保进各国朱氏亲族及华族的友好往来，协商成立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在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总体结构中，分设一朱子学委员会，这是本会社会功牟的重要发挥与突破，有利于促进朱子研究事业的发展。朱子学委员会是世界朱氏联合会的一个分科委员会，但又是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委员会……专司学术研究，其领导成员应以各地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为主。为适应当前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的形势，朱子学委员会应进一步充实力量，强化功能，提高层次，使之真正成为世界朱子学研究的一支劲旅。①
会议强调，以朱子后裔为主体的世界朱氏联合会，理应当仁不让，自觉承担支持参与朱子学研究，促进朱子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任务，不应单纯联络宗谊举办某些福利公益事业为限。为此，会议确定世界朱氏联合会坚持以敦宗睦族、振兴中华故国、敬业乐群、造福人类社会为宗旨；以弘扬朱子思想、复兴东方文明为职志。提倡联络宗谊，组织策划宗亲之间的亲睦活动与广泛发动全体会友支持参与朱子研究相结合；筹集资金，修复朱子故里重要文化遗迹与支持有关书刊出版发行相结合；深研朱子思想与重建人类道德观念相结合。会议殷切期望，各地会友及宗亲，发扬朱子后人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同心协力支持上述宗旨任务的贯彻落实，努力把本会建设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就卓著的社会团体。
《世界朱氏联合会章程》于1993年5月7日在汉城成立大会上制订通过，于1995年在中国婺源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修改，其修改后的《章程》第1条至第4条曰：
第1条（名称）：本会名称为世界朱氏联合会（TheWorldFed-eration
ofChusAssociations)．
第2条（会地）：本会秘书处和办事处暂定设于中国上海并韩国首坞尔、加拿大设办事处或联络处。
第3条（目的）：
（1）居住在各国的朱氏宗亲，组成一个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扩大组织，策划宗亲之间的亲睦活动。
（2）为贡献国际亲善及世界和平，继承发扬文公的思想及中国、韩国、日本等我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
（3）支持修复朱子遗址。
第4条（事业）：为达到如上目的，推行如下事业：
（1）调查世界各地朱氏居住情况，推进宗亲之间的和睦活动；
（2）发行会报；
（3）支持朱子遗迹的修复；
（4）支持研究和弘扬朱子思想。①
世界朱氏联合会首届理事会成员，会长为朱昌均，副会长为朱仁镐、朱兆祥、朱祥南、朱启高，朱银汉、朱永炯等22人为理事。秘书长开始为杨青，不久换为朱杰人；副秘书长为朱杰人、朱茂珪、朱济灵、朱七星。朱子学委员会委员长为朱瑞熙。②
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后，发展至为迅速，其分支机构遍于全世界，领导机构迄今已换届六次，会长由朱昌均换为朱祥南，又即将由台湾的朱茂男接替。自办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六七次。运用各种形式发扬朱子思想，在世界朱子事业中确实发挥了劲旅的作用。例如，其分会广西朱熹思想研究会朱子后裔联谊会举办的表彰优秀朱子后裔学生、扶助贫困朱子后裔学生活动，很有意义。其朱光葳常务副会长在“朱熹思想研讨会暨2005年博白朱子后裔学子升学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广西有朱子后裔35万，博白县就有10多万人。博白县成为我国的文化大县、教育大县，这与朱子后裔传承优秀的传统，弘扬优秀的文化，悉心教育自己的子女勤奋攻读、艰苦创业分不开的。今天第一次表彰的78位学子，都是朱子后裔的优秀学子。我们期望着，博白县的朱子后裔人才辈出，为国家经济建设不断输入优秀人才。……广西朱熹研究会是联谊朱子后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朱子思想的群众团体，历年来广西朱熹思想研究会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较好的成绩，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①
在世界各地的朱子后裔，大都如这里讲的广西朱子后裔一样，把联谊活动与弘扬朱子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当地的朱子学研究、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
八 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在朱子学发源地的武夷山武夷学院内，有三个以朱子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研究机构，即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文化研究所、武夷文化研究院。
武夷文化研究所是在武夷学院前身南平师专就建立起来的老研究所，迄今已有20多年，出了不少学术成果，像陈家生的朱熹诗词论著、程利田的游酢理学论著等。武夷文化研究院是南平市副市长吴邦才主持创办的，是南平市的学术研究单位，所聘研究员遍布省内外，迄今已有十多年，定期出版刊物《武夷文化研究》，在武夷文化的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原在南平，由张自生等主编《武夷文化研究》，主持日常工作，于近年迁入武夷学院。武夷文化研究所和武夷文化研究院有合有分，资源共享，座落在武夷学院的明月湖畔，研究条件十分优越，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如以杨国学、项小玲、朱平安等为正副主编出版的篇幅较大的《武夷文学研究》、《世界遗产武夷文化年鉴（2005年卷）》等，填补了武夷文学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武夷文化的研究。武夷文化研究所现任正副所长为杨国学教授、朱平安教授。
据说是数年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视察武夷山，对接待他的福建领导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与福建社会科学院在武夷山合办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于是，2005年10月19日，该“中心”挂牌成立。其印发的简介曰：
建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首倡，先后得到了当时和现任福建省领导宋德福、习近平、卢展工、黄瑞霖、汪毅夫等同志的多方关怀，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常务副院长王洛林、现任常务副院长冷溶和朱佳木副院长的指导和推动。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福建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平市政府、武夷学院等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该“中心”的品位之高是少有的。其简介还指出，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创办，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主管，院址（秘书处）设在武夷学院。中心法人代表由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武夷学院校长张祖英教授担任。其研究课题和工作条件：
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的文化遗产，推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培训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研究人才和后备力量；建立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的研究信息资料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学术与文化交流，提升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所在的武夷学院地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与武夷山市市区之间。研究中心大楼为仿宋建筑，座落在校园明月湖畔，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中心内设文献室、专家工作室和国际学术会议报告厅，为海峡两岸和国内外专家学者进入中心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到研究中心讲学、客座研究、学术交流。①笔者曾于2006年秋季应邀在此“中心”客座研究两个多月，撰写了此《朱子学通论》部分稿。此“中心”确实是朱子学研究的最佳地方，它不仅有大量基本的朱子学文献资料，还可以实地考察朱子事迹，耳闻目睹的都是朱子学的问题。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为陈筠泉，副主任为潘淑明、吴邦才、李存山、张祖英、黎昕，秘书长为张祖英（兼），副秘书长为姚进生、杨国学、张廷枋、张品端、赵健全，李学勤等17人为学术委员。
