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福建朱子学在漫长的衍变过程中，著名学者层出不穷，其著述极为丰富。他们基于朱熹的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了福建朱子学的自己的特点。朱熹集儒家思想之大成，体大蕴邃，内容包括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诸方面，不是单个学者所能全面继承、阐扬和发展的。朱子学创始者的这种思想特点，已预示着福建朱子学衍化过程中的分化趋势，从而形成为不同的福建朱子学派别。
  朱熹在世时，其门人中已出现了分派的端倪，如陈淳主要阐发理学字义，黄榦重视体用、道统，蔡元定、蔡沉专于数理，等等。黄榦、陈淳可谓福建朱子学正统派，蔡氏父子则可谓福建朱子学象数派。
  一 正统派
  福建朱子学正统派学者大都没有超出朱熹学说的范围，在朱熹思想体系的范围内兜圈子。不过，他们使朱熹的学说更加完善和充实，其范畴更加精密，使福建朱子学和其他理学派别相比较具有了自己的更为显著的理论特点。同时，他们卫师门最力，对有损于朱子学的异端邪说严加排斥。福建朱子学正统派主要有黄榦、陈淳、李方子、真德秀等。
  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黄榦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解》、《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特别是，黄于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①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②
  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
  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四句，是符合朱熹思想的。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被认为是学术最醇正、卫师门最力者。他对朱子学的最大的贡献是谨守朱子家法，撰成解释理学名词概念的名著《四书性理字义》。如他对太极的论述，很符合朱熹的义蕴：
  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①
  陈淳把太极当作一物。所谓浑沦，即像云雾一样，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陈淳认为，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仁。人能事事按天理，纯是天理便是仁。他还把心视为一物，并谓“合理与气方成个心”。②陈淳使朱熹的学说更加精密细致，特别是在理气、心性方面发挥了朱子学。
  李方和朱熹极为密切，以所闻录朱熹训语二百多条，朱熹对其评价甚高。清初黄宗羲讲到李方子时说：
  人性端谨纯笃。文公谓之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居家竟日危坐，未尝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李方子）尝曰：“吾于学问虽未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③
  李方子对闽学的最大贡献是撰《紫阳年谱》三卷。南宋魏了翁为之作《朱文公先生年谱序》中曰：
  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余识其卷首。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④
  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虽早已失传，但它是最早的朱熹年谱，后来出现的几十种朱熹年谱大都沿袭李谱之体例。
  真德秀未亲炙朱熹而私淑之，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他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读书记》、《四书集编》、《心经》、《文章正宗》等。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很高，“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①他深刻地发挥了朱熹的理不离器的思想。他说：“一物一器，皆有形而下之象及形而上之理也。如灯烛为器，其所以能照物，则理也。余可类推。”②他认为，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入空疏之见。他还发挥朱熹居敬穷理的思想。他说：
  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③
  真德秀墨守朱熹学说，其思想没有跳出朱熹学说的范围。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朱熹为伪学罪首，朱熹门人有的遭到迫害，如蔡元定被流放至道州而死；有的害怕牵连而离去。就在这时，真德秀却不为时论所动，未亲炙朱熹而自称朱熹的私淑弟子，以传播朱子学为己任，讲理学，行理学。他极力向朝廷建议解除学禁，发扬朱子学。
  福建朱子学正统派，还有元朝的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1266—1347年，宁德人）。他一生未应科举，入元不仕。他是朱熹四传弟子（即朱熹——辅广——韩翼浦——陈普——韩信同）。韩信同极力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主张躬行实践，强调切己工夫。韩信同说：“读《论》、《孟》不知以门弟子所问为己问，孔孟所答为己闻，非善为‘四书’者也。”④韩信同的著作有《四书标注》、《三礼图说》、《易经旁注》、《诸史类纂》等。邱葵（字吉甫，号钓矶，同安人）一生未仕宦，始终以朱子学为依归。据记载：
