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代自仁宗嘉庆（1796—1820年）以后，盛极而衰，进入后期。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约有一个半世纪。
  清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活跃起来，但是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还是较为稳固的。到了道光年间，清王朝百孔千疮，国势江河日下。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支绌。官吏贪污成风，赋税日益加重，高利贷剥削极为猖狂。官僚、地主、豪富兼并土地更为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农民反抗斗争更加频繁。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就在这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宋元明以至清初历代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到了清代中期，鉴于朝廷“文网”（文字狱）太密，一些学者不敢触及实际问题，导致所谓“乾嘉考据学”（汉学）盛行，压倒理学（宋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知古不知今的学风。这个学风得到朝廷的支持和提倡。清代中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是宋学和汉学占主导地位，是一片“万马齐喑”的沉寂气氛。鸦片战争后，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灾难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特别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和各种学说逐渐输入，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产生于西汉的今文经学，把《春秋公羊传》（今文经）的经义和当时的谶纬迷信相结合，牵强附会地任意解释经书的内容，为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当时的正统学派。今文经学又称为公羊学。清代今文经学派主要利用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和改制思想，借题发挥，议论时政。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工具宣传变法维新主张。于是，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大兴。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学和旧学、西学和中学之争，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和宋学（程朱理学）、汉学（古文经学）之争。当时属于程朱学派的方东树、唐鉴、倭仁、曾国藩、辜鸿铭等，都是旧学、中学中的主要人物。从整个清代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来说，今文经学（公羊学）占据时代思潮的主流，程朱理学不振，但是由于出现倭仁、曾国藩等“理学名臣”，曾出现所谓“咸同（即咸丰同治年间）理学中兴”。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是为封建守旧派服务的。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始终没有断绝。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在社会上发挥重大作用。一般来说，在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前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仍然是朱子学；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民国，官方的统治思想在变化中，而程朱理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朱子学仍然具有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的福建，朱子学内为新旧思想的论争亦十分激烈。一方面，以陈寿祺（闽侯人）、陈乔枞（闽侯人）、郭尚先（莆田人）、严复（闽侯人）、曾克耑（福州人）等为代表，治公羊学、西学，反对朱子学。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治西汉今文辑佚之学，以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和浙江诂经精舍为据点，登台授徒，著书立说。他们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今文尚书遗说考》等，宣扬公羊学，有功于今文经学。郭尚先官至侍讲学士，治经世有为之学，学问渊博，其与林则徐为莫逆之交，议论时弊，要求改革国内政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哲学上反对天人感应论和鬼神说，提出物质决定意识。他著有《增默庵文集》8卷。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学者，是西学、新学的主要人物。他宣扬达尔文“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观点，激发当时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并向清王朝提出变法维新的要求。他提出为学要有实和用，斥责朱子学、汉学为无实、无用之学，并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著有《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曾克耑接受严复的政治思想，反对程朱理学，著有《颂桔庐丛稿》、《曾氏家学》（是书于1961年在香港印行）等。
  另一方面，以孟超然（闽侯人）、陈庚焕（长乐人）、刘存仁（闽县人）、林春溥（闽县人）、陈庆镛（晋江人）、郑星驷（福州人）、辜鸿铭（厦门同安人）等为代表，坚持程朱理学，反对西学、新学，成为守旧派、洋务派的理论代表。例如，郑星驷在学术上极力推崇孔孟程朱、著《崇孔辟邪录》，此外还治汉学，著《尚书一贯录》、《春秋传分图便览》等。其著作汇编为一百余万字的《郑星驷著述》（福建省图书馆有其手抄本）。林春溥授翰林院编修，后主讲于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19年。林春溥著《春秋经传比事》、《四书拾遗》、《孔子世家补考》、《孔门师弟年表》、《孟子列纂补证》、《孟子后书补证》、《开辟传疑》、《古书拾遗》、《开卷偶得》等，汇辑为《竹柏山房丛书》。林春溥学术以宋学为主，兼治汉学，治经以性命义理和训诂考据并重，力图把宋学和汉学结合起来。他认为，朱熹学说虽集诸儒之大成，并未到顶点，后人又把朱熹学说发展了。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圣贤之言精微广大，无所不包，绎之有不尽之。”①因此，他认为朱子学必须创新才行。这是近代福建朱子学学者的一大特点。他提出“玄黄既判未有人而先有物”②的命题。林春溥又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人有血气性欲以相接则必争。故愚者常待命于智，而弱者常求庇于强，其智而强者因得结其辟而指挥之，如是者盖往往而聚，遂各据其方，各长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小分合又各就其胜己者而听命焉，时则有大国小国而莫统于一。③尽管林春溥这里讲的国家的形成、社会矛盾的产生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社会国家的出现不是天意，也不是圣人之意，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有合理因素的。
  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福建朱子学主要以孟超然、陈庚焕、刘存仁、陈庆镛为代表，下面加以论述。

①《四书拾遗自序》。 ②《开辟传疑》。 ③《开辟传疑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