九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本世纪初，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黄俊杰教授主持台湾教育部门的研究项目“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在此基础上，“东亚经典文化”的研究成为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创始研究计划之一，设置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东亚经典与文化”。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东亚经典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直接和间接地涉及朱子学。这是以东亚为研究视野，以经典为研究核心，以文化为研究脉络，既宏观中外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观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本研究之目标，希望在21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的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面。
为了更好地实现计划的各项目标，陆续举行学术演讲会、学术研讨会、学术工作坊研讨会，以及“东亚文明研究教师研习营”、“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生研习营”等。同时，广泛邀请东亚各国和地区学者，举办包括“跨文化研究与诠释问题”、“东亚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东亚世界与儒学”、“日本汉学”、“情景与圣化——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公私领域新探：东亚观点与西方之比较”、“东亚四书学”、“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东亚传世文献译解方法”、“（台湾）日治时期初等教育”、“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发展”、“东亚视域中的‘中国性与欧洲性’”、“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通过上述培训研究等学术活动，培养出了一批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共出版专著60余种，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其中有黄俊杰、林维杰编的《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黄俊杰著的《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李明辉编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李明辉著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高明士编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李明辉著的《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黄俊杰编的《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俊杰张崑将编的《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杨祖汉著的《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争论》、吴展良编的《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刘文清李隆献编的《东亚历史年表》等，这些论著都贯串着朱子学的问题，显示出朱子学想渗透于东亚经典与文化的各个领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
“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在黄俊杰教授总主持下，正在进一步实施各种课题，诸如黄俊杰主持的《东亚儒学视域中的朝鲜＜论语＞学》、张宝三主持的《＜五经正义＞在东亚之流传与影响》、李明辉主持的《翰鲜后期的“四端七情”之辩》、陈昭瑛主持的《知音：儒家美学的认知和道德问题》、徐兴庆主持的《东亚视域的中日文化交流：互变与变迁》等。①
十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6年10月成立。当时，“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之后成立的国学专门研究机构。由校长林文庆任院长、语言学家林语堂任总秘书，语言学家沈兼士任研究主任。当时国学院聚集着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张颐、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时媒体称其‘大有北大南移之势’”。①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在中国文学、地域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来，由于经费和主要研究学者离去等原因，研究院停止了工作。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迅速发展。适应新的国学研究热潮，厦门大学于2006年12月复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以“萃取国学精华，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秉持“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继承发扬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发挥多科交叉整合优势，突出国学主流和区域性研究特色，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②其基本构想是：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将突出三条主线：一、围绕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领域的演变和发展。二、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研究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传播、影响和演进，尤其注重探讨东南海洋带文化的传承。三、关注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组织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突破性的重大国学研究课题……③这里明确指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研究各种课题的。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恢复后，即于2007年4月联合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世界朱氏联合会等，在厦门大学举办了“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朱子学与闽台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知名学者60多名出席，在会上发表论文的有30多人，对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会后，大部分学者到闽北寻访了朱熹事迹，进一步加深了对朱子学的认识。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现任院长为朱崇实，常务副院长为陈支平，以及院务委员和本校学术委员李建发、徐梦秋、朱水涌、王旭、陈明光、杨国桢、詹石窗、周宁、刘钊等，秘书为洪峻峰。
附注
①［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
②［清］李元度：《先正事略》卷三〇。
①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
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①［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
②［清］苏惇元：《方东树传》。
③《曾国藩未刊信稿·复丁俭卿》。
④《家书》卷一。
⑤《曾国藩杂著》卷二。
⑥《家书》卷一。
①《唐确信公集》卷一。
②以上参见《清代七百名人传·倭仁》。
③《曾国藩未刊信稿·复丁俭卿》。
①上下册，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②《清史稿》卷四八六。
③《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④参见高令印、高秀华：《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①《原强》，《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
②《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1、332页。
③《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35页。
①《大学章句·格物补》。
②《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③《知难行易》，《总理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1～232页。
④以上参见《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56～70页。
①《熊十力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295页。
②《十力要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198页。
①转引自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23页。
②《新理学》，第10页。
①《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页。
②《新原人·天地》。
③《新理学》，第15页。