  亲炙吕公大圭、洪公天锡之门最久。风度端凝，如立鹤振鹭。杜门励学，著《易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经世书》、《声音既济图》、《周礼补亡》。元时倭寇至其宅，他无所犯，惟取其书云，故其著述多无传者。⑤
  黄师雍［字子敬，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进士，福州人］特别强调名节，“元降御笔，但云守官无本，官职之辞观文之命”。⑥方公权［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莆田人］在宋曾任广州教授、太常主簿，入元不仕，固有气节，人称石岩先生，著《古易义》。①此外，还有敖继公（长乐人）中进士后归里务农；梁友直（福州人）隐居治学，以“朱子学为精”②；吴海（福州人）虽生活在元末，也未曾出来做官。元代福建朱子学学者知名者还有宁德人陈自新，长乐人欧阳光、郭隚，邵武人黄镇成、黄清老，莆田人陈旅、刘有定，建瓯人张复、雷鋐，龙溪人林发，等等，都忠实于朱熹的学说，属于福建朱子学正统派。
  到了明代，科举考试仍以朱子学为准。明代知名福建朱子学学者大都忠实于朱熹学说，属福建朱子学正统派。例如，林雍［字万容，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龙溪人］笃信朱子学。“请进濂溪、二程、考亭于颜、曾、思、孟之后，列为八配，兼祀陈北溪等于两庑。……与陈剩夫相师友，日进徒侣，讲明正学。倡建陈北溪祠于芝山之麓，与乡人月为一会。清风高节，海内倾仰。漳中北溪之后，得正学之传者首称剩夫与公”③。林玭［字廷珍，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侯官人］，以《易》学倡导东南，“从游者履满，蔡文庄清亦往师焉”。④
  在清代，李光地虽提出“徒以言出夫子（按指朱熹）而不敢疑之也，又乌能言”⑤的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是根据朱熹的某些观点和当时社会的需要说的，他在清代朱子学的复兴和重新走向正宗地位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因此，李光地仍属于朱子学之正统派。特别是，李光地全面研究《朱子语类》140卷和《朱子文集》100卷，摘录其精华，成《朱子全书》100卷，对朱子学的此后至今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综观《朱子全书》的诸多部分，确实抓住了朱熹的基本思想，充分地反映出了李光地的朱子学的正统思想。此外，上边讲到地蔡世远、雷鋐等也属于清代福建朱子学正统派。
  二 象数派
  福建朱子学象数派开始于朱熹门人蔡元定。蔡元定的父亲蔡发，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说，无所不通”。⑥蔡元定有象数学家教传统。蔡元定在师事朱熹过程中，通过阐述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发挥其道家倾向的象数理学思想。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等。蔡沉再把蔡元定的象数和朱熹的理进一步结合，撰成《洪范皇极》，形成为成熟的象数理学思想体系。蔡元定长子蔡渊，次子蔡沆和蔡沉长子蔡模、次子蔡抗等，都治象数理学。蔡氏父子祖孙的福建朱子学象数派思想，对其后一些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蔡元定研究易学，把义理和象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创造，不像二程那样置象数而不顾。在总的方向上，他还是遵循朱熹的学术方向，补充朱熹忽视图象和数的问题。他的《纂图指要》是其《皇极经世指要》的前半部分，大都解释邵雍的各种图象，因而“晦庵朱子谓其于康节（邵雍）之书，推究缜密”。①他认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地为五行，在人为五常”。②他把理判为阴阳，认为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③
  蔡元定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二个方面，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载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淫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有浓厚的神秘性和宿命论。蔡元定精通天文、地理、乐律、象数、兵阵等，其《律吕新书》，一方面循着古代音乐中十二律（十二个音调）的规则；另一方面他运用象数把十二天干配合上十二律，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附会在上面。他把作为阳律的蕤宾生阴律大吕时，汉代时是下生，他改为上生；汉代十二律中大吕、夹钟、仲吕三个阴律是由下生推算出来的，而他改为由上生而推算出来。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改变都是比较合理的。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被后人评为“发千古之蒙昧”④，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名著。总之，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⑤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掺合了很多意见。
