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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儒家的内圣成德和外王事功的基本思想，朱熹强调教育首要的是明“本”。朱熹在《静州府学记》中指出：
  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犹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顾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谨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②
  这就是说，由于学校教育的教学目的不明确，“怀利去义”，“忘本逐末”，学校虽然还存在，但是无异于虚设，而无所与以道德政理之实。因而教育便一代不如一代，比三代季世还不如。
  那么，这个“本”是什么呢？这个“本”就是儒家的“道”。朱熹说：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③这是因为，人之以生，天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赋予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之当然之则。可见，明“道”就是明道德伦理。朱熹又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④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又说：
  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于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①先王设学校以教民，因赋开导，使其明心修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推之君臣、社会人际。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的原因。
  在儒家看来，人们一日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理；也不能一日离开仁、义、礼、智、信五者之道德。因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为圣王教民之目。朱熹在《琼州学记》中说：
  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其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虑其由而不知，无以久而不坏也，则为之择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学校，而联之以师儒，开之以《诗》、《书》，而成之礼乐。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传是教而施之无穷者，盖亦莫非因其固有而发明之，而未始有所务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学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无远之不暨，而无微而不仕。此先王教化之泽所以为盛，而非后世所能及也。②
  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亲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其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简要地揭示出尊德性、道问学、道德伦理之要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对此五教之目，朱熹说：“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③他又在《戊申延和奏札一》中说：“臣闻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④朱熹便把此“五伦”概括为“五教”，“五伦”或“五教”便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⑤这样，朱熹就把“明人伦”作为国家各类学校的共同的教育目的。
  朱熹据《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分强调修身适用于所有的人。他在《经筵讲义》中说：
  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而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①
  “明人伦”是人人所必须的。通过教育，使人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恢复其天命之性，做到尽人伦。
  朱熹对教育的宗旨，在《玉山讲义》中还有综合的说明：
  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诸君肆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②
  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封建国家的最终教育目的。