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学校。在周代，正式出现中央和诸侯所办的国学，以及地方所办的乡学。当时的国学就分为小学和大学，入学者大都是贵族子弟。这一分法一直延续下来。对于小学，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说：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可见，小学教育有两方面的职能，一是品德教育，教之如何做人；二是知识教育，教之如何做事，合之为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的统一。礼属德育，乐属美育，射、御属于体育，也有军事技能；书、数属智育。其中，德育为首位。
  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是指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践履。儿童幼稚，只教他如何去做。《朱子语类》有反复的说明。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就是教儿童按照“忠”、“孝”、“弟”、“信”等道德伦理规矩去做。由于小儿只是学怎样去做，而不明白其中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没有辨别的能力。因此，在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时，也避免使其染上恶习。“圣人教小儿洒扫、应对，件件要谨，某外家子侄，未论其贤否如何，一出来便齐整，缘是他家长上元初教诲得如此。”只有从小很好地教其洒扫、应对，长大了便不会养成坏习惯，这就是要从小打下好的基础。至于礼、乐、射、御、书、数，则是所谓“六艺”。这里既有贵族所用的礼乐，也包括实用的知识技能。“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①
  此外，朱熹在《题小学》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②这些都是属于酬酢之事。
  同时，朱熹也注意到儿童教育内容的多样化。譬如，在洒扫、应对、入孝、出弟之外，还可以“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③。根据儿童的特点，“授书莫限长短，但文理断处便住；若文势未断者，虽多授数行亦不妨。”还要根据男女的区别，对女孩子需要教“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等等。④
  受小学教育后，便入大学。当时周京城郊外有辟雍，天子常到辟宫射箭或泛舟，其中有学宫。东边有东序，西边有瞽宗，北边有上庠，南边有成均，分别在辟雍之四门，故叫做四门学，都属于大学。大学也是养老、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
  到了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说：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大学没有“庶人”弟子的份，它只限于统治阶层。真正“民之俊秀”入大学是很难的，大学教育的范围是很狭隘的。
  大学有9年。隔年考查一次，即第3、5、7、9年考查。第7年的考查符合标准者名为小成，第9年的考查符合标准者名为大成，毕业后可量才授官。大学开学时，学生要诵《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说明是要学习从政。具体学习要十分认真，在《礼记·学记》有详细的规定。
  在大学阶段，以《大学》为教学内容。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朱熹撰写的《四书集注》，为元朝后诸朝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大学》的结构为经1章，传10章，其内容是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大学以此为教材，可知古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在《经筵讲义》中说：“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穷理”、“修身”、“正心”、“齐家”是内事，即是讲自身的修养；“治国”、“平天下”是外事，即是《大学章句序》中所说的“治人”。由此可见，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是有区别的。据《朱子语类》记载：
  问：“小学、大学如何？”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悌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且国既治，又却挈矩，则又欲其四方皆准之也。”①
  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高级人才。朱熹在《送李伯谏序》中说：
  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其有慨然兴起于学，而明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是则伯〓之德之修之验也夫！②
  这就是说，通过教育培养朝廷的有用之才，为国家服务。
  中国古代教育的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亦叫“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朱熹以“四书”代替“五经”。朱熹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联成“四书”，零散的儒家经典有了个精确选本，并精加“集注”，使中国古代文化以“四书”为骨干，形成完善的思想体系。朱熹说：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夫），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果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①
  朱熹并未否认“六经”的教育功能。他在《论语课会说》中说：
  古之学者，潜心乎六艺之文，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者，如此而已。后世设师弟子员，立学校以群之，师之所讲。……自秦汉以迄今，千有余年，所谓弟子者，皆不过如此。②
  古代教师以《六经》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本，后世亦应这样。不仅如此，朱熹还提倡学习“六经”之外的史籍。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不过，朱熹主要还是读“六经”。③
  对于“六经”，朱熹提出新的认识。他认为，《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如极数知来之谓，占莫大乎蓍龟，是兴神物。他说：
  盖古人淳质，不似后人心机巧，事事理会得。古人遇一事，理会不下，便须去占。占得乾时，元亨便是大亨，利贞便是利在于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④
  他确定《易》是一部卜筮的书，是符合《易》的本来面目的。既然本为卜筮而作，便否定了《易》具有神圣不可违背的经书的性质。他又说：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识理义峣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晓不得。圣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后来理义明，有事则便断以理义。①
  古人很淳朴，蠢然不晓得“义理”，因此而有《易》之作；后人明“理义”，事事理会得，便不卜以决疑，而是断以“义理”，这就动摇了《易》为经的神圣的地位。对于《诗》，朱熹认为，《诗》不是如孔子所说的是讲“思无邪”的。如“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至于孔子删《诗》，朱熹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那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以为孔子删《诗》为传说，并不可靠。如果以郑、卫之《诗》，都是“鄙俚之言”，“男女淫奔相诱之语”，则《诗》为经书的地位也就产生疑问了。②对于《春秋》，朱熹认为，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孔子当年是想写二三百年的历史的，并没有寓褒贬于其中。如果“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便是穿凿附会了。“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这样，《春秋》也不具经书的地位。③朱熹认为，《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其他礼制皆然，大抵存于今者，只是个题目在尔。”“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他说：
  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④
  甚至认为三礼，《仪礼》为主，大戴《礼》与小戴《礼》为《仪礼》之传。这样《礼》的经书地位也没有了。此外，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清人考据学派的学者予以肯定。
  由此可见，朱熹又把“四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以“五经”、史籍。早年他在同安县学时，他就发布《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告，强调读“四书”、“五经”，要求入圣贤之域，纠正只追求科举考试的偏向。后来在南康郡任上，向孔庙虔诚地献上《南康谒先圣文》，亲自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以《大学》之意制订《白鹿洞书院学规》，并主讲“四书”、“五经”。后来，把《白鹿洞书院学规》推广到岳麓书院，把“四书”作为主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