  蔡沉是蔡元定的季子，一生未应科举，也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蔡元定的家教对蔡沉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1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是应朱熹遗嘱所撰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封建的三纲五常。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此外，南宋的林光朝［字濂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莆田人］和其三传弟子林希逸［字肖翁，号虎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福清人］是当时知名的象数理学家。他们和蔡氏父子祖孙同时，是相互影响的。林光朝著《易解》，林希逸著《易讲》。他们根据理学象数学、儒家易学、老庄道学深究何王玄学，把阴阳家和道家的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象数理学辩证法思想体系。
  含有象数思想的《易》著宋代多多，除上面讲到者外，还有如陈知柔的《易本旨》《易大传》《易图》、柯述的《否泰十有八卦义》、苏伯材的《周易解义》、蔡和平的《易说》、郭缜的《易春秋解》、杨炳的《易说》、苏思恭的《易说》、吕中的《演易十图》、陈在中的《六十四卦赋》等。
  明代全国研究《易》者首推晋江，有数十家，而晋江以蔡清的《易学蒙引》、陈琛的《易学浅说》、林希元的《易学存疑》、苏浚的《易说》为最，代表了明代的易学水平。这些著作中都阐述了象数学朱子学思想。蔡清之《易》精而密，陈琛之《易》高而朗，苏浚之《易》广而大。他们的易学、相表里，其共同特点是阐发儒家思想，羽翼朱子学。和他们同时的张岳的朱子学思想，也掺杂了浓厚的象数学观点。张岳说：
  有象则有数，盈天地间皆数也。因象起数可为造化之体，惟其所起有偏全，故其显于是者时有不神尔。①
  这是用象数来说明一理与万殊的关系。在历史上，晋江的《易》，全国著名，其著作极为丰富，有100多种。晋江有《易》著100子多种。
  此外，含有象数思想的《易》著，明代还有张廷芳的《易经十翼章图蕴义》、黄克复的《易备忘》、温良的《易经讲义》、李聪的《易经外义发凡剔要》、李逢期的《易经随笔》、郑贤的《易说》、诸葛俊的《易经集说》、黄志清的《易说》、蔡存远的《周易正说》、项忠的《易说》、陈敦豫的《易经典引》、史于光的《易经正蒙》、邱瑗的《易说》、林文明的《易经草说》、林性之的《易经浅说》、蔡润宗的《易经正言》、黄光昇的《读易私议》、王宗澄的《易经儿说》、蔡元伟的《易经聚正》、赵建郁的《周易说》、史朝宜的《易说》、张汪的《易注》《易释》、翁尧英的《易传节解》《太极图说》、郭文焕的《易经注解》《太极图注释》、李贽的《九正易因》、许天琦的《易学管见》、孙振宗的《易学说约》、沈亨的《易解》《卦画图记》《太极解》、庄望槐的《系辞释言》、李士绚的《易说》、郭宗盘的《易学说海》、李廷机的《易经生生篇》、林养材的《易学臆说》、何炯的《易经纪闻》、杨启新的《易林疑说》《易经蒙注》、黄国鼎的《易经初解》、李光缙的《易经潜解》、杨瞿崃的《易经疑丛》、许凤滨的《易解》、洪猷的《周易翼义》、蒋际春的《易经记注》、李伯元的《易钵》、张维枢的《淡然斋易测》、洪启初的《易经管见》、林欲楫的《易经勺解》、林甫任的《易录》、郑之铉的《易经翼解》、林孕昌的《易史象解》《易史广占》、韦际明的《易解》、吴载鳌的《易勺》、黄阔中的《易义注解》、吴韩起的《易经说》、蔡鼎的《易蔡》《周易说意》、王承标的《易经得一集》等。
  清代童能灵的“三才”统一说中，也属于朱子学象数派思想。他根据古代《河图》、《洛书》的传说，编造出一套天、地、人的图式，用以推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在童能灵看来，在理、数、象的关系中贯串了数。这是符合朱熹的《易》学思想的。
  此外，清代含有象数思想的《易》著还有王命岳的《杂封牖中天》、陈迁鹤的《论易》、蔡方升的《易解参考》、丁莲的《易经萃解》、李基丰的《易经初进集解》、薛人龙的《周易说约》、谢巩的《易经提要》、黄国仪的《易经集说》《大象集说》《周易牖中天》《录辞集说》《序卦集说》《说卦集说》《杂卦传集说》《易大传上下集》《反对象义》《采集易图说》《毛春庄易说》《章本清易说》《易经全图》《天然图》《易原》、吴映的《周易令辑》、蔡澄的《周易解题纪要》《变卦图说》、庄名夏的《周易象解》《易经精说》、施世湖的《参订陈紫峰易经浅说》、柯廷瓒的《易经发蒙》、柯廷璟的《周易解》、林滨海的《易系辞解》、释海印的《周易说》等。
  三 理心折衷派
  朱熹在世时，就有心学派陆九洲的弟子转来向朱熹求学。这些人学术大都折衷于朱陆之间，主理心折衷。例如，包氏三兄弟，本为陆九渊的门人。高宗绍兴九年（1193年）一月，陆九渊去世后，包扬（字显道）带生徒14人，“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当时，朱熹“令（黄）义刚问是（包扬）所来之故”，即了解何以离开陆门而来朱门求学。朱熹次日即“依精舍规矩，说《论语》”。①此外，还有包扬之兄包约，字详道；包扬之弟包逊，字敏道。黄宗羲曰：“包显道、详道、敏道，同学于朱、陆，而趋向于陆者分数为多。”②并谓他们“喜谈禅”。对于包扬，黄宗羲又曰：
  先生（按指包扬）在南丰（江西）尝诋朱子。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骇，答以此公好立虚论。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蔡季通（元定）之贬也，朱子将为经营。先生以祸福已定，不必徒加劳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尝葺朱子语为四卷，今多载入语录中，其间有先生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载胡子《知言》一章，以书为溺心志之大罕者。后黎靖德编朱子语，始削去之。③