①傅伟勋：《生命的学问》，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②参见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298页。
①《现象与物自体》第二章《德行的优越性》。
②《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①以上参见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298页。
①以上见《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6面。参见程潮：《现代新儒家的宋学观》，《嘉应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第8页。
②《引言》，台湾师范大学《阳明学讨论会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89年印，第4页。
③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④《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1页
⑤《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5～196页。
①《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4页。
②《文化与人生》，第60页。
③以上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版。
①以上见《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81页。
①载台湾《清华学报》第17卷第1、2期合刊，1985年12月。
②金耀基：《新大陆的东方哲人》，香港《明报月刊》1984年第11期。
①忻剑、方松华：《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②《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北文殊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③黄俊杰：《中国哲学文献选辑·中译本出版前言》，未刊打印稿，1991年暮春。
④《灵魂的反刍》，台北《汉学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①《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1页。
②《朱子之创新》，未刊手稿影印本，1982年7月。
③《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④《二程集》卷二四。
①《朱熹》，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7页。
②卢建荣：《访陈荣捷院士》，台北《汉学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③《朱子新学案·例言》，巴蜀书社1986年版。
①《朱子新学案》，第379～381页。
①《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3、11、113页。
②《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04页。
①以上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215页等。
②《序言》，高令印：《李退溪与东方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①《序言》，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张立文主编：《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页。
②《序言》，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4页。
③《序言》，高令印：《李退溪与东方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林兆荣：《高令印与朱子学研究》，《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
①如其《福建游记》，日本《禅文化研究纪要》1988年第15号。
②王鉴平：《评〈朱熹事迹考〉》，《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③韦政通：《“庆元党禁”中的朱熹》，《国际朱子学会文集》，台湾中研院1993年版。
④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12页。
⑤《海外学术动向》，日本《东洋的思想与宗教》1988年第5号。
⑥参见高令印：《李退溪与东方文化》、《闽学概论》等书。
⑦韩国磐语，《朱子研究》1997年第2期。
①参见高令印：《简明中国哲学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游酢杨时》、《游酢评传》（香港翰林出版公司2002年版）等书。
②高令印：《简明中国哲学通史》，第2页。
①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7、73页。
②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9页。
③《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808～811页。
①《国际朱子学讨论会文集·导言》，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1986年第10期。
②论文集目录载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2）》，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69页；吴展良编：《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34～37页。
①会议论文详目载于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2年）》，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2页；吴展良编：《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37～40页。
①台北《民生报》2000年11月15日。
①《星洲日报》报道，2001年12月1日。
②朱珖〓整理：《马来西亚朱熹学术研究会的成立经过暨活动汇报（2001—2005年）》，2005年10月16日印，第16页。
①以上参见《中国（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服务指南》．中国（武夷山）朱子文化节组委会2005年10月印，以及会上的诸文献。
①以上分别见《福建文化》1934年4—6月第13—15期、1935年1月第17期、1937年1—2月第24期。
②《福建文化》1934年4月第13期。
①《福建文化》1937年4月第24期。
②《福建文化》1935年1月第17期。
③以上见《福建文化》1937年4月第24期。
①《福建文化》1937年4月第24期。
②《福建文化》1934年5月第14期。
③《福建文化》1934年6月第15期。本节参见黄保万：《福建闽学研究述评》，《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303页。
①《中国哲学史学会在京理事关于学会工作交换意见提纲》，1980年6月30日。
②以上见《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1980年8月6日）》，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处：《中国哲学史学会通讯》第3期，1980年9月印。
①《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创刊号），1980年12月，第16页。
②《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创刊号）封底，1980年12月。
①《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简报》第1期，1981年12月印。
①本节的撰写主要据徐公熹提供的《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2007年6月）中的资料。
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1989年版，第343～344页。
①以上参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简介》，2003年3月。
②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①见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会内文件。
①以上见《世界朱氏联合会暨朱子学委员会成立公告（1993年5月30日于Seoul市）》，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处编：《世界朱子学讯》试刊《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大会专号》，1993年10月印。
①《世界朱氏联合会章程》单行本，1993年印。
②《世界朱子学讯》试刊号，1993年10月印。
①《朱子论坛》2006年第1、2合期，第30页。
①以上见《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简介），武夷学院2005年10月印。
①以上见《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7年4月印。
①厦门大学：《复办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院的报告》，2006年12月。
②《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2006年12月。
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基本构想》，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