  朱熹主要训其勿以清虚寂灭滔溺其旨，即指责其禅学、心学倾向。
  元代的福建朱子学理心折衷派首推陈旅。陈旅（字众仲，莆田人）官至国子监丞。其论著辑为《安雅堂集》。他推崇朱子学，又有明显的陆九渊心学倾向。他讲朱学，兼主陆学。他竭力反对朱陆两家门户之见，主张两者融合为一。
  明朝的陈茂烈主张朱子学应吸取陈献章心学的内容。陈茂烈［字时周，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莆田人］官至监察御史。其著有《省克录》、《静思录》等。他曾奉命出使广东，受学于陈献章之门，接受了其“以心为本”的观点。他认为，朱熹哲学的矛盾，就是在于心与理没有完全合一，因而用力之方也就无法一致起来。他提出在静坐中体会心本体即理，因为没有离开心的理。明朝的林希元也具有明显的理心折衷派观点。林希元说：
  朱陆之辩近日纷纷，皆所谓矮人看场者。来教谓恐未实着力也。譬之金，朱子如百炼之金，陆子锻炼之功或未至。要之，皆真金也。今人则以铜而包金耳，何以论金哉！①
  林希元对朱陆之辩有比较客观的看法，认为其本质是一致的。像林希元这样不以门户之见对待异己学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态度。明朝马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曾受业王阳明，崇尚王学。有人认为，福建有王学，应自马明衡始。他又信仰朱子学。他认为，在事事物物上穷理，不能明吾心之德。因此，他提出心与理应该是一，不能是二。心与理合一才能知与行一致。他著有《尚书疑义》、《子莘集》等。
  此外，具有理心折衷倾向的知名福建朱子学学者，还有莆田的方重杰、林有年，晋江的王仕重，邵武的王岳、朱昂，泰宁的黄克正，福清的卓帮清，漳平的曾汝檀、陈九叙，等等。
  四 三教合一派
  福建朱子学三教合一派主张儒释道融合为一，其代表人物有元朝黄镇成、明朝林兆恩等人。
  黄镇成（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著有《周易本义》、《尚书通考》、《秋声集》等。黄镇成崇尚朱子学，又相信心学，主张理心合一，认为理与心不能分开。他由此反对迂阔空疏之言，强调经世致用。此外，他具有民族气节，元朝政府屡请不仕，筑室南城耕读，号田耕舍。
  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1517—1598年，莆田人）著有《三教历代会编要略》、《宇合篇》、《林子》等，世称三教先生。他30岁前治朱子学，后兼治道、释，倡三教归儒之说。他所谓三教一门，就是儒、释、道在理气心性上的一致性。他主张，儒教道德伦理日用以立本，道教修心炼性以入门，释教虚心本体以极则。他为了使佛、道人伦世俗化，要求和尚、道士娶妻生子，“使三纲之，五常之，士之，工之，农之，商之，以与儒教为一”。②今人吕景琳在《李贽与明末三教合一思想》中说：
  在林三教所设计的社会中，没有儒释道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不同，人伦礼教是这个社会的纲维和轴心，而三教教则是人们唯一虔诚的宗教信仰。①
  林兆恩的“三教合一”，已把儒学变成儒教，超出了朱子学的范围。
  五 经世致用和主气派
  福建朱子经世致用派和主气派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福建朱子学衍化过程中的主要派别。朱子学的理本论体系，一开始就受到南宋主气者陈亮（字同甫，1143—1149年，浙江永康人）、叶适（字正刚，号水心，1150—1223年，浙江永嘉人）等人的批判。他们反对朱熹的“理在气先”，强调“理在气中”。到了明代，主气者罗钦顺（字允生，号整庵，1465—1547年，江西泰和人）直接批判当时著名的福建朱子学学者林希元。②特别是到了清初，伟大的气学家王夫之（字易农，号姜斋，1169—1692年，湖南衡阳人）、戴震（字慎修，号东原，1723—1777年，安徽休宁人）等，直接分析朱熹格物践履学说的错误之所在。福建朱子学学者在受到这些人的批判后，有的逐步认识到朱子学的弱点，或多或少地吸取气论的一些因素，从而福建朱子学学派中逐步分化出一批具有气学思想因素的人物，形成为福建朱子学中的重要派别。早在南宋朱熹门人陈淳那里，就提出“浑沦太极（理）”③，用浑沦释理，已含有气论的因素。到了明代，多个福建朱子学学者具有气学倾向，形成为福建朱子学气论派别。例如，明朝王春复［字学乐，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晋江人］官至广西布政使等，著有《四书疑略》、《周易疑略》等。④他在任江西泰和县令时，结识罗钦顺，接受其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和朱子学的改造，提出“理不离气”、“理气为一”、“格物即亲手习其事”等。明朝李廷机［字尔张，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晋江人］官至大学士，著有《宋贤事汇》、《汉唐宋名臣录》、《易经纂注》、《性理经要》等。他是陈琛门人，在陈琛朱子学基础上，提出经世致用的哲学。明朝林俊［字待用，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莆田人］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尚书精蕴》、《西经解》等。他推崇朱熹哲学中的气论，并以此探索荀子、韩非、张载的气论，提出理是物之理，理是物之然，气是事物的本体，用气论观点改造理学。
  此外，由于福建朱子学学者涉猎的经书和古籍不同，在福建不同地区形成为不同的学术特点和学风。由于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思想，便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①《宋元学案·勉斋学案》。 ②《中庸总序说》。 ①《北溪语录》。 ②《竹林精舍语录》。 ③《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 ④［明］戴铣：《朱子实纪》卷首。 ①［清］张伯行：《西山文钞序》。 ②《西山问答》。 ③《西山问答》。 ④《四书标注》。 ⑤［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邱公葵》。 ⑥［韩］李退溪：《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9年影印本，第496、520页。 ①［韩］李退溪：《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第496、520页。 ②［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方公权》。 ③［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五《林公雍》。 ④［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五《林公玭》。 ⑤《尊朱要旨》。 ⑥《朱子文集》卷八三《跋蔡神与绝笔》。 ①《皇极经世全书解部论》。 ②《答江功书》。 ③《皇极经世指要》。 ④［清］蓝鼎元：《棉阳学准》。 ⑤转引自翁易：《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 ①《太玄集注序》。 ①《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 ②《宋元学案》卷七七。 ③《宋元学案》卷四九。 ①《与舒国裳修撰书》。 ②参见《疏天文稿》第二八种《林子》。 ①《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237页。 ②见《困知录》附录，《答林次崖佥宪》。 ③《北溪语录》。 ④《四书疑略》卷一。 ①《周礼·夏官司马》。 ②《史记·东越列傅》。 ③以上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73页；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年第2期。 ④《欧阳行周集》卷三。 ①参见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②［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 ③［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二。 ④第4卷第24期，1937年4月。 ⑤《朱子文集》卷九七《皇考朱公行状》。 ⑥《朱子文集·别集》卷六《与林择之六》。 ⑦《答李仲久问目》，《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13页。 ⑧参见《张南轩集》卷二一《致朱元晦》。 ①《求可堂两世遗书》卷三方冀亨《求可家训》。 ②民国《上杭县志》卷二三雷赞明《溟池遗训序》。 ③《勉斋集》卷八《朱子行状》。 ④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①章廷泗：《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的思考》，《福建学刊》，1989年第2期。 ②乾隆《武夷山志》卷首史贻直《武夷山志序》。 ③乾隆《武夷山志》卷首何瀚《武夷山志序》。 ④《朱子文集》卷八〇。 ①《宋史》卷四二〇《黄榦传》。 ②淳熙《三山志》卷四〇《世俗类》。 ③《宋史》卷四二〇《陈淳传》。 ④康熙《南溪书院》卷一《朱子年谱》。 ⑤《朱子文集》卷七七。 ⑥［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⑦民国《尤溪县志》卷四《祠庙》。 ①雍正《崇安县志》卷六《科弟》。 ②［民国］詹继良：《五夫子里志》卷一一《游寓》。 ③康熙《建宁府志》卷一〇《书院》。 ④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学校志》。 ⑤民国《政和县志》卷三《名胜志》。 ⑥康熙《建宁府志》卷五《山川》下。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元揭汯《重建湛庐书院记》。 ②《夷坚志》。 ③麻沙：《刘氏忠贤传》卷九。 ④《朱子文集》卷八五、卷七五、卷七四《论诸职事》。 ⑤［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⑥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03页。 ⑦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三《学校·安溪县》。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方域·泉州府·安溪县》。 ②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六《学校·泉州府》。 ③洪谷：《安海古镇》，《厦门日报》1984年1月16日。 ①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书院》。 ②《朱子文集》卷五。 ③嘉靖《安溪县志》卷七。 ④民国《南平县志》卷一〇《学校》。 ⑤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朱子文集》卷八七《祭何叔京知县文》。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第93页。 ⑦［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①《朱子文集》卷七八《云谷记》、卷六；嘉靖《建宁府志》卷二〇《古迹》。 ②《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 ③转引自《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一三。 ④《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 ⑤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①康熙《建宁府志》卷四四［明］林雍：《星溪书院记》、卷一〇《书院志》。 ②［明］戴铣：《朱子年谱》卷一。 ③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 ⑤《朱子文集》卷七五。 ⑥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一《祀典》。 ⑦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⑧乾隆《古田县志》卷七《寓贤》。 ①嘉庆《福鼎县志》卷六《流寓》。 ②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③《朱子文集》卷七七。 ④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⑤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四《学校志》。 ⑥《闽书》卷三七《建置志·漳州府》。 ⑦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四《官绩·朱熹》。 ①光绪《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 ②［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 ③《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④民国《福建通志》卷一一《金石志》。 ⑤《朱子文集》卷八四。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⑦《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⑧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⑨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①万历《建宁府志》卷三三《名宦志》。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 ③《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④《朱子文集》卷九。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五《五曲》。 ⑥民国《古田县志》卷二四《艺文》。 ①乾隆《古田县志》卷四、八。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三《名胜》。 ③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五《学校·建阳县》。 ④［明］朱世泽：《考亭志》卷一《沧洲形胜·考亭图说》。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一六《名贤·理学》。 ⑥《朱子遗迹访问记》，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2月号。 ⑦《学规类编》。 ①《朱子与书院》，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②《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③《正谊堂文集》卷一二《蔡恭靖先生墓志铭》。 ④《钱庵方公文集》卷二一。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 ②《朱子文集》卷七八。 ③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卷五。 ④郑志路：《书灯田》，《清词锋》，第3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七八。 ⑥《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六四》。 ①《新唐书》卷一八《百官志》。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二〇》。 ③《朱子文集》卷三三。 ④《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三》。 ①《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②《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③孔传：《东家雜记》卷上《历代崇奉》。 ④参见郎廷极：《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 ①《四书疑略》卷一。 ②以上参见笔者与友人陈其芳：《关于研究福建地方哲学的几个问题》，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1984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